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吳文化成果
蘇州地處長江三角洲，是歷史形成的吳文化中心，在這塊得天獨厚的土地上，先輩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了為世人所景仰和矚目的文化成果。從物質層面看：有被法國啟蒙主義大師孟德斯鳩稱為“鬼斧神工”的蘇州古城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水巷風貌，有令著名愛國詩人屈原嘆服的“吳戈”，有巧奪天工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典園林，有美侖美奐的絲綢，有名列全國四大名繡之壹的“蘇繡”，有古樸凝重的“香山幫”建築，有精細雅致的吳中工藝等。有文化層面看：有“百戲之祖”的昆曲，有被稱為中國最美的聲音的蘇州評彈，有名家輩出的吳門畫派，有歷史上被稱為“南桃北楊”的桃花塢木刻年畫等。這些光彩奪目的文化成果，既是蘇州對吳文化的發展作出的歷史性、代表性貢獻，也是蘇州對中華文化作出的獨特而卓越的貢獻。
吳文化研究最新成果
吳文化在長期的歷史錘煉中，凝聚了壹種對中華文化的奉獻精神。這是壹種追求社會發展和實現人的發展的創造精神，是壹種在面臨挑戰和機遇時勇於進取的開拓精神，是壹種在時代變遷時既不能消融主體又善於接受外來文化的開放精神。今天，在建設現代化蘇州進程中，就是要弘揚吳文化的優秀傳統，要吸收吳文化的精髓，加強對吳文化的研究，為蘇州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巨大的動力和良好的服務。
蘇州市文廣局近年來在努力挖掘傳統文化資源，推動吳文化研究的與時俱進，發揮吳文化在蘇州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作用，進行了壹些有益的嘗試，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註。2000年年初，由市委宣傳部、市文廣局等單位***同發起向社會公開招標、征集吳文化研究課題，這壹舉動得到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精心準備，2002年 8月 6日至 8日蘇州市“吳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如期舉行，來自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蘇州大學、市政府等100多位專家、學者、教授參加了研討。 通過近四十個課題的研究，把對吳文化的認識融入到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高新化的時代背景中，從歷史的、比較的、現代的視野對吳文化的特征進行了多角度的把握；從世界文化遺產的視野對吳文化精華——蘇州古城等保護問題進行多層面的分析；從產業發展的視野對吳文化資源的開發提出設想；從人的精神培育和社會文脈的視野、對吳文化的精神價值進行了多側面的認識，從而充分發揮吳文化在蘇州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作用。這是蘇州在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進程中努力構築文化戰略優勢的壹次重要理論準備。
近年來，文化部門進壹步加強對吳文化的研究，專門組織編寫並出版了壹批文化叢書和專著。其中有，《蘇州戲曲誌》、《蘇州民間器樂曲集成》、《蘇州文化叢書》（第壹輯、第二輯）、《姑蘇竹枝詞》、《蘇州滑稽戲優秀劇作選》、《滑稽戲資料》、《邁向新世紀的蘇州文化》等壹批專門介紹吳文化的叢書。其中《蘇州戲曲誌》獲蘇州市第五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壹等獎和江蘇省第六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蘇州文化叢書》獲省、市“五個壹”工程獎，《蘇州民間器樂曲集成》獲市“五個壹”工程獎。2002年 7月由世界著名大師貝聿銘題寫書名、著名作家陸文夫作序的《吳文化與現代化論壇》壹書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80萬字，16開本，匯集了39篇有關現代化進程中的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該書的出版標誌著蘇州吳文化研究工作又上了壹個新水平
吳文化的特征與溯源
文化的內涵，通俗地說，就是想法、看法、說法、做法。壹個國家、壹個民族、壹個地域，對社會事務與生產生活中的各種事物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就可以稱之為文化，其中包含著文明與智慧、特色與***性。如政治文化、軍事文化、食文化、酒文化、印加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吳文化等等，這些所謂的文化，就是人們對某些特定對象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或某些地域的人們對事物所習慣持有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其中必然閃現著人類文明的光輝，是某些特定人群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同體現，當然，在文化當中，同時也體現出文明的對立面－－蒙昧－－－也就是不正確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這些都會成為某個文化的特色。
要考察壹個文化，考察壹個文化的現象與本質，可以從文化的主體---做為生物的人---這壹方面來考察。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留在物種血液中的稟性與基因，是壹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基因決定荷爾蒙，荷爾蒙決定稟性，性格決定命運，命運，也就是歷史，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溫床。考察壹個文化，無疑要涉及到它的歷史，如同從科學的角度看，考察壹個事物，無疑要涉及到壹個事物的運動過程，甚至永遠是以事物的運動過程為考察的中心。同時，考察人類的文化，史實是壹個方面，史料（包括傳說）也是壹個方面。因為史實與史料（包括傳說）－－－也就是人們對事物（這裏特指社會事物）運動過程的記載與傳播，都可以深深地影響著人們對某些事物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這些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的沈積，就可以成為壹個有特色的文化現象。
現在，我們可以談談吳文化。
壹、吳氏先祖事跡對吳地文化形成的影響
首先是考察吳的史實與史料（包括傳說）。從史料與傳說上看，吳與泰伯這個人是不可分割的，泰伯之前的吳地，呈現出的景象應該是這樣的，在吳地的人群或部落分散於各個魚米之鄉，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偶爾有些小的沖突與聯姻，甚至連部落聯盟也沒有。泰伯來到吳地之後，由於隨之帶來的較先進的文明所展現出來的奇異色彩，才把這個地域的人群聚集起來，並且越來越大，成為壹個有中心的大團體---句吳之國。那麽，泰伯的個人史－－－個人履歷，對吳地民眾尤其是其血緣後裔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的形成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也就是說，對句吳文化與吳氏文化的形成與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那麽，隨泰伯而來的史料與傳說是什麽呢，或者說，隨泰伯而來的史料與傳說中的特色是什麽呢，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泰伯的先祖（泰伯如此地有出息，必然就有所謂的光宗耀祖－－－他的祖先得到人們的考察）：履神跡而受孕的姜原、先被遺棄而後又表現卓著的後稷、不窋與公劉的投戎行為、古公亶父對接班人的選擇等等，這此史料都隨著泰伯而帶到吳地，並對吳地的文化產生了影響（也就是對吳地民眾包括泰伯血緣後裔對事物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產生了影響，也就是說，對這些人待人接物、為人處事的方式，產生了影響，成為這些人的文化特征）。
現在我們可以壹壹列出這些史料與傳說中的特色。
首先是姜嫄履神跡，這件事的特征就是仰慕與模仿 －－－ 壹個年輕的少女順著神的腳印（所謂的能引起受孕的巨足）走了走。雖然這宗史料的實質，大家都不言自明，在古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會狀態下，壹個年輕的少女受孕，是件很不奇怪的事，但是壹旦這個傳說形成了，並流傳下來，就會對她的後裔的文化（也就是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產生影響，尤其是對那些科學思想並不看重的遠古的人們，更是這樣。科學思想的特征是實證與質疑，遠古的人們也許並不太重視實證與質疑，後輩的只管聽長輩的，下等的人只管聽從上等的人，不需要實證，也不需要質疑，正因為如此，在這種氛圍下，遠古的人們的創造性來得艱難與緩慢，想有個創新，是多麽地難，要過多少年多少代，才會出現壹個創新。這從猶太人因為“以色列人是神的特選民族”這壹傳說而對猶太人文化與稟性所產生的影響，就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總之，深切的仰慕與積極的模仿是這壹傳說的第壹特色。
第二件有特色的事就是“遺棄”。壹個嬰兒，也就是那個偉大王朝的先祖，剛出生不久就被遺棄，這件事情，以及被遺棄之後所呈現出來的事情，對其後人的影響（當然包括文化影響），可以說也是很大的。壹個小孩，壹個人，被遺棄了，失去了生活保障，仍然不哭不鬧，不驚不懼，安祥自在，只管自己自由的壹呼壹吸，等待著死神的照面，接受著生靈的照顧。這種對待噩運的態度，對其後人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包括對不窋與公劉，對泰伯的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
上述兩件事，似乎是個對立的統壹體，前者姜嫄履跡，是對先進事物（巨人之足所表現的，姜嫄與巨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不是壹個層次）的追求，後者“棄”（那個小孩後來被命名為“棄”，也就是後稷，主管農事的官或神）被成年人(他的母親)遺棄，是被先進事物（那個小孩與成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也不是壹個層次）的拋棄。壹個追求，壹個拋棄，壹個是對巨無霸的仰摹，壹個是被基本生活軌道所排斥，這種強烈的對立面現在被統壹在壹件事情中，這對其後人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影響，應該是件可以引起震憾的事，這種震憾會烙印在其後人的心靈深處並指導著這些後人的行為。
這壹系列的事件，其中的文化元素就是：履行神跡－－建立巨業；被遺棄而安祥－－落入噩境而坦然。後來。後稷的第n代孫不窋的投戎（逃到戎狄之地）與公劉的興於戎狄，以及後稷的第n+m代孫泰伯的奔吳，這壹切基因與文化，都被泰伯帶到了古吳故地，影響著古吳的民眾，成為吳地文化的源泉。（實際上，後稷的第n代孫、泰伯的第m代祖先--不窋與公劉的投戎落荒，也是拋棄先進的環境，離開文明之處，進入蠻荒之地。不窋與公劉的行為，對泰伯來說，可以說是直接的模仿對象，是對奔吳的泰伯的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的直接影響。尤其公劉後來的偉業，對泰伯更有直接的影響）
實際上，歷史的史實，也印證了這樣的情況：泰伯的侄子與侄孫子－－－周文王姬旦與周武王姬發所表現出的，正是這樣的對立統壹體，周文王就如同那個被遺棄的小孩，當他被投入紂王的牢籠中的時候，就如同壹個小孩被遺棄於原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面對無法反抗的強敵、無法擺脫噩運，周文王所持的，正是他的先祖“棄”（也就是後稷）被遺棄所表現出來的壹樣，安祥自在，料理著自己的壹呼壹吸，等待著死神的照面，接受著天地之靈氣。傳說周文王在獄中還創作了《周易》，他壹心壹意做自己的事，完全置惡劣環境於不顧。周文王的這種處事態度，不能不說與傳到他耳中的他的祖先“棄”的傳說有關系，也不能不說與他血液中含著後稷的基因有關系，實際上，後稷作為中國農事的神，就象壹個農民，除了專心料理農作物生長之外，其它的事也管不了，在古代，農作物的生長，旱澇不保，都是靠天收的，那時人們，能奈天何？能怨天嗎？如同後稷在嬰兒時期被棄於原野，能對他的母親懷恨嗎？而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所表現出的，正是姜嫄所做的事－－－履神跡、履巨人跡，模仿巨人的行為，按佛教中所說的，就是轉輪聖王的所作所為－－－革命、開天辟地、創造壹個全新的天地－－－帶領他的周部落以排山倒海之勢，征服了商部落，開始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統治。
這些最早的事跡，成為最深的文化印記，刻在了吳人的血脈中，刻在吳人的文化之中。公劉的投戎與泰伯的奔吳，實際上並沒有什麽創造與建樹，但在被命運從文明與富庶推到的蠻荒與貧瘠的噩境之中，都能安然地生存下來，而且是以“壹定的組織－－團體”的形式生存下來，具有這種生存能力與生存狀態，也不能不說與那個被命名為“棄”的嬰兒給他們的示範作用有關---雖然被拋棄，但這不是妳的錯，盡管坦然地生存下來吧，生存下來就是勝利，生存下來就有希望，生存下來就有機會回到文明與富庶之中，生存下來就有機會成就巨大的功勛與善事，生存下來就可以成為創造性的典範與建樹。
泰伯的侄子與侄孫子（泰伯三弟季歷的兒孫）的這些史實與史料傳說，對泰伯的另壹批侄子侄孫子的後裔（泰伯的二弟仲雍的兒孫後裔），同樣也產生著巨大影響。
公子光（吳王闔閭）面對咄咄逼人的巨大楚國，剛剛登基的吳王夫差面對趾高氣揚的新興越國，對於這些逆境，他們所表現的與周文王對待逆境的態度壹樣－－－自理自新，等待天時。而形勢扭轉，壹旦發動起來，他們所表現的，與周武王對待龐大的商朝壹樣，以淒厲的行動，閃電般的完成扭轉乾坤的巨大步伐（攻陷郢都與會稽）－－－就象他們的祖先姜嫄－－－履神跡－－－履巨人足－－－有如神助－－－在人們的目不暇接中，完成照亮幾千年中國歷史的事業。所不同的是，泰伯的這壹批侄子侄孫子後裔的事業，如同流星壹樣，絢麗多彩而迅速消遁，而且消遁得如此地平凡，在壹個接著壹個低級的致命錯誤中，壹個部落聯盟般的王國，在還沒成長為壹個表裏完備的國家之前（沒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就崩潰了。
吳地真正出現勃勃生機，是從壽夢開始的，壽夢的行為特征如同傳說中姜嫄的所行。姜嫄是仰慕巨大足跡而體行，壽夢是仰慕先進的文明而渴求先進文明－－－壽夢仰慕與實踐先進的中原地區所崇尚的“禮”，是眾目所睹的。他的仰慕甚至到達著迷而偏執的地步－－－執意認為有君子風範的季劄應該成為壹國之君，從而可以帶領國家走向他所崇尚的文明－－“禮樂之邦”，甚至認為讓季劄作為壹個國師或國相的角色掌管國器也嫌不夠，必須以壹個國王的角色率領國家才合他的心意（實際上，比壽夢早些時候，宋國就己經有事件：哥哥不願意做國王而做了國相，而由弟弟當國王的事情---宋襄公與他的哥哥目夷的事情）。也許壽夢是模仿當初古公亶父選擇季歷為國主這壹歷史事件而作出的決定，這可以說是吳國王室向先進文明學習的過程中所犯下第壹個低級錯誤，而且是致命的低級錯誤。壹方面，強扭的瓜不甜，季劄不願接受國王這壹職業，硬讓他接受，效果是不會理想的，另壹方面。也許，如果吳國的路壹直朝壽夢的方向走下去，吳國可能會成為象宋國魯國那樣的以禮儀著稱的弱小之邦，最後在歷史中不聲不響地被吞滅。
季劄，似乎是個有潔癖的人，他可能是擔心政治的汙濁，並且討厭為汙濁的政治而擔任潔清工的角色。實際上，他所在的壽夢吳國，並沒有什麽政治的汙濁，他的三個哥哥所表現的，是坦蕩而剛脆，在接班人的問題上，可以說是毫無暇疵。只是當時的春秋時期，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不斷地洋溢著汙濁的事件，惡性事件壹個接壹個發生，壹個接壹個從中原傳到了正在努力學習先進文明的吳國貴族耳朵裏，這使季劄感到意冷，從而產生退意。產生了離開文明與富庶的念頭，到了王室相殘的血腥事件發生後，他就實踐了離開文明與富庶的念頭。但是，畢竟，文明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應逃避的。那是神的力量。
在這裏，這些歷史事件，所打上的文化烙印，就是“禮”。
禮，在實質上，就是“樣子”，是形式上的東西，“面子”上的東西，周禮上說，威儀三千、禮儀八百（可見，實際上在周文化中，對威儀的重視程度比對禮儀高好幾倍）。禮是壹種謙讓的“樣子”與“形式”，對禮的重視，就是對形式對面子的重視。這種中原文化，經過壽夢與季劄的行為，在吳地深入與放大，因為深入與放大，從而成為吳地的文化特色之壹，比中原文化更講究“形式”與“面子”。，更講究“象征”，更講究象征性與象征意義－－－比如季子的掛劍，比如吳王闔閭之女的因為與她的父王吃的壹條魚的緣故而自殺身亡，無不是在講究象征意義。中原人嘲笑楚人是沐猴而冠－－－彌猴戴個帽子，如此模仿先進文明，卻不想放棄自己的本性與習慣，實際上吳地人是沐猴學禮－－－為學習文明，可以洗心革面，移風易俗，哪怕在名義上、在行為中，丟棄親身切實的見解。就象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學禮節學法術。而夫差爭霸中所產生的壹個成語“如火如荼”，則完全表現出做足了面子的狀態，完全是靠面子來辦了壹件有些面子的事。可謂把面子做到了極致，如同納粹的宣傳行為與形式，納粹把群體的行動與表象做到了極致，至今還有人欣賞納粹的軍裝與軍禮，以及納粹在街頭廣場操練的帥氣場景。另外，宋襄公不重傷不二毛的“仁義之師”在那個時代得到廣泛褒揚，對於仰慕先進文明的落後地區來說，其影響不可忽視。
當然，賢士季劄也為吳國爭足了面子。季劄15歲時，他的父親吳王壽夢去世，吳王壽夢希望年少的季劄能夠成為壹個國王，季劄立即表示不從。季劄30歲時被他那剛剛即位的二哥余祭封於延陵(今江蘇常州)，季劄33歲時（這時孔子才9歲）到魯國訪問，觀摩周樂，在壹通“美哉、廣哉、泱泱乎、蕩蕩乎、沨沨乎、熙熙乎”之後，掛劍於徐國，得到中原諸國賢士廣泛欣賞，廣大中原人士甚至因為吳國有了季劄才承認吳國是個國家而不是壹群野蠻的烏合之眾。季劄在50歲時被他的侄子吳王僚（季劄三哥余昧的兒子）封於州來（今安徽淮南的鳳臺縣，淮河中段，淮北平原南緣，後來歷史上的“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戰”古戰場）。季劄62歲時，他的侄子王僚被他的另壹個侄子公子光刺殺，季劄在發表“哀死事生”的言詞之後，離開吳國國都，過起隱居的生活。據說其隱居的地點是在江蘇鎮江丹陽的九裏村。季劄在越軍第二次攻陷姑蘇之前的兩年去世，享年93歲。他目睹了幾代吳王的生生死死，目睹了王僚慶忌父子的被刺、伍子胥的如願、闔閭的破楚、夫差的反擊、勾踐的被俘與被釋、艾陵的血腥、澠池的爭霸、甚至還目睹了越王的陰謀孽跡，這壹切的壹切，都不能打動他，都不能使他走出隱居的茅屋，讓他挑起國家的重擔。做為王公貴族的季子，他的事跡對當時的吳國民眾精神影響，也是深遠的，季子隱居之後，吳國國勢蒸蒸日上、吳國地盤不斷擴大，同時由於吳國崛起迅猛，不可避免地造成積怨過深，但這些怨氣，是不會落到早早離開吳國統治層的賢士季劄的身上。季劄淡雅而博學的風格，也受到後人（包括孔子）尤其是統治階層的高度贊賞，所以吳氏後人常把季子做為他們的先祖。
季劄的三個哥哥輕死任俠（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的行為，吳國的這些國王們對生與死的態度，同樣影響著吳地熱血人士的精神，如伍子胥在河邊遇到的吳國烈女，如吳地的壹些人成為刺客的典範，這些刺客又進壹步影響著早期吳地的人們，使眾多的吳地之人成為敢死的戰士，這些人的精神狀態的形成，可以說與連續三個吳國國王輕死任俠的舉動不無關系。這也可以解釋吳國三萬精兵五戰五捷攻入楚國郢都的事件。在這場戰爭中，戰士的勇猛與敢死，對戰爭的勝利所起的作用，絕不低於戰略戰術的作用。在這場戰爭中，孫武用到他的兵法是壹個方面，但孫武的兵法中，激勵士氣的辦法，卻少之又少。壹個士氣不足的爭戰，靠壹紙兵法是撐不起來的。正如巴頓將軍所說的，他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用在了激勵士氣上，而用在謀劃與詭詐中的力氣，實際並不多。世界戰爭史也說明了這壹點，戰爭到了中後期，重要的是拼國力與實力，包括部隊的戰鬥力與士氣，而不是什麽奇巧之計，所有的奇巧之計，在戰爭初期就己經全部用出來了，而奇巧之計，壹旦用了出來，人人均知，也就沒有優勢可言了。
實際上，這種輕俠任死的精神，壹直到漢代，還在吳地產生著影響，漢朝將軍李陵所帶的五千名吳楚劍士，在大漠中遇到數萬匈奴鐵騎，苦戰數日，仍然保持著頑強的戰鬥意誌，直到主帥李陵放棄冒險，這支吳楚劍士所組成的部隊才被瓦解。
史料記載吳國接納包容各國的罪人，這當然是吳王渴求人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所謂的罪人，無非是官場上的失敗者，還有些是走在時代前面的天才，當然也有的是壹些跟不上時代步伐的落後分子。吳王用外國的人才，就象現在的企業，往往通過高薪聘請空降CEO來改善企業狀況，這也說明本地人才的缺乏，也說明這個地方沒有培養人才的土壤與環境，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在文明方面的落後－－－沒有較為穩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環境，動蕩不安或死氣沈沈的社會無法產生優秀的階層群體，從而這個地區即使有輝煌成就，仍然非常脆弱，很容易就崩潰了。但是，這個史實對吳地人群的包容精神也有積極的影響，從壽夢開始的學習與接納先進文明的精神，壹直延續到末代吳王夫差，無論這種包容帶來的是福還是禍，這種精神己經成為吳地的壹個文化特色。當然，這種接納的習慣，遠不如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雖說人才難求，可遇不可求，但沒有拿來主義的精神，只有守株待兔的心態，也是不好的。
另外，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的爭鬥中，所產生的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對吳地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使這個地方的人產生的謹小慎微的心理。吳越爭霸之後，這個地方剛烈尚武的風氣日消，瞻前顧後的習氣漸濃，也就是安全意識與全局觀念漸濃，願意打拼的人少了，安分守成偏安壹隅做順民的多了，這也成為吳地文化的壹個特色。
隨著吳國的消亡，春秋時期的兵器制造技術也消失了，其原因可能是原料告罄，而且找礦技術落後，再也找不到新的礦區，也可能是工匠逃走，原有的工匠，因為受到吳王的厚祿，在吳國亡國後，有足夠的財富維持生活，不必接收越王征召，或者恥於接收越王的征召，躲藏不出，最後技藝失傳。戰爭對技術文明有促進作用，也用破壞作用。
另外，春秋之後，吳地工藝品的精湛，也說明了這個地方有才氣有耐心的人，見到伴君如伴虎，忠臣慘遭噩運的事壹再上演，從而不願從政，從而他們把才氣與力量全部用到手工藝上去---這種消耗材料不多，卻可以付出極大心血的玩意兒，這完全出於自己的愛好，為藝術而努力，大王的征求倒是其次，王公貴族也不知道什麽是好的，想象不出什麽是最好的，只知道挑選最好的。所以他們不會下命令下指標，指定工匠們做出某種工藝品，只是工匠們的自由地精益求精，得出精良的工藝品，然後被貴族們拿走。這也是戰爭與政治陰謀對政治文明與技術文明的負作用的壹個表現。這種風氣可以說壹直對吳地民眾的影響是深遠的，對纖細精致的偏好，也是吳地文化的壹個特色，同樣也是當地的歷史事件對當地的文化所產生的直接影響。
另外，在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國都被攻陷而能存活的例子，除了吳王闔閭攻陷楚國國都而楚國能存活，吳王夫差攻陷越國國都而越國能存活之外，是不多見的。而作為攻陷了兩個國家國都的吳國，其國都姑蘇，這個由楚國人伍子胥設計的都城，曾被三次攻陷（第壹次是吳王闔閭攻入楚國郢都之時，第二次是吳王夫差在澠池與晉爭霸之時，第三次是吳國亡國之時），似乎姑蘇作為國都不是個好地方，如同人們所說的，南京作為國都不是個好地方，中國歷史上以南京作國都的政權都是國祚短促的。這種頻繁的波折，對於這個地方的人的文化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影響---愚忠不會成為他們自由精神的羈絆。
據歷史記載，實際上越王勾踐的陰謀，只用了十年，到他第二次攻破吳都之時為止，這個時期，說夫差胸懷坦蕩，中了小人之計，吃虧有因，但這之後，局勢己經明朗，越王勾踐無陰謀可用，所用的只能是陽謀。而這之後有九年的時間給了夫差，夫差不能象當初為父報仇那樣勵誌奮發，勵精圖治，重振旗鼓，這只能責怪他自己，絲毫責怪不了勾踐。這九年當中，他與勾踐的爭鬥，全是硬碰硬的實力之爭，夫差養不出實力、激不出士氣，只能歸咎於他自己，他或是沈醉於霸王的名號中，或是對爭權奪利指點江山己心灰意懶，或是由於吳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落後，難以育養出有著穩定後勁的國家力量，或者是任用的佞臣如伯嚭這樣的人，不象伍子胥那樣推薦人才，真正的人才得不到推薦與任用，而是受到排擠，吳國的才俊與吳王被佞臣所隔絕，吳國政治喪失了新陳代謝的能力，而靠夫差壹個人的力量，無濟於事，總之歸於懊喪，這確實是亡國之征了。
二、吳地周邊地區對吳地文化的影響
說到吳國周邊地區對吳地文化的影響，首當其中的是當然是當時的中原文明對吳地文明的影響。這個影響包括兩個方面：壹方面是禮樂文章和各種學術主張，壹方面是各國爭霸的事實。
在吳王壽夢即位之前的58年，春秋時期的第壹個霸主齊桓公姜小白（後人稱之：提兵十萬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在當了四十三年霸主之後，餓死在宮中。姜小白死後的第6年，勉強進入霸主地位的宋襄公茲莆帶領他的仁義之師在與楚作戰時，中箭而死。宋襄公死後的第二年，流亡了十九的晉公子重耳成為晉文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二個名符其實的霸主。晉文公重耳去世後的第八年，重耳的丈老頭子---勉強混跡於“春秋五霸”之列的秦穆公嬴任好也死去，秦穆公死後的第七年，楚成王熊侶即位，成為春秋時期第三個名符其實的霸主，在位二十三年，在吳王壽夢即位之前的六年死去。
楚成王熊侶去世之後85年，楚成王熊侶的國都“郢”被吳王壽夢的長孫吳王闔閭攻破（在楚國人伍子胥鼓噪下，在齊國人孫武---那個“提兵三萬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孫子”的努力下），闔閭也成為霸主，吳王壽夢八十年前的夢想，終於在闔閭的身上實現了。闔閭在位21年，當了11年的霸主後，也就是攻入楚國郢都11年之後，卻在對剛剛即位的越王勾踐的作戰中死去，三年後，勾踐被闔閭之子夫差活捉，又過三年，勾踐費盡心機吃盡苦頭之後重獲自由，再耍弄了十年陰謀，在夫差勉強稱霸之時，攻陷吳國國都姑蘇（那不是壽夢的國都梅裏，而是闔閭與夫差的國都姑蘇），之後夫差與勾踐又苦耗十年，勾踐第二次攻陷姑蘇，成為春秋時期最後壹個霸主，勾踐在當了七年霸主後，便和他那個***耍陰謀十三年然後又被他賜劍自殺的大臣文種，在九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