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在中國歷史上是壹個重大變化時期，無論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整個意識形態，包括哲學、宗教、文藝等等，都經歷轉折，這是繼先秦之後第二次社會形態的變異而帶來的，戰國秦漢的繁盛城市商品經濟相對萎縮，東漢以來的莊園經濟日益鞏固和推廣，與這種自然經濟相適應，分裂割據，各自為政，世代相襲，等級森嚴的門閥士族階級占據了歷史的舞臺中心。
社會變遷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現，是占統治地位的兩漢經學的崩潰。煩瑣、迂腐、荒唐、既無學術效用又無理論研究價值的讖緯和經術，在時代動亂和農民革命的沖擊下，終於垮臺。代之而興的是門閥士族了地主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魏晉恰是壹個哲學重新解放、思想活躍、問題提出許多，收獲豐碩的時期，這個時代是壹個突破數百年的統治意識，重新尋找和建立理論思維的解放歷程，在當時沒有過多的統制束縛，沒有皇家欽定的標準下，文化思想領域比較自由開放，議論爭辨的風氣十分濃厚，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與頌功德，講實用的兩漢經學、文藝相區別，壹種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純”文藝產生了，哲學上的何晏、王弼，文藝上的三曹、嵇康、阮籍，書法上的鐘、衛、二王，便是體現這個飛躍，在意識上開創真、善、美新時期的顯赫代表。
東漢末年到魏晉，反映在文化美學上的新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人的覺醒。它是從兩漢時代逐漸脫身出來的壹種歷史前進的音響。《古詩十九首》以及風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勢到內容，都開壹代之先聲。它們對日常時事、人事、名利、享樂等等詠嘆中，直抒胸臆，深發感喟，在這種感嘆中，突出的是壹種性命短促的感慨、喟嘆。從建安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相當大的範圍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
他們唱出的都是同壹感嘆，同壹思緒，這個問題在當時社會心理學和意識形態上有重要的位置，是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壹個核心部分，這個核心便是在懷疑論哲學思潮下對人生的執著，在表面看來似乎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欲求、留戀。它們正是在對原來占統治地位的奴隸制意識形態?經術到宿命，從鬼神迷信到道德節操的懷疑和否定的基礎上產生的。正是有了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會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
如何在意義地、自覺地充分把握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便突出來了。它實質上標誌著壹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和信仰的條件下，人對生命意義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人們並不壹定要學那種放浪形骸，飲酒享樂，而是被內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風神吸引，感召。人在這裏不再如兩漢那樣以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而主要以內在的思辨的風神和瀟灑的行徑，受到了尊敬和頂禮。
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的事跡，日益成為這壹歷史時期哲學和文藝的中心，這裏的人仍是社會性的即門閥士族，由對人生的感喟詠嘆到人物的講究品評，由對人的覺醒意識的出現到人的存在風貌追求，其間正以門閥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標準為中介，自曹丕確定九品中正制以來，對人的評論正式成為社會、政治、文化談論的中心，又由於它不停留在東漢時代的道德、守操、儒學、氣節的品評，於是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點所在。總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為節操，而是人的內在的精神性，成了最高的標準，完全適應著門閥貴族們的氣派，在上層士大夫的群體中，講究脫俗便成為壹代的審美理想。
手執拂塵，口吐玄言，捫虱而談，辨才無礙，展示的是內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脫俗的言行，漂亮的風姿，如論書法家王羲之的詩句：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
他們畏懼早死，追求長生，服藥煉丹，飲酒任氣，高談老莊，雙修玄禮，既縱性享樂，又滿懷哲意，這就構成似乎是那麽的瀟灑不群，超然自得，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魏晉風度；藥、酒、姿容、論道談玄，山水景色……成了襯托這種風度必要的衣袖和光環。
不以外在的、有限的、表面的功業、活動，而是具有無限潛在性的精神、格調、風貌，成了這壹時期哲學中的無的主題和藝術中的美的典範。
於是，兩漢五彩繽紛的世界讓位於魏晉多姿多彩的人格（靜的人格），抒情詩、人物畫在這時開始成熟，取代那冗長、鋪陳和拙笨的漢賦、石刻、畫像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