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學界普遍存在壹種過於貶低傳世文獻價值的現象，即當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存在差異時，過於相信出土文獻，欲以出土文獻取代傳世文獻。
到底應當如何看待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的作用？帶著這個問題，記者專訪了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閻春新副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獻的真偽？
閻春新：對出土文獻來說，它是壹個整體的概念，具體到某壹種的出土資料，需作個案分析，不可壹概而論。出土文獻中，有的是第壹手資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銘文，其可信程度無可懷疑。但也有壹些是經過輾轉傳抄的，對於這類材料，就需要作具體分析。
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壹批帛書，其中壹部類似於今本《戰國策》，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該書***27篇，其中11篇內容和文字與今本《戰國策》和《史記》大體相同。唐蘭、楊寬、馬雍等相關學者根據帛書的相關資料，對《史記》、《國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史記》中的《蘇秦傳》錯誤百出，真偽參半。其它學者也有許多人持類似的觀點。眾多學者在這壹問題上眾口壹詞，除了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以外，如《史記》的各種版本及其流變等，對出土文獻長沙帛書過於相信，可能也是壹個重要原因。
對出土文獻的過分相信，導致的另壹個後果就是對傳世文獻的過於懷疑。這種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當時子貢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說商紂王不會像古史中所描繪的那樣殘暴，是後人把天下的惡行都歸之於其壹身的緣故；孟子的盡信《書》不如無《書》，以人之理性闡發傳世文獻的史跡記載，固然非常具有詮釋意蘊，但過於相信主體的主觀思維，會嚴重貶低、破壞原始文獻的史料價值，而加以無端指斥。
晉代《竹書紀年》的出土，更引起了當時人們對傳世文獻尤其是儒家經典文獻的懷疑和重新認識，重啟疑古之風。至近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對歷史文獻持壹味的懷疑態度，認為對於東周以後的史料“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這種全盤否定傳世文獻價值的態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國社會科學網：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有什麽樣的價值？
閻春新：出土文獻對促進傳世文獻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新的發現、新的材料，往往會促進後者相關領域研究的拓展，同時深化人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並在某種程度上，矯正人們在思想方法上的壹些偏差。而傳世文獻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得以流傳，往往是經過整理和選擇的，必有其長處。然而，文獻流傳，歷時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見古代文獻而言，字詞訛誤，文句顛倒，段落、篇章脫漏增益，記事殊異，乃至於隨意增竄改作，已逐漸失去了它的初始價值。而出土文獻因長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較為原始的面貌。它們的大量面世，激烈的沖擊著傳世文獻。
不過，總起來講，我們認為，以出土文獻校勘、補正傳世文獻而非橫加置疑甚或取代後者的相關記載，應受到當前學界的認可贊同和廣泛使用。概括來說，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有三個方面的作用：校讀傳世文獻之文本；補充傳世文獻之不足；印證、支撐傳世文獻或糾正傳世文獻之謬誤 。 中國社會科學網：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的校對作用體現在哪裏？
閻春新：傳世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經過整理選擇和輾轉抄寫，其中的字詞、文句早已與原文獻大相徑庭，也出現不少的錯誤。出土文獻與之相對照，可以用來校傳世文獻中的壹些錯誤。
以馬王堆《老子》（乙本）為例，其中的壹些篇目，跟《管子》裏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對照；上博簡第四支簡《景公瘧》所載晏子之言，可以在《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傳世古書中找到相對應的語句。
還可以用來闡明傳世文獻中某些詞語的意義，或者糾正某些詞語書寫上的錯誤。如：《漢書》古本所收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雲：“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仆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 ”而《文選》卷四壹《報任少卿書》“茸”字作“佴”。 可見，《漢書》古本作“佴”。 “佴”字和“恥”字都從“耳”聲，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都有以“佴”為“恥”的例子，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報任安書》的“佴”字也應該讀為“恥”，“茸以蠶室”就是“受宮刑之恥”。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和定縣博物館在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所得漢墓竹簡《論語》，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論語》抄本。經整理，可知有《論語》簡620枚，殘簡居多。通過比較，不僅簡本各篇的分章與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異也有七百多處，這就為今本《論語》的全部釋文，提供了可註釋和校勘的新證據。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成為研究《論語》的新材料，啟發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我們厘清《論語》研究中諸多聚訟紛紜的問題。通過根據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中謬誤的校勘，使文獻的記載更加貼近歷史事件，使歷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復。通過研究這些恢復後的文獻，可以極大地促進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獻對推動傳世文獻的字形、字義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傳世文獻在傳抄、印刷中流傳，已逐漸失去了字形構造上的初始價值，這在與出土文獻的對讀中能得到有益彌補，而且不時還能帶來認識上的新收獲。在傳世文獻中壹些字、詞的走樣，會使關鍵性語句的意義產生變化，進而導致對壹種思想的理解發生變化，更有甚者還會致使相關史實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獻在字形、字義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動傳世文獻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網：出土文獻的面世，自然對傳世文獻是壹種補充，請您談談這個問題。
閻春新：雖然傳世文獻浩如煙海，但仍有許多出土文獻是傳世文獻中原本沒有的，又或者壹些文獻的書名在傳世文獻中有所記載，但文獻的內容卻沒有流傳下來，使得傳世文獻的記載不可能是歷史的全部，它對歷史事件或對歷史時期的記載是有所遺漏和缺略的。隨著出土文獻的出土，這類文獻才第壹次展示在讀者面前，使許多佚失多年的文獻得以重新問世。將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相對照，可以補足這些遺漏和缺略，有利於研究者貼近歷史真相，更有利於後人真實地了解歷史。
1899年以來出土的甲骨文，屬於商代中晚期文字，是當時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獻。雖然每片甲骨文比較簡單，但涉及的範圍卻相當廣泛，包括國家爭戰、狩獵、畜牧、農業生產、祭祀等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豐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們當代的研究者見到了孔子、司馬遷等古代史學家所沒有見到過的可靠材料，擴大了史料範圍，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結構、內外戰爭、帝王世系以及風土民俗等等歷史的大量的珍貴資料，使我們對商代以及上古時代的歷史研究取得了眾多突破性的進展，這是單純依靠傳世文獻所無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銀雀山漢墓簡出土，其中有《孫子》、《六韜》、《尉繚子》、《墨子》等傳世文獻，同時還有《孫臏兵法》壹書。孫子》和《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就證明了孫武和孫臏確為二人，《史記》的記載是正確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確也是並存的兩本書。《孫臏兵法》的重新面世，結束了學術界的長期爭論，而且還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出土文獻為我們提供了以往時代沒有的、全新的研究對象，擴大了史料的範圍，彌補傳世文獻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準確地把握歷史事件、歷史思想的發展脈絡 。 中國社會科學網：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的印證和糾正功能，體現在哪些方面 ？
閻春新：從整體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有著雙重的印證與糾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獻印證甚或支撐著某些傳世文獻的真實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壹方面，某些早期簡、帛書籍的樣子，傳世文獻有簡略的記載，而出土文獻則使今人看到了簡、帛書籍的實物，印證了其相關的說法。又如，最近清華簡的部分材料，印證了儒家文獻如《尚書》的記載；另壹方面，新出土的文獻，又為壹些被辨偽學派打入學術冷宮的所謂“偽書”，平反、正位。疑古學風在宋代興起後，不少傳世的先秦子書被懷疑為後人的偽書，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韜》、《尉繚子》都有人懷疑不是先秦之書，而是漢以後的偽作。七十年代漢墓出土的古書抄本，更為好幾種這樣的傳世文獻恢復了名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出土文獻可以為壹些因刻意辨偽而生造的“偽書”正名，這對於理解古籍的真偽有很大的幫助 。
就後者而言，傳世文獻大多是經過長期輾轉抄寫與時代流變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寫本身就容易造成眾多的訛誤，文句顛倒，篇章脫漏，而且抄寫者往往會加入壹些自己的觀點，有時也會根據它所處時代的價值標準來對傳世文獻進行增竄改作，這樣就改變了文獻本來的面貌；而出土文獻則更接近於真實的歷史，它所依據的材料往往會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為關鍵的就在於，出土文獻在埋入地下以後，基本再也沒有被人改動過，保持著文獻書寫時較為原始的狀態，可以說是同種文獻中較原始的版本，這顯然能糾正傳世文獻因主客觀原因所造成的記載的部分失實與訛誤，文獻的本來面貌也就可以盡可能多地得以恢復 。
因此，出土文獻對於傳世文獻有著極為重要的補充、輔助作用。通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相互關照，綜合運用古文字學、社會學與哲學等跨學科的多維度研究視角與方法，以文獻學與史料為依據的歷史學，必然會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