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學鑾
自殺從來就是壹個道德話題，不是價值中立的。自殺，從根本上說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為什麽不給自己壹個機會去證明自己的能力、尊嚴，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呢
壹個古今中外的道德話題
目前，在互聯網甚至壹些媒體的網站上流行壹些奇談怪論、歪理邪說，說什麽“生存還是死亡這不是道德問題“、“自殺無需理由”、“自殺是正常的，不自殺才是不正常的”等等，這不是明明在鼓勵、慫恿人去自殺嗎？對此謬種流傳必須加以批評、制止，不能任其泛濫。
古今中外，自殺從來就是壹個道德話題，不是價值中立的。我國古籍《詩補傳》說：“是穆公之命三子自殺也，死不為義，無足美者，可哀而已。”該書同時引用劉向《列女傳》息夫人的故事說明“守節有義”的自殺之難能可貴。可見，死是需要理由的。若不是為了“義”和“節”而去死，自殺就是“無足美者，可哀而已”。生死所涉及的價值太大了。不僅如此，從宗教價值理念的高度來看，自殺還是壹種犯罪。在十七八世紀的西方寺院中流行這樣壹種說法：“自我謀殺是所有種類的神都激烈攻擊的壹種內在犯罪。”中國宗教對自殺的態度也是譴責的。儒家教人愛護自己的生命時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損之為不孝，棄之為不忠。釋教教人愛護壹切生靈，特別是人的生命。道教是最重視人的現實生命的，與基督教和佛教不同，道教不重來世重今生，它教人“性命雙修”，目的就是為了追求長生不老或白日飛升。
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是從人和社會的整合程度來討論自殺的，他認為新教群體比天主教群體自殺率要高。其社會原因就是因為天主教群體有層層社會關系的約束，信徒不能與上帝直接對話，要請神父轉達。而新教教義則不同，它打破了等級森嚴的神學權威分層體系，賦予信徒以直接與上帝對話的權力。正如韋伯所說，這種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這種精神解放創造了迷茫並提高了新教群體的自殺率，也是壹個不爭的事實。根據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整合性質，迪爾凱姆把自殺劃分為三種類型：利他自殺、利己自殺和迷茫自殺。利他自殺整合過度，利己自殺整合不足，迷茫自殺整合全無。雖然迷茫自殺在形式上可以單獨分類，但是從實質上說它卻屬於利己自殺的範疇。無論是利他自殺，還是利己自殺，都是壹種道德價值判斷。怎能說自殺不需要理由，與道德無涉呢！
正因為生死是壹件“人命關天”的大事，所以社會才這樣關註自殺現象，尤其是青年學生的自殺現象。社會對大學生自殺現象的特別關註，反映了對大學生這個特殊群體身心健康的關註，反映了社會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問題的關註。
壹個沈重的社會問題
某些青年學生自殺有復雜的原因，作為壹個社會問題，與時代、社會、學校、家庭、個人有關。
從時代方面來說，現時代是壹個世俗化的時代，神聖權威的缺乏、高尚情操的流失和個人自由的失控，造成了社會約束力的降低和社會離心傾向，這樣就很容易使人從事迪爾凱姆所說的“利己自殺”。
從社會方面來說，嚴重的兩極分化和以財富為中心的價值觀，使青年人的生存環境惡化，這樣就容易導致年輕人從事如17至18世紀英國詩人薩維基所說的“絕望自殺”。
從學校方面來說，人性化管理的缺乏和缺少有效的危機幹預機制，使大學生因社會挫折而產生的憤怒得不到及時的釋放和緩解。這樣，在壹定的環境暗示下就容易導致“挫折—失衡自殺”。
從家庭方面說，家長對獨生子女的溺愛和過度關心，使他們中壹些人從小就養成了以本我為中心的任性性格，進入大社會後他們往往很難找到自己的預定位置，不知道自己是誰。這種反差極容易導致“迷茫自殺”。
從個人方面來說，有些大學生在地方中學是“猴子大王”，來到名牌大學，遇到了“山中老虎”，優越感和自尊心蕩然無存。愈是名牌大學，競爭愈激烈，其大學生所感受到的心理焦慮就愈大，這就容易導致“心理失重自殺”。
五種責任實際上是兩種：環境責任和個人責任。但前者是外因，後者是內因，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從法律上說，自殺的責任應該由自己來負，從環境原因來說，自殺的責任要由社會來負。
壹種道德責任
解決某些青年學生自殺問題是壹個社會系統工程。在現時代，要大力弘揚高尚的道德情操，提倡親社會的和集體主義的價值理念，增強社會的內聚力和吸引力；社會要改變以權勢和金錢為中心的評價機制，以人為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改善青年學生的生存社會環境。
學校要把育人放在首位，提供人性化的管理，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加強學生德育隊伍建設，及時開展對學生的心理輔導和拓展服務，做到對心理危機早發現、早幹預，把潛在的自殺悲劇消除在萌芽之中。
家庭是孩子理想和人性發育的搖籃。從某種意義上說，青年學生自殺首先是家庭教育的失敗。溺愛和放任是不能真正培養出合格社會接班人的，最終只能釀成家庭的悲劇。作為青年學生自己，壹定要強化自己的社會責任意識，對自己負責、對父母負責、對老師負責、對社會負責、對國家負責。
自殺，從根本上說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為什麽不給自己壹個機會去證明自己的能力、尊嚴，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呢？美國人弗蘭克林說得好：“人們並無增進自己利益的道德責任，而有發展自己的才能、重視自己的尊嚴、不準自殺的責任。”有無物質財富從道德上來說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擁有精神財富，正如英國人本·瓊森所說：“使人富有的是思想而不是金錢。”同時要記住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話：“苦難是人生的老師。”年輕朋友們，無論如何都要好好活著，因為這是妳的道德責任。(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