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誰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圖書編撰的繁榮是私人建造藏書樓指縫....
兩宋雕版印刷黃金時代中的杭州刻書業研究
提 要：兩宋時期，憑借吳越國、南宋兩次建都以及商業繁華、手工業發達之便利，杭州成為全國4大刻書中心之壹。筆者試就杭州刻書業興盛的成因，南宋定都臨安後官、私、坊3大刻書業中，尤其是“坊刻”對傳承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卓越貢獻，以及兩宋杭州刻本的風貌與特點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兩宋 杭州 刻書業
作者仇家京，杭州圖書館專題文獻中心古籍地方文獻組副研究館員（郵政編碼 310006）。
宋代享國300余年，面對北方的威脅，軍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禍，中原淪陷、繼而高宗渡江、向金稱臣，蒙受了恥辱，但在刻書印刷業方面卻成績卓著。元人吳澄雲：“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授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這就是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壹書中譽之為“宋代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書業則是處於兩宋雕版印刷黃金時代中的佼佼者。宋代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稱“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即是此意。筆者試就兩宋杭州刻書業的成因、南渡後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繁盛以及刻書特點進行闡述。
壹、杭州雕版印刷素負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來，雕版印刷業已相當發達。吳越王錢鏐在“天下大亂，豪傑蜂起”的五代十國紛爭之際審時度勢，采取“與其閉門作天子，不如開門為節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納土歸宋的策略，換來了“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的太平局面。錢氏諸王恪守錢鏐遺願，謹慎守土，發展經濟，為杭州的雕版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吳越錢鏐及其子孫信奉佛教，統治杭州期間，興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吳越王三世錢俶，先後在顯德三年（956年）、乙醜（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規模主持刻印佛經，印數達20余萬卷。其中藏於杭州雷峰塔塔磚之內的《壹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即刻於宋開寶八年（975年）。從這些存世的經卷實物來看，紙墨俱佳、刻印精良，已達到了較高的工藝水平。
宋承五代之後，生產力的發展已至中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水平，開辟了我國刻書史上的第壹個輝煌時代。浙江手工業發達，商業興盛，又盛產紙張，具備發展雕版印刷業的有利條件，而杭州在五代時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術頗負盛名。北宋國子監除了遍刻儒家經典以外，還大量校刻史書、子書、醫書、算書、類書、詩文總集。這些監本雖發行於汴梁（開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所稱：“浙本字體方正，刀法圓潤，在宋本中實居首位。宋國子監刻本，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資治通鑒》，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版。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時，杭州不僅承擔朝廷刻書，“市易務”等公私刻書也很多。地方官刻書，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銜名，經杭州詳定官重詳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張君房知錢塘時刻印《雲笈七簽》《乘異記》《麗情集》等；翟昭應知仁和縣時將《刑統律疏正本》改為《金科正義》鏤版印賣。私人刊印者有臨安陳氏萬卷堂、錢塘顏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書有杭州晏家與錢家。寺院刻書則有淳化、鹹平間龍興寺刊《華嚴經》，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韓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實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統治者為宣傳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讀書、刻書。如宋蒙學課本《神童詩》所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壹時成為社會價值取向，更使得圖書需求量與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讀書、勸學為重，地方官刻書成為時尚。陸遊、範成大、楊萬裏、朱熹、張栻等百余人在各處做官之處無不刻書。他們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鄉賢名宦著述。公余之暇，會同屬吏以校雕刻書為美績。至於各地士大夫刊其師友著述，或將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勝枚舉。兩宋的學術活動空前發展，科學、文化、歷史、哲學著述豐富，編撰成績斐然，這又促進了雕版印刷的發展。官私刻書蔚成風氣，這就為雕版印刷業的發展營造了巨大的出版業市場。而活字印刷的出現，則是雕版印刷技術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宋括在《夢溪筆談?技藝》中記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1042—1048年）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印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壹印，火燒令堅。先設壹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壹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壹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壹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婁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盡管至今還沒有發現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實物，但是通過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透露的信息，我們可以得知950多年前，畢升所創制的泥活字印刷技術，從制字、排版、印刷、貯字等工序上已具備了後世鉛字排版印刷術的基本原理。《夢溪筆談》中泥活字印刷工藝，或為杭州籍科學家沈括親見並記載，而畢升所遺活字及排印器具亦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學者推測畢升是杭州人，雖缺乏文獻佐證，但也足見杭州與活字印刷術的淵源。
二、宋室南渡後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極盛
紹興八年（1138年），自高宗“車駕駐蹕臨安”起，終南宋之世，歷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等九帝，達140年之久。自高宗遷都臨安後，隨著中央政權的南移，財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驟增，商市繁華，官府衙署的相繼修建，杭州更是壹躍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正所謂“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時，手工藝有了更高水平的發展，兩浙又是全國的造紙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紙墨的質量與產量超越前代，為杭州刻書印刷業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北宋亡，汴梁的壹部分雕版刻印業南遷杭州，杭州成了當時全國雕印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
南宋經濟繁榮，文化進步迅速，著述人才輩出，科舉制度的勃興，更為杭州刻書業推波助瀾，公私刻書兩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寧宗、理宗時，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極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鹹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間，曾3次纂修、刊印府誌，這就是被譽為方誌之上駟的《臨安三誌》，折射出當時濃郁的學術文化氛圍與刻書業的興盛。史載，嘉泰三年（1203年），來杭投考太學者37000人。來京應試的各路生員及京城的各類學生與官員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書籍需求，更是推動了官、私、坊3大刻書業的繁榮。
南宋官刻本，除了國子監、秘書省可以印刷書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壽殿、左廊司局、修內司、太醫局、臨安府、臨安府府學、浙漕司等，刻印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各類之書。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講院、北關接待妙行院、西湖凈慈寺、菩提教院、凈戒院刻印的佛教經籍。坊刻本，據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統計，杭州書坊可考的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宅書籍鋪、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臨安府眾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要求賈官人宅、臨安府修文坊相對王八郎家經鋪、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經鋪、保佑坊前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橘園亭文籍書房、杭州積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經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二郎經坊、臨安趙宅書籍鋪、臨安李氏書肆、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鐘家、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榮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從汴京遷來。
當時臨安城中有禦河，河有棚橋，有長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這壹帶書坊所刻之書，為宋以後的歷代藏書家所珍視，稱之為“書棚本”。在杭州諸多書坊中，尤值得稱道的是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起父子陳宅書籍鋪。20世紀60年代，北京圖書館編印的《中國版刻圖錄》收錄全國公藏單位的189種存世宋版書中，浙江刻本75種，其中杭州刻本就達45種，且多為坊刻本。今為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唐女郎魚玄機詩集》壹書，卷終鐫“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為歷代遞藏者所寶，鈐印累累，即為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陳起（亦名陳彥才、陳道人），字宗之，號蕓居，著名出版家、圖書編撰家。據有關學者考訂，陳起當生於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壹生經歷了孝宗、光宗、寧宗、理宗4朝。陳起有藏書樓名“蕓居樓”，酷愛讀書，有《蕓居乙稿》行世。從時人“生來稽古心，文士獨知音”“成卷好詩人借看”“每留名士飲”的說法，甚或被文士譽為“知音”，可見其在當時的文壇頗有影響。方回、劉克莊、吳文英等許多著名作家都與他交遊唱和。所刻書自有壹般書商不能企及的學術與市場眼光，且校印精審，為世人所重。陳起壹生刻印過大量圖書。據統計，陳起編刻唐詩別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傑《王勃集》《楊炯集》《盧照鄰集》《駱賓王集》《唐女郎魚玄機》《唐貫休詩集》等；編刻宋江湖詩人作品總集達111家之多，《四庫全書》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後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後者收有49家作品；陳起編印的其他圖書，據《四庫全書》《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等書著錄，還有漢劉熙《釋名》、宋鄧春《畫繼》、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宋趙與時《賓退錄》等。陳解元為陳起的兒子，名續蕓，既稱解元，似應中過舉，也是有學問的人。陳起死後，他繼承父業，從現存的書棚本來看，他刻書的數量甚至超過乃父。如王國維在《兩浙古刊本考》中所稱：“宋季臨安書肆若陳起父子編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大。”
三、兩宋杭州刻本的風貌與特點
從兩宋官、私、坊3大刻書業的形成與發展不難看出，杭州的刻書業在政府重視與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書地點十分普及。加之刻書印書有利可圖，即所謂“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紛紛設立書坊。至於私家宅塾以及寺廟，莫不有刻。處於雕版印刷黃金時代的兩宋杭州刻本，既有時代***性，也有自己獨特的風貌特點。
（壹）從寫本過渡到“化身於億萬”的刻本時代
在歷代刻本中，人們對宋刻本倍為推崇。從諸如“百宋壹廛”“皕宋樓”等藏書樓名可以看出，明清以來藏書家將收藏宋本視同拱璧，甚或有“佞宋”壹說。撇開宋刻本經濟價值日見昂貴諸因素不論，主要原因在於經籍是依據蜀石經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據唐人或唐以前的寫本刻印，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古書、古註的原貌。隨著古寫本的瀕臨絕跡，宋本記載的材料也最為可靠，它不但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第壹手資料，而且是訂正明以後因輾轉刻印而產生的妄改或訛舛錯脫的最重要的校本。兩宋時期，杭州雕版印刷術的普遍應用，使得古寫本化身於億萬賴以流傳至今而免遭泯滅，為古代文化的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上述所舉杭州睦親坊陳起遍刻唐宋人別集、總集即是壹例，清光緒二十壹年（1895年）元和江標輯《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據陳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審
宋朝政府重視古文獻的整理，無論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審。北宋時設有專門收藏、整理、編撰書籍的中央所屬機構。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3部分），曾經整理過許多書籍。宋代官刻書在未刻之前必須精加校勘。據《事實類苑》載，凡壹書校勘既畢，送復勘官，復勘既畢，送主判管閣官，復加點校，經過3道手續成定後，方可鏤版。以國子監為代表的官刻，其質量自不待言，因以將所刻書作為民間範本，即便私家乃至許多有識之士主持的書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書坊主陳起、陳續蕓父子，本人就是文學家，能詩善文並且識書，陳起在編刻書籍的過程中，忠於原著，並非隨意刪改。葉德輝在《郋園讀書誌?李群玉詩集》雲：“明郎瑛《七修類稿》言陳道人刻詩，於缺字處多以意補，今觀此集，缺而未補者正多。”清楊守敬《日本訪書誌?披沙集》雲：“蓋陳氏在臨安刊書最多，而且精也。今觀此本，刻印雅潔，全書完美無缺，信可寶也。”可見陳起編刻之書，實事求是且校勘精良，為世人所贊譽。
（三）紙墨俱佳，寫刻精良
宋代文化發達，物力充足。官刻本、監刻本開本弘朗，紙白如玉，字大如錢，墨黑如漆；且裝潢典雅，工藝之精美，素為後世稱道。宋刻本率由善書之士親寫上版，字體大都繼承唐代的歐、柳、褚、顏諸家風格，間架波磔，濃纖得中，端莊凝重，讀之賞心悅目。明高濂《燕閑清賞箋》雲：“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壹種書香，自生異味。”清代孫從添《藏書紀要》雲：“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可見，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藝術品，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其版式特征亦成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版本學資料。
杭州不但寫刻精工，而數量也多，有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可證。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雲：“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始不減杭州，而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從這壹段話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師（開封）、杭州、蜀與福建4大刻書中心，其他3處的刻書質量都不能與杭州刻本相比。就刻書的數量而言，入元後，在全國知名的書院中，尤以杭州西湖書院刻書最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書院為宋時太學故址，原藏經、史、子、集四部書版多達20余萬，幾乎是浙江版刻總匯。從這個側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業的空前盛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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