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漢字書法發展史上關鍵性的壹代。漢代書法，上承秦篆、秦隸，下開魏晉南北朝，隋唐行、楷風範，並且是草書風起之發端，因此，在中國書法史上是壹個極其重要的時期。
此時篆書體字漸漸減少，多在碑額、印銘、瓦當、銅鏡和少量的刻石上得見之，而筆法亦受隸書影響。隸書是兩漢通行書體，以大量的簡牘和刻石為主要流傳方式，產生了高度藝術化和風格化的漢碑書法。
壹.隸書的定型
漢代書法藝術的最大貢獻在於東漢隸書的定型化，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了小篆以前漢字結構造型的“六書”法則，成為法度森嚴的官定標準書體。因其書寫特征在於用筆的波磔與體勢上的左右開張，故稱為“八分書”。
從書寫筆畫上看，定型後的隸書中宮筆畫收緊，由中心向左右舒展，有了最能體現隸書標準體的波磔筆畫，點畫間開始有粗細明顯的變化，在左為平彎，逆而不順，後楷書中變為撇；在右為後人誤稱為燕尾的磔，後楷書中變為捺或鉤挑，“左右分別，若相背然”。運筆強調有輕重緩急、有提按轉折，突出筆畫精神的豐富與有節奏的韻律，使平穩寬博的字體增添了舞動逸放的靈氣。
從布局上看，在橫勢上展開，字距較疏，行距較密，掠、挑左右分展相連，在端正莊重之中顯得飄動欲飛。其體勢，由縱勢長方的小篆漸次變為正方，再變為橫勢扁方。總之，從用筆、結體到布局，形成了上套完整的規矩，既莊重嚴整，義具變化之妙，上承篆書、古隸，下啟楷書，用筆通行於行、草，所以有人主張學書必先學隸。
二.漢碑的突出表現
最能代表漢代書法特色的，莫過於碑刻林立。這壹時期的碑刻，以漢隸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謹嚴、波磔分明。此時隸書已登峰造極，成為漢代普遍使用的書體。漢代隸書又稱分書或八分，筆法不但日臻純熟，而且書體風格多樣。另外，金文、小篆因為實用面越來越小而漸趨衰微，但在兩漢璽印、瓦當和嘉量上還使用，並使篆書別開生面。
東漢隸書的成就突出表現在碑刻上．傳世碑版達壹百七十余種，風格多樣，筆法各異，大致可分為四類：
其壹，茂密雄強，渾穆厚重。如《西峽頌》、《裴岑紀功碑》、《夏承碑》等；甘肅《西狹頌》與陜西漢中的《石門頌》、略陽的《郙閣頌》同列為漢代書法“三頌”。是三大頌碑中保存最完整的壹座摩崖刻石。它刻在壹塊崖體凹進，表面平整的石壁上，寬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額，正文陰刻20行，385字。每字約4厘米見方。縱觀全篇，漢代隸書真跡清晰可辨。碑文除記述東漢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屢任地方行政長官之卓越政績，主要頌揚了他率領民眾開通西狹道路、為民造福之德政。《西峽頌》碑刻字體清晰，簡潔古質，結構美觀，刀法有力，是書法藝術的瑰寶。
其二，方整勁挺，斬截爽利。如《張遷碑》、《衡方碑》、《鮮於璜碑》等。張遷碑全稱《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東漢碑刻。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立，在今山東東平縣。字體嚴密方整而多變化，於樸厚中見勁媚。用筆以方筆為主，方勁沈著、渾穆剛勁，茂密豐偉、力氣雄健。碑陰的題名，書法更是流暢自然，為歷代書家所稱道。是漢隸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衡方碑》全稱《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寧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今在山東泰安岱廟。此碑字體方拙樸實，以拙取勝，間架穩實厚重，如虎臥闋下。筆畫端正粗壯。筆筆如磐石，折角棱條分明，有嚴峻之態。章法行密字滿，於平正之中存欹斜之變。翁方綱說：“是碑書體寬綽而闊，密處不甚留隙地，似開後來顏魯公正書之漸。”清代著名書法家伊秉綬隸書即源於此。
其三，左規右矩，法度森嚴。如《禮器碑》、《曹全碑》、《熹平石經》、《史晨碑》等，這類碑刻立漢碑風範，數量最多。全稱《漢合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陜西博物館碑林。在漢隸中此碑獨樹壹幟，娟秀清麗，結體扁平勻稱，舒展超逸，風致翩翩，筆畫正行，長短兼備，與《乙瑛》、《禮器》同屬秀逸類，但神采華麗秀美飛動，有“回眸壹笑百媚生”之態，實為漢隸中的奇葩。
其四，舒展峭拔，爛漫多姿。如《石門頌》、《楊淮表記》、《蒼頡廟碑題鉻》等。《石門頌》是漢代大型隸書摩崖石刻。全稱為《故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漢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148年)刻。結體大小不壹，筆法瘦勁恣肆，雄健舒暢，頗饒趣味，今人祝嘉論此石刻曾說：“石門巧多於拙，瘦處多，肥處少，且喜用長勢，多用圓筆。布置巧妙，錯綜變化。”
這些碑刻隸書的波挑最為鮮明，左掠右挑的筆法和形象在縱橫有序的章法布局上聯綴躍動，翩翩欲飛，對審美視覺有著極大的感染力，令人遐想。
三.漢代簡牘
漢簡是兩漢時代遺留下來的簡牘。早在北周時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區發現過漢竹簡書，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肅等地獲得過東漢簡。 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豐縣北部的尼雅遺址發現了少量漢簡。次年，他又在甘肅敦煌壹帶的壹些漢代邊塞遺址裏發現了700多枚漢簡。這是近代初次發現的漢簡。此後陸續有新的漢簡出土，至今***發現4萬余枚。從西漢簡上可看到漢字字體從古隸逐漸演變以及草書形成的過程，從東漢中後期簡上又可以看到隸書開始向楷書演變的情況，所以漢簡也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重要資料。已發現的漢簡可以根據出土情況分為兩大類。壹類是在漢代西北邊塞地區遺址裏發現的，可簡稱為邊塞漢簡。壹類是在漢墓裏發現的，可簡稱為墓葬漢簡。
1.甘肅居延漢簡
敦煌和居延漢簡、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和故宮明清檔案，被譽為20世紀考古學上的“四大發現”。居延漢簡有新舊兩部分組成，人們習慣上將1930年瑞典人貝格曼在居延地區發掘漢簡10 000余枚，稱為舊簡， 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20 000余枚稱為“居延新簡”。新、舊簡***有30000多枚。古居延地區是駐軍屯田之地，故簡牘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因是日常實用文書，“居延漢簡”書寫時隨意自如，其書法呈現出輕松直率之意。
2.馬王堆帛書
秦代末期和西漢初期的墨書手跡。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包括《戰國策縱橫家書》、《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漢書法的第壹手資料，使前人爭論不休的西漢有無隸書的問題迎刃而解，所謂西漢無隸書，西漢無分書等說法不攻自破。《馬王堆帛書》用筆沈著、遒健，給人以含蘊、圓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獨具特色，既不同於簡書，也不同於石刻，縱有行、橫無格，長度非常自由。有強烈的跳躍節奏感。總體反映了由篆至隸的隸變階段的文字特征。
四.今草書的創立
草書的最初階段是草隸，到了東漢時期進壹步發展。西漢時期出現了壹種快速書寫的隸書體，又稱“隸草”，至漢元帝時，由黃門令史遊加以規範化，以其所寫《急就章》為名，是為“章草”。體勢仍沿有隸書法式，往往有細如遊絲、圓如轉圜的牽連，此為隸書所未有，而字字獨立，形成了章草。
後由東漢章草書家張芝創立了今草（今草是壹種在繼承章草的基礎上，適應隸書向楷、行體發展趨勢和形體上的變化，進壹步省減了章草的點劃波磔，成為更加自由便略的草體。為以後晉代流暢的行草及筆勢飛動的狂草開辟了道路）。張芝的草書開創了今草體勢，壹筆而書，血脈相通，打破了章草橫勢運筆的序列，以自上而下的行式為機制，創造性地運用與之相適應的縱勢運筆序列，筆貫勢連，隔行似斷而不斷，被稱為“壹筆書”。傳世張芝草書有五帖：《冠軍帖》、《終年帖》、《今欲歸帖》、《二月八日帖》和《秋涼平善帖》，唯最後者為章草，其他四帖均為今草，而且是狂放的大草。
草書的誕生，在書法藝術的發展史上有著重大意義：它標誌著書法開始成為壹種能夠高度自由的抒發情感、表現書法家個性的藝術。
五.隸變――偉大的歷史變革
漢代隸書成型和廣泛使用是中國文字史上壹次重大的變革，它使漢字告別了已經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徹底擺脫了古文字那種象形的特點，所以漢代人稱隸書為“今文”。 同時兩漢盛行章草、今草，有大量的簡牘墨跡和磚刻為證，行書、楷書則在隸、草兩體的交互作用下孕育生長（在隸書成熟的同時，又出現了破體的隸變，發展而成為章草，行書，真書也已萌芽）。到了漢代末期，隸書向正書、行書、草書三個不同的方向演變，形成了中國書法最主要的三種書體，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書法史上著名的“隸變”。至漢末，我國漢字書體已基本齊備。因此，兩漢是書法史上繼往開來，由不斷變革而趨於定型的關鍵時期。
六.我國古代書法理論的產生
與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繁榮相適應，我國古代的書法理論也逐步發展、興盛起來。據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古代書論著作最早出現於漢代。西漢大學者、文學家揚雄在他的《法言?問神》中，提出了壹個著名的論斷：“書，心畫也。”這裏的“書”雖不是專指書法，但它最早論述了有關中國書法理論的根本命題——書法同書法家思想感情之間的關系和書法藝術表情達性的特質等問題，對後世的書法創作和書法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書論史的源頭。
最早論述書法的壹篇文章是東漢書法家崔瑗的《草書勢》。指出草書是為了適應簡易快速書寫的社會需要而產生的。同時提出了壹個重要美學命題——觀其法象。此文中指草書呈現出的視覺藝術形象。如“抑左揚右，望之若欹”，指明了草書結體的錯落變化導致了書勢的不同。“獸鳥 ，誌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等，則以比喻的手法使草書的形勢更加形象化。自然界的各種物象皆可從草書的詭奇多變中得以展現。描述、贊揚了書法的形態美和動態美。
漢代產生了作為理論形態的書論，這是書法藝術覺醒的主要標誌，漢代崔瑗的《草書勢》、蔡邕的《篆勢》、《筆論》和《九勢》，闡發草、篆、隸的藝術特征和價值。特別是《九勢》和《筆論》把作書提到本體論的高度，揭示了書法藝術的內在規律和特征；把作書與抒發情性聯系起來，要求作書有壹個審美心胸而把書法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都不是把書法作為記事工具所能解釋的。
只有當書法成為壹門自覺的藝術，才會逐漸產生書法的美學理論、技法分析、歷史研究和批評鑒定等方面的有關著述，而這些在漢代都已發軔。漢代的書論已涉及到書法史、書法美學、書法批評、書法工具諸方面，有些論述頗具系統性，較之其他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築等，遠遠領先。漢代書論在中國書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