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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孔孟外用文章表現大同的是誰

孫中山先生有壹篇叫天下大同的文章

《大道之行也》的原文——大道之行也 , 天下為公 ,選賢與(jǔ)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guān )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 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 也 ,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過三次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即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康有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大同社會主義空想;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民生主義空想。這三種空想都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專制制度的厭恨和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盡管康有為和孫中山設計的方案不同,但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的政治主張,和孫中山倡導的“天下為公”的思想不能說沒有相通之處。

領導震驚中外的戊戌維新運動和撰寫《大同書》,是康有為對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文化思想寶庫最重要的貢獻,是值得後人懷念的。

康有為生於1858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他受老師朱次琦的影響,青年時便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他早年去過香港、上海等地,接觸到壹些西方資本主義的事物,還攻讀了壹些介紹西學的書,因而深感中國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國”夜郎自大了,這使康有為的革新思想逐漸萌發,並把學習外國,搞改良當作救國救民的真理。

貫通中西思想的《大同書》,醞思較早,而正式成書較晚。

康氏自稱早在1884年就開始“演大同主義”,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1898年秋,康有為在日本時,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時,最後成書。《大同書》初名為《人類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壹。當時除梁啟超等少數門徒看到過外,很少人有機會目睹這部傑作。直到1913年才第壹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發表在《不忍》雜誌上。1919年由上海長興書局將甲乙兩部合刊印成單行本,書名為《大同書》。壹直到1927年康有為死後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錢定安將全書交給中華書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書》。

康有為為什麽要寫《大同書》呢?他本人是這樣說的:

“吾為天遊,想象諸極樂之世界,想象諸極苦之世界,樂者吾樂之,苦者吾救亡,吾為諸天之物,吾寧舍世界天界絕類逃倫而獨樂哉!”(《大同書》見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頁)可見,康氏的目的是為了救苦救難,救國救民。

戊戌變法失敗後,血的教訓,使康有為看到國家民族的苦難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遊歷歐、美等地,尋找醫國治民的良藥,西方資本主義進化論學說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對他產生了影響。但是康氏《大同書》的思想仍基於儒學的“不忍人之心”的博愛觀,“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據《春秋》公羊三世說和《禮運》中的“小康”、“大同”說,運用今文經學的交易哲學,表述了人類歷史的三個階段,即由“據亂”進為“升平”(小康),由“升平”進為“太平”(大同),那時人們都成為快活無比的“神聖”。而這種大同極樂世界,正如《禮記·禮遠》篇所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不閉,是為大同。”康氏在《大同書》中追尋的理想社會,就是這樣既有中國社會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世界。

《大同書》全書***30卷,約20萬字,分為10部,甲部《入世界觀眾苦》,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丙部《去級界平民族》,丁部《去種界同人類》,戊部《去形界保獨立》,己部《去家界為天民》,庚部《去產界公生業》,辛部《去亂界治太平》,壬部《去類界愛眾生》,癸部《去苦界至極樂》。

康氏以民主主義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會主義的空想,用他的彩筆,勾畫出壹幅人類未來社會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藍圖,它具有進步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壹書中將《大同書》的內容曾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1.無國家,全世界置壹總政府,分若幹區域。

2.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3.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壹年,屆期須易人。

4.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5.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6.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7.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8.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9.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幹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設公***宿舍、公***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為最嚴之刑罰。

12.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13.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盡管《大同書》問世以來,學術界對其評價毀譽不壹,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有幾點是應該加以重視的。例如:

其壹,他激烈反對“獨尊”,詛咒專制皇帝為“民賤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沒有什麽臣妾奴隸,也沒有什麽君主統領,更沒有什麽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處,過著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別雖有,可是並不懸殊。

其二,重視發展生產。康氏在《大同書》中描述了壹個具有較高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它主張廢除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制,然後全部實行機械化、自動化和電氣化,生產力高度發展。

其三,特別重視教育。在康氏看來,大力發展學校教育是大同世界進步的巨大推動力。他說:“太平世以開人智為主,最重學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學、中學、大學,人人皆自幼而學,人人皆學至二十歲,人人皆無家累,人人皆無惡習,圖書器物既備,語言文字同壹,日力既省,養生又備,道德壹而教化同,其學人之進化過今不止千萬倍矣。”(《大同書》)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書》中所謂“專家界”,就是實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關系和綱常名教的束縛,實現資產階級的人權、自由、平等、獨立和個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張廢除國家,走向“去國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無邦國故無有軍法之重律,無君主則無有犯上作亂之悖事,無夫婦則無有色欲之爭,奸淫之防,……無宗親兄弟則無有望養、責善、爭分之獄,無爵位則無有恃威、估力……佞諂之事,無私產則無有田宅、工商、產業之訟……”(《大同書》)

其六,在《大同書》中康氏把“人”擺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哲學上有所謂“理”、“欲”之爭,其實質是人本主義和禁欲主義的爭論。康氏在《大同書》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虛偽性和殘忍性,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泛愛眾”思想和佛家“慈悲”觀念,舉起了樸素的人本主義的旗幟。儒家“仁”的思想滲透在《大同書》的全部內容之中,康氏把“仁”與“人”糅合為壹體,指出“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為人。”康氏的仁道主義是從反程朱理學的角度提出命題的,在《大同書》中他把“人”擺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這是十分可貴的。

盡管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了許多獨到的精辟的見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放出異彩,但由於當時社會條件及康氏在政治實踐上堅持改良的限制,使他這壹獨特的見解只能成為壹種烏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壹條到達大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