在北宋時期畢A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後，經過歷朝歷代的努力不斷發展，活字原料又有擴展，制作工藝不斷提高，印刷品日益豐富。
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印刷技術也迅速地改變著面貌。在這壹過程中，揚州對傳統印刷術的傳承獨具特色。
王禎是元代初期農學家，他結合北宋時期畢A試驗過的木活字經驗，在安徽旌德招請工匠刻制木活字，最後刻成30000多個。
1298年，王禎用木活字將自己纂修的《大德旌德縣誌》試印。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裏就印了100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壹部木活字印本的方誌。
王禎創制的木活字，被他記錄在所著的壹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中，書中記載了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
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壹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由於在原有印刷的揀字工序中，幾萬個活字壹字排開，工人穿梭取字很不方便。於是他設計出轉輪排字盤，從而為提高揀字效率和減輕勞動強度創造了條件。
王禎用輕質木材做成壹個大輪盤，直徑約7尺，輪軸高3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
字盤為圓盤狀，分為若幹格。下有立軸支承，立軸固定在底座上。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壹個個格子裏。
排版時兩人合作，壹人讀稿，壹人則轉動字盤，方便地取出所需要的字模排入版內。印刷完畢後，將字模逐個還原在格內。這就是王禎所說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
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是排字技術上的壹個創舉。
元初重臣和著名理學家姚樞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
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A以後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A原有技術。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時期傳統技術。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余錄》、嘉靖年間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
印制該書***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萬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我國古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壹次用木活字印書。
清代磁版印刷術創造者徐誌定，於1718年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說略》。他將泥土煆燒後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書，采用的仍然是畢A用過的方法。
清代畫家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A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歷經30年，制泥活字10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翟金生又印了許多書。
後來的研究者在涇縣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制的泥活字數千枚。這些活字有大小5種型號。翟金生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A的發明泥活字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萬至200萬個。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我國古代傳統印刷術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這之中，揚州對傳統印刷術的傳承獨具特色。
揚州剪紙傳承人張秀芳，揚州玉雕傳承人江春源、顧永駿，揚州漆器髹飾技藝傳承人張宇、趙如柏，他們是揚州民間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和創造者。其中著名的是揚州雕版印刷“杭集刻字坊”第三代傳人陳義時。
杭集鎮，是揚州最為著名的雕版印刷之鄉，早在清光緒年間，陳義時的爺爺陳開良即開辦了杭集鎮最大規模的刻字作坊，當時的嫻熟藝人達30人之多。
後來，陳義時的父親陳正春再接拳刀，接刻了《四明叢書》、《揚州叢刻》、《暖紅室》等揚州歷史上壹批著名的古籍，再次將陳家“杭集刻字坊”的牌子做響。
陳義時從13歲時起正式跟父親學習雕版刻字。當時陳家在杭集開刻字作坊，陳父則是遠近聞名的雕版師。他們家曾修補了《四明叢書》、《揚州叢刻》、《暖紅室》等著名的古籍。
陳父在彌留之際，把陳義時叫到床邊，叮囑他：“壹定要將祖傳的雕版絕技傳下去。”陳義時含淚允諾。
陳義時後來來到了廣陵古籍刻印社，專門進行雕版刻字。壹盞臺燈、壹只時鐘、壹桌壹椅、壹把刻刀、壹把鏟鑿，這就是陳義時工作的全部。經他的巧手刻補，許多古籍重現生機。
陳義時壹生都和雕版打交道。在刀刻的壹筆壹畫中，他感受到了我國文字藝術的無窮魅力。
作為壹位我國當代雕版大師，也是全國唯壹壹位雕版國家級工藝美術師，陳義時有信心讓這朵“廣陵奇葩”綻放於文化百花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