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康乾君主謹慎地牽引中國社會這艘古老的大船，沿著原有的航線進行再壹輪沖刺的時候，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8頁)。西方社會爆發了壹系列改天換地的偉大革命，迅速地脫離傳統的發展路線而突然加速前進，躍上了世界文明進程的制高點。
1640年，英國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美國1775年進行了獨立戰爭；法國1789年爆發了大革命。意大利從1859年資產階級奪取政權、 俄國從1861年廢除農奴制、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也都不約而同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些革命，不論勝利與否，徹底與否，其結果都加速了封建專制統治的滅亡，推動了民主政體的建立，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
17世紀以後，科學革命席卷了歐洲。歐洲科學革命的先驅哥白尼於1543年發表《天體運行論》，闡述了以太陽為中心的天文學說。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體和鐘擺運動，發明了望遠鏡等科學儀器，大大改進了科學觀測手段。特別是在17、18世紀之交，牛頓發現了運動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闡述了經典力學理論。繼牛頓之後，大批科學家、技術家、實驗家湧現，大批科學成果誕生，大批科學研究機構成立，研究自然科學在歐洲蔚然成風。壹個科學、技術、實驗三者鼎立、互相牽引、彼此促進的互動新機制形成，為生產力的發展註入強大的動力。
從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
在棉紡織業，1733年凱伊發明飛梭，大大提高了織布的效率。1764年織工哈格裏夫斯發明了手搖紡織機，即著名的珍妮機。機器的使用，使紡織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動力機器方面，1769年瓦特發明了單動式蒸汽機，1782年又制成了復式蒸汽機。1785年英國的棉紡工廠開始用蒸汽作動力。1769年法國人柯格諾特制成了第壹輛蒸汽推動的三輪汽車；1807年美國人富爾頓制造了第壹艘輪船；1814年英國人斯蒂芬孫發明了蒸汽機車。蒸汽機的普遍應用使工業擺脫了對自然能源的依賴，使勞動生產率幾倍幾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紀30年代發明了用焦煤煉鐵的新技術，改變了傳統的以木材為燃料進行冶鐵的落後工藝。60年代，出現了巨大的熔鐵爐，此後又研究出了精煉法。煉鐵技術的革新，不僅推動了冶金工業的進步，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煤炭工業的發展。
工業革命使英國經濟出現了騰飛。據統計，1776年至1800年棉紡織品出口從670萬英鎊增加到4143萬鎊，24年間增長5.18倍。毛織品在1788年生產7.5萬匹，1817年則達到49萬匹，增長5.53倍。煤的年產量，1700年為500萬噸，1795年增至1000萬噸，增長1倍。生鐵產量，1740年僅為17350噸，1806年則猛增至258000噸，增長13.87倍。工業的發展導致諸如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壹批新興工業城市的出現，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紀70年代時，城市人口已占全國總人口的1／2。
在經濟發展全面加速的18世紀，交易的壹切工具都合乎邏輯地使用起來了。在工業發展、商業繁榮的基礎上，歐洲國家的市場進入了更高層次，證券交易、信貸已很活躍，證券交易所拓展了他們的活動，倫敦模仿阿姆斯特丹並試圖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時趨向專業化發展，欲成國際貸款之要地，日內瓦和熱那亞參與這些危險的遊戲，巴黎摩拳擦掌，開始亦步亦趨，這樣壹來，錢款與信貸便起來自如地從壹處流到另壹處。(布爾：《資本主義的動力》第18頁)形形色色的信貸證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發和國際支付業務，整個市場被活躍的信貸和貼現所推動。
這時，西方國家向全世界擴張的步伐也驟然加快。他們紛紛走出國門，建造大艦巨舶，組織商船隊和貿易公司，進行航海探險，致力海外貿易，到世界各地尋找商業機會，掠奪金錢、土地和人口，進行原始積累。貪婪的西方商人，確信自己的好運在遠方，行走於全世界並把商品帶到世界各地，追逐豐厚的利潤；炮艦和軍隊用刀和劍在各個殖民地上建立起統治；外交使節和傳教士到處奔忙把政令和聖經傳播到各個角落，並熱衷於搜集情報，了解各地的情況。美國獨立條約的墨跡未幹，當其還 處於英國的威脅之下時，海商就已遊弋七大洋，去尋求貿易。到達中國的第三只船實驗號只有84噸，乃至被認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現了願意為可能獲得的利潤冒最大危險的精神。據估算，英國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僅從印度運回本國的貨物和貨幣總值達120億金盧布；17011810年從西部非洲販運200萬黑奴，進行貿易。
紡織工序的逐步機械化、焦炭煉鋼、蒸汽機的應用、工廠制的出現，農業的發展、農村購買力的增加，市場的興旺、商人的活躍，航海的進展、殖民地的開拓、交通運輸的改革等等，許多舉措、許多事件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推移演變，推動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化，跨進了近代社會。壹個生產力如地下泉水噴湧迸射的人類新時代全面展開。
壹潭死水
在變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卻表現出驚人的麻木和極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絕開放，囿於傳統、反對變革，滿足現狀、固步自封，特別是限制工商業、蔑視科學技術、閉關鎖國、加強集權、禁錮思想的做法，愈加嚴重地制約著社會的進步。
與西歐國家不遺余力地保護工商業發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為末業，認為興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雍正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欲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壹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壹耕稼之人。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群趨而為工，則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含輕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茍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清世宗實錄》，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張在廣東招商開礦，雍正表示堅決反對：今若舉開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壹，難以稽察約束，恐為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為此僥幸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東華錄》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朝廷對民間手工業在經濟上實行高額征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在政治上或則限制其開設，或則控制其流通，或則嚴格約束工人，或則指定特許的商人，對工商業的發展千方百計地壓抑阻撓。封建官僚濫施淫威，而工商業者沒有公開進行對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權的腳下，任其蹂躪。因之，雖然當時中國六個大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世界最先進的倫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業為本位，商人和手工業主在政治上起著重大作用，參與城市管理、審查預算的情況，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中國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軍事中心，大多數城市的繁榮依靠官吏、地主、軍隊及其附屬者的消費，而主要不是依靠工業制造與遠程貿易。
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終清壹朝，彌漫著輕視和蔑視科技之風，把科技知識視為形而下，把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發明火器連珠銃，壹次可填發28發子彈，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然而清統治者抱著騎射乃滿州根本，不僅不采用，反而聽信饞言，將戴充軍關外。1792年，英特使馬戛爾尼送給乾隆80壽辰的禮物中，有天球儀、地球儀、西瓜大炮、銅炮、各種自來火炮、西洋船模型、望遠鏡等29種，清廷只是將之作為貢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賞或鄙薄，根本未想到這裏的科技含義及其中的軍事價值。馬戛爾尼曾邀請清軍將領福康安檢閱英國使團衛隊演習新式武器操練，福康安竟拒絕說：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作，諒來沒有什麽稀奇。康熙帝對自然科學懷有濃厚的興趣，宮廷中羅致了許多懂科學的耶穌會傳教士，聘請了壹批數學家研究天文數學。但是西方科學未跨出宮廷壹步，只供皇帝個人欣賞。雍正、乾隆兩位皇帝對自然科學均無愛好，加以康熙末年由於禮儀之爭，羅馬教廷與清朝的關系破裂，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徹底阻滯了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傳入和交流。
閉關鎖國、拒絕交流是清廷對外關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時期，是人類歷史從分散走向整體的時代，是經濟國際化趨勢日漸明顯的時代。中國在對外關系上卻采取了逆時代大潮的封閉國策。對外政策的著眼點是懷柔遠人，外夷歸附，宣揚恩德以保持國內秩序的穩定。至於航海探險、遠洋貿易、對外擴張，這壹切既缺少實行的手段、能力，也沒有試探的興趣。它不重視對外貿易的經濟利益，只把通商當作懷柔的手段。當英國商人給清朝的文書中要求擴大通商，聲稱中英通商與天朝有益時，乾隆皇帝諭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準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乃該夷來文內，有與天朝有益之語。該督等不但當行文籠統駁飭，並宜明切曉諭，使知來廣貿易實為夷眾有益起見，天朝並不藉此些微遠物也。(《清高宗實錄》，卷六四九)他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壹封信中講：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粵海關誌》，卷二三，第8頁)清王朝的對外政策就是建立在這種天朝上邦意識和傳統的自然經濟觀念以及諸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之類的儒家經典之上的。因而，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而並非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需要。它盲目堅持天朝體制，以四夷之***主的面貌出現，在國際關系中，既不考慮交往的平等性，拘泥於三跪九叩之類禮儀末節；也不考慮經濟利益，用朝貢代替國際貿易。
對外關系的著眼點決定了對外交往的排斥態度。當西方竭力尋找新航線，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發展海外貿易之際，清統治者正在為海岸線的不寧而焦躁不安。對於遠道涉洋而來的西方國家，莫不以夷狄視之，把構築壹道堅實而綿密的藩籬，將最危險的西洋人隔絕於國門之外視為基本國策。康熙初年壹度開放海禁，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是，又決定不準外國人來華貿易。按傳統做法，只有在外國人對華朝貢期內允許貿易，期限壹過，即停其貿易，貢使便打道回國。外國人在貢期外從事貿易，康熙初年只有兩次。康熙五年時宣布：下不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這項政策，影響了清朝100多年，後世子孫頑固地堅持不準外國人來華貿易，貽誤了中國的發展。清朝對對外交流進行嚴厲限制，首先對出口商品有嚴格限制。軍器、火藥、硝碳、銅鐵可以制造武器，均在嚴禁之列，米麥、雜糧、馬匹因內地缺少，亦禁出口。書籍則可能泄露中國狀況，也不許運往國外。中國本來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遠洋。到康乾時期，世界各國的航海業突飛猛進，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卻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只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對於出洋的水手、客商，防範極嚴，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中國人到外國貿易，立定年限回國，如逾期不歸，永遠不許返回，即使三世居於外國的華僑，也要設法招回治罪並株連其家屬。這種以天朝大國自居，采取不與西方通商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給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當歐美國家紛紛走上實行民主政體的道路，消除專制制度的時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卻在壹步步收緊權力之網上的綱繩，把封建皇權推上空前集權的巔峰。這種體制避免了歷代王朝經 常發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權和武將跋扈、文官植黨以及士人非政的現象，但更加缺少約束和監督機制。官吏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貪汙腐化，賄賂行私層出不窮，最終不僅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陷於停滯，而且嚴重阻滯了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變革之路。加以國際大勢劇變，中華民族已瀕於西方列強宰割的絕境。
同政治體制相適應，在文化上把儒學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學。清廷壹方面引導知識分子只鉆研儒家經典，科舉、考試，要以朱子的註釋作為準則，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另壹方面采取高壓政策，文字獄盛行。知識分子只好潛心古籍、埋頭註疏和考據。禁錮思想實際上是禁錮人的創造性。當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最需要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時候，主導中國未來的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體系，卻如壹潭死水般的沈寂。在這種沈寂中，中國不可能不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長夜無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而拒絕開放、拒斥變革，其結果烈火烹油，夕陽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後中國社會驟然下跌。極端的閉關，把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距離大大拉開了。
以中國最為自豪的農業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沒有變化，全國人均糧食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國，每個農場都有壹部蒸汽機；在美國，人均糧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業方面，中國工業人口已相當龐大，如景德鎮有工匠10萬人，荊州到重慶間有纖夫10多萬人，蘇杭織工達三四萬人，佛山織工近5萬人；在雲南礦區和壹些老林中謀生的人不下百萬之多，廣州靠在洋船上謀生的也有幾十萬人之眾。但這個數字與全國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這些工人，要麽是手工業者，要麽是純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機器工人幾難壹見。而在歐美，蒸汽動力已普遍應用，如英國，1800年僅321臺***5210馬力，到1815年就達到15000臺***375000馬力，到1840年為止，英國工業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這段時間，中國年產鐵約2萬噸，不及法國的1／10，不及英國的1／40。中國的第壹座煉鋼平爐建於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壹艘汽船造於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國，紡紗女日產五六兩，高的達到十兩，也有連日帶夜紡出十二兩的。在美國，1825年每個工人看管200個錠子，日產1000絞棉紗。鐵路更顯示西方發展之快，1825年英國建造了世界上第壹條鐵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鐵路總裏程達9000公裏，而中國這時還不知鐵路為何物。中國的機器工業出現在19世紀末期，比英法美等國的工業革命完成的時間還要晚幾十年。
軍事上，明末清初已引進並使用西方大炮。但後來，為了使八旗騎兵弓馬的技術特長不致失傳，廢用大炮等熱兵器，恢復大刀長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長槍大炮到這時被看成了妖術，軍艦則被目為怪物，廣州守將對付英國人的是驅邪的馬桶、穢物等。
科學方面的差距尤為明顯。明朝之前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科學最發達的國家。迄時世界上重要的發明創造和重大科學成就大約300項，其中中國約175項，占57%以上。總體上說，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間仍是互有短長。經過清朝200多年，中國的科學技術已全面落後於西方。在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等方面，中國比西方晚了幾乎兩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下半葉，這些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才緩慢地介紹到中國。
馬克思、恩格斯在《***產黨宣言》中說：資本主義在它的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西方社會迅速地 推進到壹個更高的歷史發展階段，相形之下中國則在封建主義的遲暮中步履蹣跚。落日雖然輝煌，跟踵而來卻是長夜無歌。在走向現代化的今天，反省我們民族的這段歷史，最要緊的，是獲得壹份警醒、壹份自覺：對當前以及未來世界歷史大變動、大發展、大轉折要有清醒的認識，對我們的國情、長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懷面對世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