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勤求古訓 師法前人悟發新解 金師常雲：習壹藝欲其工，當先窮其源，順流而下，初似難而後則易，反之，初似易而後則難矣。中醫之源，《內經》、《難經》、《傷寒》、《金匱》、《本草經》是也，猶儒家之四書五經，必須熟讀背誦，而胸中方能自有定見，其後再汲諸家之說，是非之處，可不為其惑。昔孫真人初不重仲景之法，治傷寒病多不應手，後宗傷寒治法，始嘆“仲景特有奇功”。故業醫者切當以讀書為本，古往今來，醫書汗牛充棟，不可勝數，皆前賢之經驗，可資借鑒。讀書務求四要，要勤、要精、要博、要貫通，需博覽與精讀相輔，背誦與理解合參。既要集眾家之長，又要獨立思考，善作分析，而後優柔冰釋，怡然理順，含英咀華，卓然自立而不阿。金師常年來集診務、任教、編著於壹身，猶手不釋卷，除精讀五部經典和許叔微《本事方》外，博覽歷代各家學說、西醫基礎理論和臨床書籍，旁涉中外文、史、哲、藝，奠定紮實的專業基礎和文學基礎。現雖年事已高，診務繁忙，然讀書之癖尤濃於當年。經五十年學習及臨證之反思，更註重基礎醫學的學習和探索，精研經文，兼收並蓄，以自己之見解再指導於臨床。金師認為：對經文及古籍所述之言，當執嚴謹之學風，必先深入、全面理解其正確含義，收集諸家評說，經自己思考、分析，方可作出學習結論，切不可望文生義，壹知半解，妄從前人之言而誤己誤人。有些醫理，是需要通過較長時間的反復推敲或臨床驗證，方能真正理解，正確認識。此即我們業醫者對祖國醫學鉆研、繼承、提高、完善所要肩負的重任。
如對《傷寒論》、《金匱要略》所論及之“脾約”病，雖歷代醫家已有定論，認為其病機乃壹為胃中邪熱盛，脾家津液少之胃強脾弱；壹為脾旺升津太過，胃燥復感邪熱之脾胃俱強，導致脾為胃行其津液之功能失調而成大便燥結。治療方藥均用脾約麻仁丸。金師在深究古意的基礎上，通過長期臨床觀察，提出脾約病非僅外感熱病有之，內傷雜病亦有之的新見解。認為其病機因於脾氣過勝，升散太過，輸津超常，而引起胃內津液不足。胃失滋養，受納失司，故癥除大便難外，每有顯著不欲食或雖食不甘、強食乏味癥狀。由於食量日減日約，導致體內水量需求不足，津液日耗日少。因是壹個慢性失津過程，故此類患者多在壹段時間內不為食減而使精神萎頓，此為燥盛獨盛脾強胃弱之脾約的特征(相當於現代醫學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治療上雖亦用潤劑麻仁丸主之，但外感之脾約劑量當大，每需服20丸許方能見效；而內傷之脾約劑量需小，壹般每次5丸至10丸即可，每治輒愈。金師曾治壹頎瘦老翁，不思飲食已年余，三餐量極微，食不知味，甚至少食壹餐亦無妨。終日不知饑餓而精神不衰，且健談，吸煙品茗均無異，舌脈如常人。以內傷脾約治法取之，七日食而知味，餐量已如常也，大便通而不泄。金師研學經典，每每精細如此。曾對筆者引章學誠《文史通義》之言：“凡能與古為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故學古而不敢曲泥於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 金師認為辨證施治作為中醫理論體系之精華，從古至今，倍受醫家推崇，其優越性自不可沒。然作為中醫，特別作為現代之中醫，決不能側重辨證施治而忽略、輕視了辨病論治之重要性，亦不能認為唯西醫方言辨病治療，長於專病專方專藥。時下眾醫皆謂仲景之《傷寒論》開辨證施治之先河，其實，縱觀傷寒，可知其中並無辨證施治之語，此僅為後世諸醫悟其無字之書而奉之。事實上，仲景無論在《傷寒論》或《金匱要略》中，都主張在辨病之中註重辨證，把專病專方專藥和辨病辨證論治緊密結合起來。《傷寒論》即是先示人辨病，再辨證、辨脈。如“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仲景是在示明“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之太陽病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再通過辨證分別出本證三型之不同及各自兼證、傳變之不同。《金匱要略》的最大特點是辨病辨證合參論治。對虛勞、嘔吐、腹滿、下利等癥仲景著重辨證論治；對百合病、陰陽毒病、血痹病等仲景側重辨病論治；而書中運用更多者，則是辨病和辨證相參的診療方法，諸如痙病、瘧病、胸痹、肺癰、寒疝、消渴、水氣、黃疸等等。可見辨病論治絕非西方醫學之特有，它也是中醫學的基本思想。病者、本也；證者，標也。有病方有證，“不能辨病，焉能辨證”。辨病之中即寓辨證之法。
何況，隨著日新月異發展之現代醫學的不斷沖擊和滲透，單純運用中醫辨證方法，已不能滿足社會、患者對現代中醫診病的厚望和需求。臨證中，不乏壹些拿著“三陽”及肝功能異常、膽固醇、甘油三酯偏高，尿蛋白異常報告單而暫無自覺癥狀的就診者。諸如此類“無證可辨”的乙型肝炎、高脂血癥、慢性胃炎患者，現代理化檢驗指標成為唯壹的疾病指征。這種新時期下的新情況，使傳統的中醫診療方法面臨了新挑戰，增添了新內涵。金師認為，如何將中醫宏觀辨病辨證和西醫微觀辨病辨癥有機結合，從生理、病理、病因、診斷、治療、藥物諸方面融合中西醫之不同觀點，以深化對疾病本質認識，提高臨床療效， 實不失為加速中醫現代化進程的壹種重要手段和途徑。對於推動建立在辨病辨證論治基礎上的祖國醫學向具體化、客觀化、標準化方面發展，對於促進中醫西醫在理論上的互相交流和滲透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辨病辨證相結合是目前臨床必須推廣運用的診療方法。 金師治病重視脾胃的觀點，源於《內經》，並深受許叔微、李東垣、薛己等醫家的影響。脾胃為後天之本，水谷之海，五臟六腑非脾胃之氣不能滋養；氣血津液非脾胃之氣不能化生。故東垣奉“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立齋尊“胃為五臟之本源，人身之根蒂”，而金師尤重脾胃對元氣的滋生作用。認為元氣雖然稟受於先天，由先天之腎精所化生，且遣藏於腎，但必須依賴後天脾胃精氣的不斷滋養才能不斷發揮其作用，而二者之間，脾胃的功能是至關重要的，起著決定作用。蓋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養。 非先天之精氣，無以立形體之基；非後天之水谷，無以成形體之壯。但先天之精血本身，稟受父母之後，也依賴於後天水谷的滋養培充，才能逐漸強盛。故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不足者，但得後天精心培育，或可補先天之虛而強壯。而後天之不足，若不得重新恢復其運化、滋養之功，則非但脾之氣日漸日衰，即使先天強盛之精血，也會因失於水谷精微的調養、充實而虛弱，導致元氣的匱乏。
金師認為：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同人體元氣的強弱密切有關，此即《內經》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元氣在人體中的防禦作用，決定於元氣的是否強盛；元氣的強盛與否，又決定於胃氣的是否強盛。因此，除脾胃本身的病變可影響元氣的化生外，凡病者，必有正氣水足，也必有不同程度的脾胃功能不足。治病當註重顧及脾胃之氣，此其壹也。既病之後，病輕者憂其病重；病重者慮其折壽；病危者懼其命亡，擔憂、思慮、懼怕之心常常懸於心中，而此又最易損傷脾胃之氣，使本已不足的脾胃之氣乃及元氣不能修復或進壹步耗傷，導致疾病向縱深發展變化，因此，如何截斷疾病的發展、變化，關鍵亦在脾胃之氣的復舊。治病當註重顧及脾胃之氣，此其二也。治療疾病之藥物多數情況下首先入胃，除加重脾胃的受納運化負擔外，其藥物的偏勝之性和副作用，首當其沖的影響脾胃。如苦寒之品易敗傷胃氣；滋補之品易粘滯胃氣；香燥之品易劫奪胃陰；溫熱之品易燥灼胃陰；諸多西藥也最易引起脾胃功能之失常等等。故如何盡量避免和彌補治療過程中對脾胃的傷害，對疾病的轉歸具有重要意義。治病當註重顧及脾胃之氣，此其三也。藥物入於胃中，必須通過脾胃的受納、運化、轉輸才能作用於患處，從而發揮其治療效能。若脾胃之氣不足，則其轉輸藥物功能必會減弱，而使藥物不能發揮出應有效能，故脾胃之氣的正常與否直接影響藥物的治療效果。凡病有脾胃之氣不足者，不論在病初、病中、病末，均當在首先考慮祛除致病因素的同時，及時、正確地彌補脾胃之氣的不足，以利藥物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治療作用。治病當註重顧及脾胃之氣，此其四也。凡此種種，可以李中梓壹喻概之“胃氣猶兵家之餉道，餉道壹絕，萬眾立散，胃氣壹敗，百藥難施。”
金師言：治病當重脾胃之觀點，絕非我所創，前代名賢已有諸多精妙論述。祖國醫學淵源流長，幾千年來形成了許多流派，如傷寒流派、河間流派、攻邪流派、丹溪流派、易水流派、溫補流派、溫病流派等等，而吾獨宗脾胃者，並非摒棄其他各種治療方法，而是經過五十年臨證的深刻體會，其中有經驗，有教訓，也有自己的探索，領悟到了脾胃在人體中的重要作用，對疾病發展、變化的重要意義。經過臨床運用，體驗到治療中處處顧及脾胃之氣所能收到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基此而發，基此而論。
本著治病當重視脾胃之氣的觀點，金師在治療過程中，除了運用治療疾病所需藥物外，每多註意兼顧調治中州的運化功能，並擅長運用理、消、和、養、補諸法調理脾胃。理者，即以異功散、六磨飲子、香砂六君丸等調暢脾胃運化功能；消者，即以保和丸、枳術丸、木香檳榔丸等消導積滯，健運脾胃；和者，即以半夏瀉心湯、逍遙丸、左金丸等和理脾胃、復常升降；養者，即以參苓白術散、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等攝養脾胃；補者，即以人參養榮湯、十全大補湯、歸脾丸等補益脾胃、調養氣血。特別註意並擅長慢性病康復期的脾胃調理。隨師臨證，確見金師能嫻熟恰當地運用是法諸方，常常左右逢源，效如桴鼓。
五、謹守病機 治學崇尚醇正和緩 金師治學崇尚醇正和緩之法。醇正者，即精壹不雜也。宗旨在於“義理之的當，而不在藥物之新奇”，即非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平庸之舉，亦非泥於古方而治今病者。“蓋天下之病，變態雖多，其本則壹；天下之方，治法雖多，對證則壹。故凡治病之道，必確知為寒，則競散其寒；確知其熱，則競散其熱；壹撥其正，諸證盡除矣。故《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景嶽全書》)。醇正之意即診病施治貴於精壹。金師的醇正思想又和他主張的“和緩”治法緊密聯系。金師曰：疾病雖然紛繁，然不越三因。不足者補之以復其正，有余者去之以歸於平，即和法也，緩治也。治病去其五，良藥治病去其七，亦即和法也，緩治也。臨證之際，金師以其紮實的醫理基礎和豐富的臨床經驗，每每臨事不惑，謹守病機，知常達變，以看似平淡之方，獲取神奇之效。曾有壹奉賢農婦，自初孕起左乳即隨月異常膨大。求診時，孕近七月許，患側乳大下垂幾近於臍，比右乳約大二倍許。曾多處診治，其癥依然。外、婦科均莫名其因，惟主手術切除。聞名前往求治，診脈滑，應指明顯，舌苔舌質無變化，細詢全身無任何不適。 金師雲：乳房屬胃，乳頭屬肝。今孕後陰血聚而養胎，胃失滋潤，燥氣偏旺故也。宜瀉胃經偏盛之氣，玉女煎可為之。遂擬處方：生石膏30g(先) 生地黃12g 川牛膝10g 肥知母10g 麥冬6g。7帖。復診已是左乳膨大略收，續服玉女煎原方。 壹月許復診，左乳已退縮至略大於右乳，如期平安分娩。玉女煎，見於《景嶽全書·新方八陣》卷五十二方，原治陰虛胃熱之煩熱口渴，頭痛牙痛，吐血衄血之平常之證。金師抓住陰虛胃熱之義理，異病同治，使孕後巨乳之罕見癥霍然而愈。又有八院壹護士，腹脹壹年余，脹甚則腹大如鼓，脹急難忍，屢用理氣消痞之中藥治療，雖矢氣頻作，腸鳴如雷，終不能消其脹，其苦不堪。延金師診治，斷為虛寒痞證。以赤石脂15g 淡幹姜6g 粳米30g 紫丹參10g為方，兩周腹脹若失。 此方乃《傷寒論》之桃花湯加丹參是也。仲景原治少陰病下利膿血， 具溫中澀腸之功。金師謹守病機，借治於虛寒頑痞，應手而瘥。凡此種種， 正如費晉卿所言“天下無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極乃為神奇。”
金師主張醇正和緩，並非廢棄峻猛之法、兼治之法，而是奉古人有是證便用是法是方之訓。當寒則寒，當熱則熱，當瀉則瀉，當補則補，當寒熱並用，攻補兼施之際，亦當機立斷而活潑灑脫取用之。總之，金師本《內經》之理，得南陽之用，參後賢之法，運變化之機，診治疾病以醇正和緩見長。此法此風，與目前醫界盲目頻用大方重劑的時弊，形成鮮明對照。 金師曰：自晉王叔和撰次《傷寒卒病論》，遂為醫家方書之宗。晉唐之際，方書漸為蕃衍。宋代《太平聖惠方》、《和劑局方》均為官書，方劑規範，乃得定法。明清兩代號稱近古，凡制方劑皆以古方名之，亦統稱謂成方。不論古方、成方所謂，總之制方之時，皆有嚴密君、臣、佐、使定法，結構微妙精當，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發。此乃前人經驗之精華，深得其意者，處方不必用奇品異術，而沈痼急險之病投之輒有神效，故臨證甚喜用之，五十年懸壺深感古人不我欺也。自古至今，方以億萬計，此甚豐之寶庫理當努力發掘，何棄之有! 學古方除知其方理方義外，還需求其始立此方為治何病，後人借以治何病，源源本本，壹壹明了，而後領悟其真詣靈活運用。張潔古所謂“古方新病，甚不相宜”之說， 乃為膠守古方者之妄言也。茲東洋漢醫，憑研究《傷寒論》中數方而治病，有效報道源源不斷，其深究古意之舉，切不可等閑視之。從師臨證之中，見老師憑其紮實深之醫理、方理基礎，擅長巧用古方。處方之時，總似雄兵百萬在胸，調遣自如，既源源自見，又見地獨特而療效甚捷。曾治王姓咽部遊火赤痛者，疼痛已兩月，西醫謂之“炎癥”，予青黴素、慶大黴素、先鋒黴素等抗生素，並服用清熱解毒之中藥，咽喉紅赤疼痛等癥無減。十天來舌苔轉灰膩，根部帶糙，味覺不減，診脈緩。此遊火為患，苔灰乃投大量抗生素，致使黴菌滋長、非傷陰竭津之故。擬散遊火作圖本之治。處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合桔梗湯。炙麻黃4.5g 制附子6g 北細辛3g 炙甘草4.5g 玉桔梗3g 生姜片1.5g 大棗6g。4帖。復診：服藥後咽喉紅赤漸消，色轉為紅嫩，灰膩之苔亦化，根部糙處亦潤， 脈緩，守原方不變。5帖。三診咽喉紅赤疼痛全愈，惟懸壅垂微有水腫。遊火初平，脈、舌診正常，因索成藥。宜固腎氣，附桂八味丸60g，5g壹日兩次吞服。 初診時囑力戒飲冷，病人謹守之。遊火宜反治，故速效。又治余姓老媼，10余年前起每經前輒發偏頭痛，逐年加劇，叠進麥角胺咖啡因、顱痛定、七葉蓮片、羊角沖劑、苯巴比妥、γ-氨酪酸無效，止痛片劑隨逐年遞加而療效遞減。 屢赴各大醫院檢查，均未發現陽性體征。年來天癸初絕，仍每隔3天必偏頭痛劇作，先兆見寒戰，時伴嘔吐，耳鳴，頭皮如虱嚙。近二月來因憂遊子客邊，頭痛愈厲。每下午2時許形寒如入冰窖，欲就寢加被十數條取溫。頭痛時顳部周圍如灼，困頓欲死狀。覆熱巾可暫緩其勢而痛終不止。夜深寢久，血脈轉和，又暴現身熱如燎，灼而無汗。因長期苦病折磨，形羸食減。苔薄白， 案舌淡紅，脈細。為血風頭痛，夾真寒假熱之戴陽癥；血風頭痛為本，少陰戴陽為標，審察病程遠近，二證關聯相因。擬虛則治其標，實則治其本。四逆湯主之：制附子12g 炙甘草4.5g 淡幹姜4.5g。壹劑濃煎三汁，均分3次服。首日夜寢即安睡4小時，次日晚寢9小時，頭痛大減，形寒微，余癥皆平。上方治至8帖，淩晨起寒戰如凜，未發頭痛，稍感精神恍惚。癥見反復，原法之上再佐治厥陰。前方加吳茱萸3g 潞黨參9g 生姜片1.5g 大棗9g。藥盡復診，頭痛已除，脈虛弦帶數。此少陰陽氣已回，故脈出。予四逆湯合麻黃附子細辛湯以翕合陰陽。3帖後再診，僅留額內颯颯然如風狀。患者喜告自頭痛除後，身心安泰，方知形神為己有也。診脈細，苔薄，陰陽合也，可祛遊風。議小續命湯5帖：凈麻黃4.5g 川桂枝4.5g 青防風4.5g 漢防己4.5g 潞黨參6g 杭白芍6g 光杏仁6g 制附子6g 北細辛3g 大川芎6g(原方中去黃芩以避寒中)。1月後追訪，小續命湯方盡之後諸癥若失，即銷假正常上班，且坐觀電影可至劇終。2年後隨訪，告曰頭痛未發作。病家嘆曰：初診受方而去，甚嫌藥輕價賤，恐難勝十余年痼疾。無奈遍醫累藥不效，唯抱姑且壹試之心，不意1帖知效，11帖痛止，20帖頑疾皆瘥，實神醫也!金師笑言，此非我之能，實古人成方功矣。金師有壹銘言:法於往古，融會新知，驗於來今，而後祖國醫學振興發展矣!
七、合理用藥 處方主張簡輕廉驗 金師素來註重合理使用藥物。認為病有輕重，治有緩急，盈縮之道，本可通權達變。但方劑規矩繩墨屬於公許者，則不可率意標新。吳鞠通《醫醫病書》論用藥分量雲：“近時蘇州醫用甘草必三五分，余藥皆五七分，至壹錢為重用，何病可治?此用藥少之過。本京有某砂鍋醫之名，用大剛大燥皆八兩、十兩， 1帖有用至數十兩。幼科用歸宗湯治痘證，10日之外，咬牙寒戰，灰白塌陷者，仍用大黃、石膏至壹、二斤之多，死而後已，此誤用多之過也”。吳氏疾首之論，可謂切中時弊，慨乎言之。挽近雜病處方風尚，用藥轉多轉重，壹處方動輒百藥，每味重至數兩，不論病之輕重緩急，寒熱補瀉，氣血陰陽，面面俱到，廣羅原野，以冀詭遇。曾見壹處方取藥五十六味治痰飲咳嗽，1帖之量重達數斤而其效平平，後用小青龍湯方治之3帖有效。可見，用藥之道，惟危急存亡之際，病重雜亂之時，藥輕不能挽救，非大其法不可者而用大方，否則，均當以常用定法處方。合理用藥之說，前人早加示範。八味藥物之內方劑者，《傷寒論》占94.7%； 《金匱要略》占92.7%；《肘後方》占82.2%；《普濟本事方》占72.2%；《世醫得效方》占76.3%。昔唐太宗氣虛下痢，百藥無效，飲牛乳湯若失；歐陽修久瀉不斂，法罄技窮，服車前子散霍然。誠治病之肯綮在於切中病機也。 何況天地之間生植有限，藥物資源何堪浪費不顧。行見若幹年後，資源日枯，病家何賴! 振興中醫，振興中藥，何以善後!金師因此自定“三不”準則：能用單方不用復方； 能用小方不用大方；能用輕劑不用重劑。處方用藥以簡、輕、廉、驗為特色。臨證明審病機，深通藥性，審時度勢，恰當用藥，除復方簡約精專，取藥常在8-12味外，還善長於單方治病。如胃下垂，時下眾醫多用補中益氣湯合枳術丸治之，亦有以胃陰不足論治，取益胃湯加壹貫煎。金師據其食少乏運，動搖常聞腹內漉漉振水聲之主癥，獨崇許叔微“癖囊”之說。癖為結聚，其來漸也，鬲中積飲成癖，形成科臼。因氣道閉塞，經絡不通，津液不行，故水飲停在胸府或下而停聚溢於臍部，所謂“水則流濕”。患者每形體雖瘦，胃腑之中停蓄飲邪則存在，所以飲少食減。自與津液消鑠，體液不足，陰虛火旺之體征不同。癖囊患者口幹或舌質紅絳，反不喜飲者，乃脾不為胃行其津液之故。金師治療本病亦仿照許氏原意，以壹味蒼術取之，僅以湯代丸，以利服用。其法用蒼術20g煎湯，如啜茗狀，即時頻頻呷服壹、二口止飲，不可壹飲盡杯，以加重胃腑負擔。頻呷移時盡半杯，再加沸水滿，如此盡壹天量以味淡為度。10天為壹療程，連服1～3月為宜。曾治30余例， 療效均佳，蒼術，有除濕滌飲功效，重在大振脾陽，《局方》平胃散條言蒼術：“常服調氣暖胃，化宿食，消痰飲……”。癖囊服蒼術後，口幹反潤，舌絳轉淡，乃胃腑津液得行之故。
輕者，指用藥量輕。金師認為治病貴在顧護胃氣，胃氣存者，雖重病易瘥；胃氣虛者，雖輕疾難療，此乃壹切飲食藥餌均賴胃之運化故也。 故金師處方用藥皆酌之又酌，不濫用多用壹藥，力求藥力適度直達病所，中病即止。處方用藥提倡輕劑為宜，不主動動輒妄投重量藥味，每劑總量大多不超過75～100g，以喻“四兩撥千斤”之功，而每奏如鼓應桴之效。 金師彬彬，虛懷若谷，有儒醫風範。壹生塵視名利，疏於家業，唯孜孜不倦，以畢生精力獻身中醫事業。金師曰：人命至重，貴於千金，故醫之為道大矣，醫之為任重矣!為醫者，必須以“精”、“誠”二字為宗旨。精者， 即用心專壹，精勤不倦，博極醫源，使之醫技精湛。誠者，即對醫業忠誠，對病人真誠，對同道坦誠。醫為仁術，真正的醫生必具仁慈之心，立誌“普救含靈之苦”，將自己的得失榮辱置於身外。無論何時何地，所遇病人皆當如至親之想，若自身之苦，竭誠以待，盡力赴救。省病診疾，至意深心，纖毫勿失。如是者，方能將其精湛醫術施於大眾，拯救病家於苦難之中。反之，雖有良術卻無仁心者，但自逞俊快，邀射名譽為務，不會對社會、對他人有益。曾在華東醫院、市六醫院工作多年，西醫病房每遇疾病危篤，多延中西諸醫會集，***商診治大計。其中學術平常者，不過輕描淡寫，而見識高明者，若直抒已見，唯恐招人妒忌，萬壹不效，又慮損及醫名，瞻前顧後，亦是大同小異而了事。漸成會診之時弊。此生死存亡之際，尚且患得患失，何況平時乎?!故“誠”者，乃為醫之最要也，而“誠”之中，又以不自慮吉兇得失榮辱為最難矣!愚有幸隨師學習，目睹金師之醫德醫風，深感於懷， 受益非淺，容不壹壹呈上。竊以為繼承當自金師為醫之“誠”而始。
金師待人謙和，同道之間能友善相處，坦誠相待。學術上之異議，從不違心奉迎，必面直已見，而在病家面前、同道背後，從不說長道短，議論他人擡高自己。解放之後，金師服從上級按排，幾易工作環境，無論職位高低，醫院大小，均不推辭挑剔，欣然前往，勤懇踏實做好本職。金師言：醫者，上能與帝王同坐，下可隨乞丐並立。交結甚廣，無貴賤可言，惟謙虛隨和，坦直不阿，方能立足醫林。
金師主張醫貴務實。學習當紮實，審證當詳實，辨證用藥當切實，撰寫文章當真實。特別是著書立說，白紙黑字，乃流傳後世之舉，均當謹慎細致，真實可靠，不能有半點虛假。故金師雖年逾古稀，以有恙之體，不辭辛勞，請教同道，查閱資料，壹絲不茍，編寫醫學著作及講稿，為中醫事業勤奮工作，堪為我們晚學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