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文言短篇小說集，故事情節奇幻詭譎，人物形象生動豐滿。其中《勞山道士》、《畫皮》、《促織》、《聶小倩》等篇章在民間流傳很廣，深受人們喜愛。這些故事借鬼狐之形寄寓了深刻的社會意義：或熱情謳歌善良美好的人性；或弘揚正義、鞭撻醜惡；或揭露封建社會黑暗政治；或反對封建禮教……讀之發人深省，進而讓人體悟到其中的人生智慧和哲理。
《聊齋誌異》是成書於清朝初年壹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它以寫花妖狐魅，畸人異行著稱於世。奇特詭序的故事情節，異彩獨放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學理想，構成《聊齋誌異》的獨特風格，它不僅是中國文學的瑰寶，而且也是世界文學的明珠。它的作者蒲松齡，盡畢生精力，完成這部巨著，無愧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
《全本新註聊齋誌異》出版後，發現某些訛誤需要訂正，第二次印刷未及進行，頗為遺憾。茲值該書收入《世界文庫》，乃藉機加以修訂。主要訂正排印錯誤和個別註條；為了保持原來版面，只作局部改動。補苴罅漏，恐難周盡，尚祈讀者多提意見。
又，該書出版時，曾稽考諸本，增補四條“異史氏曰”和四條“附則”。《連城》、《折獄·附則》、《樂仲》、《龍戲蛛》四篇增補了“異史氏曰”；《三朝元老》、《盜戶》、《阿寶》、《黃將軍》四篇增補了“附則”。《夢狼》篇“又邑宰楊公”壹段附則，當時因無版本依據，未列正文之後，而列入“附錄”。今參考新近影印抄本《異史》，證明已補者均非妄補，未補的《夢狼》篇附則應作為附則第二，移於正文之後的相應位置。 《聊齋誌異》是中國清朝初年的壹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它以寫花妖狐魅、畸人異行著稱於世。奇特詭譎的故事情節，異彩紛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學理想，構成《聊齋誌異》的獨特風格。它既是中國文學的瑰寶，更是世界文學的明珠。作者蒲松齡無愧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
蒲松齡生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號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淄川區)蒲家莊人。他的家族，明萬歷以來也曾“科甲相繼”；但至蒲松齡時代，“為寡食眾，家以日落。”(《述劉氏行實》)分居後，蒲松齡“數椽風雨之廬，十畝荊榛之產；賣文為活，廢學從兒；納稅傾囊，愁貧任婦。”(《呈石年張縣公俚謠序》)十九歲，“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壹，補博士弟子員。”(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後則屢挫於鄉試，以歲貢終老。他壹生，除了去揚州府寶應縣充當幕賓壹年，均設帳於縉紳之家；而在同邑西鋪畢際有家時間最長，設館三十年，七十歲才歸老家居。七十六歲辭世。
蒲松齡出生前壹年，即崇禎十二年正月，第五次人關的清兵攻破濟南，積屍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齊魯。崇禎十七年，清兵再次人關擊潰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鎮壓各地抗清力量；壓城黑雲彌漫全國。然而在兵連禍結之中，明中葉以後萌發的民主啟蒙思想依然向前發展。清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唐甄等人繼續批判宋明理學，思想上閃現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歷史的災難、時代的思潮以及個人的遭遇，這壹切對蒲松齡的思想和創作，必然有所影響。蒲氏狂癡招尤，孤憤著書，正是時代使然。其思想積極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賦役征收應當“念民膏”，刑名出入應當“得民情”，工役興作應當“惜民力”。(代孫蕙作《放生池碑記》)黑暗的現實雖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齡則終生堅持“利民濟物”的理想。他睥睨邪惡，擺脫世俗的羈絆，追求心靈的自由，將自己的人生理想寫入《聊齋誌異》。
清初人民飽經兵燹戰亂，其心靈創傷尚未平復。《聊齋誌異》有不少篇目，隱約曲折地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劫難。舉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齊地大亂”、“濟南大劫”，清初的“姜壤之變”、“三藩之亂”、“謝遷之變”、“於七之難”，《聊齋誌異》都曾觸及，雖然含蓄迷離，但都傾向鮮明：詛咒兵連禍結，悼念受害人民。懷著對人民的深切同情，《聊齋誌異》更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整個社會，斥之為“強梁世界”(《成仙》)。在這個社會裏，“天子壹跬步，皆關民命”(《促織》)；封建官府像陰司壹樣暗昧(《席方平》)；高級官僚惡德滿盈(《續黃粱》)，下級官吏鄙瑣貪婪(《梅女》)，衙門公役則“無有不可殺者”(《伍秋月》)；至於地方豪紳，更是依財仗勢，橫行鄉裏。《聊齋誌異》刺貪刺虐，全無畏忌。
明清兩代用八股取士，以強化其政治統治。蒲松齡五十壹歲才放棄應舉，雖然他還不能自覺地否定這個制度，然而他卻能從舊壘中反戈壹擊，揭露科舉的弊端與醜惡。《聊齋誌異》有相當數量的篇目，以嬉笑怒罵之筆譏刺科場衡文不公以及賄賂公行。司衡無目，蓋因簾內諸官只熟悉八股濫調，不諳德業文章，無能識別真才(《司文郎》、《賈奉雉》)。學官貪冒，則不僅“學使之門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競定例割髀肉為贄(《考弊司》)。讀書人對此卻帖耳忍受，心無愧恥；俸進者則高官厚祿，作威作福(《續黃粱》)，失意者則嗒然若死，如餌毒之蠅(《王子安》)。蒲松齡晚年詩作《歷下吟》寫省城試士的醜態，不禁慨嘆：“此中求伊周，亦復可惻愴。”《聊齋誌異》抨擊科舉的作品，也都流露出此種惻愴的心情。
《聊齋誌異》各類題材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審美追求，其中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表現得尤為鮮明。在蒲松齡那個時代，封建的因襲觀念大都開始動搖，“甚至骨肉之間，亦用機械，家庭之內，亦蓄戈矛”(《為人要則》)。《聊齋誌異》描寫家庭糾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壹代視作沖決封建禮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會鄙視婦女，《聊齋誌異》卻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許許多多天生麗質，從不同角度展示她們的美好情操和過人才能。例如：顏氏之才，喬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嬰寧的天真，蕙芳的純樸；素秋的淡泊，黃英的通達；嬌娜的灑脫，青鳳的癡情；等等。她們人各壹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擬。封建社會嚴男女之大防，《聊齋誌異》則借助浪漫主義的奇想，賦予青年男女以極大的互愛自由。作品認為：“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雲》)。作品呼喚真情，反對“以禮節情”，因而對知己相愛或鐘情不移者備加贊揚，而對虛偽矯情或欺騙愛情者則予以譴責。作者意識到愛情是婚姻的基礎，因而確認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作品所贊揚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這在當時不是已經存在的現實，而是應該實現的理想。蒲松齡的審美情操，的確高人壹等；縱然雜有些微糟粕，畢竟瑕不掩瑜。
《聊齋誌異》近五百篇，舉凡天上人間、域內海外的諸般異聞，鳥獸蟲魚、草木竹石的荒怪變幻，民俗風習、自然災害的趣聞瑣談，都在包羅之列。以上所述，僅其犖犖大者。
《聊齋誌異》把中國文言短篇小說創作藝術推向頂峰，前人稱它為“空前絕後之作”。其主題境界既高出晉之誌怪、唐之傳奇，而筆墨命意更非後世續書所能比擬。它的藝術成就，既是蒲松齡借幻異故事寄托自我情誌的創新，又是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發揚。
作為“孤憤之書”，濃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審美追求，為《聊齋誌異》創作藝術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創作時，往往馳想天外，神與物遊：“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聊齋自誌》)這種感興飛動的激情，恰足以表現幻異小說的奇詭。在各類作品中，既有金剛怒目的憤激，也有童心展現的溫情；既有口誅筆伐，也有幽默諷嘲。諸般幻異故事，都具有扣人心弦的藝術魅力。《聊齋誌異》的問世，使得壹度沈寂的中國文言小說重現光輝，在藝術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實質是在發揚中國文學優秀傳統基礎上的藝術創新。蒲松齡有豐厚的文學修養，他不僅“用傳奇法，而以誌怪”，而且自覺地發揚楚騷的創作精神。其《聊齋自誌》謂：“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聊齋》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蓋亦步武楚騷，直抒胸臆，不擇好音。《聊齋誌異》每於篇後仿《史記》的“太史公曰”，添加“異史氏曰”論贊壹段，把藝術具象的意蘊徑直地表達出來。全書有“異史氏日”近二百則，為數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於唐傳奇偶爾加入的議論體例。這壹形式的采用，是對《史記》美學思想的自覺發揚。蓋蒲松齡“長命不猶”、“僅成孤憤之書”與司馬遷“意有所郁結”、“發憤之所為作”，兩者之間有其相通會意之處。魯迅先生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聊齋》則把楚騷的藝術傳統用之於小說，遂使中國文言小說藝術再生奇葩。蒲松齡的這種創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資借鑒之處。
朱其鎧 壹九九二年二月 本書收入《世界文庫》：“前言”簡短，未涉及所出版本。茲扼要說明於書後。
蒲松齡《聊齋誌異》有諸多抄本和刻本。抄本在文字上雖不免有。“魯魚亥豕”之誤，但無刻本避忌徑改之弊。所以我們這個新校本，底本和校本均用抄本，只個別文字訛誤參校刻本。這樣或可從總體上保持原著面貌。
壹九五〇年冬發現半部《聊齋誌異》手稿本。我們這個校本，即以壹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的這半部手稿，作為底本之壹。（其中《鴉頭》、《雲蘿公主》雖有殘缺，仍以殘文為主，用他本補全，作為底本。）其余部分，則采用其他抄本為底本。
《聊齋誌異》的抄本，以歷城張希傑的“鑄雪齋抄本”和壹九六二年在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所發現的“二十四卷抄本”最為完整。兩者相較，鑄雪齋抄本用作另壹底本，比較合適。這個本子抄自濟南朱氏。濟南朱氏抄本，是根據蒲氏原稿過錄的本子。鈣雪齋抄本“總目”的篇次，雖不盡合該本抄文的實際次序（特別是第四卷和第九卷），們與手稿本及山東博物館藏711號抄本比勘，則基本壹致。因此，我們這個校本，手稿本以外的篇目，決定采用鑄雪齋抄本為底本。鑄雪齋抄本未收或有目無文的少數篇目，則以山東博物館藏抄本或二十四卷抄本為底本。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新近發現的《異史》，無從斷定其抄錄的確切年代。而且其篇次的排列，與字稿本、鑄雪齋本“總目”以及山東博物館藏抄本的現存目錄相較，也有差異。因此，盡管都是比較完整的抄本，具有重要校勘價值，但未便貿然以之作為主要底本。
新校本***收四百九十四篇。其中以手稿本為底本者二百三十六篇，以鑄雪齋抄本為底本者二百四十三篇，這是全書的主體部分。余下的，以山東博物館藏抄本為底本者六篇，以二十四卷抄本為底本著九篇。上述五抄本未收而檄見於他本著三篇，作為附錄，列於卷末。
關於《聊齋誌異》的卷數、卷次、篇次問題，近幾年來，學術界曾提出過某些推斷，但尚無定論。所以我們這個新校本仍依鑄雪齋抄本“總目”所標明的卷數、卷次及篇次。鑄雪齋抄本的“總目”所列篇次與手稿本硯存篇目的篇次基本壹致，但是鑄雪齋抄本分為十二卷，則未必符合手稿本的原定卷數。
我們曾對山東省博物館藏711號抄本，作過壹番簡略的考察，覺得此抄本卷冊的厘訂，可以作為原稿分為八冊（卷）的參證。此抄本抄寫時不避雍正和乾隆諱，僅避康熙諱。元疑它是康熙年間抄寫的。第二卷錄有王士禛和張歷友的題辭，表明它是康熙四十六年後的抄本。這個抄本現存四冊，抄本目錄***收二百四十六篇，原文缺少兩篇，實存二百四十五篇。這四冊抄本，有兩冊標卷。有《聊齋自誌》的壹冊，目錄頁標有“誌異卷壹目錄”；而該冊正文首頁則標為“聊齋誌異壹卷”，與影印手稿本相同。《王者》篇開頭的壹冊，目錄前半殘缺，不知是否標卷，但在所錄正文的首頁，則標有“聊齋誌異卷二”字樣。據此可以推定，這個抄本壹冊即為壹卷，現存四冊即為四卷。這四冊所收目二百四十六篇，約當全書之半，全書當為八冊，也即八卷。山東博物館藏這四冊抄本，其中有兩冊與古籍刊行社影印手稿本的第壹冊和第三冊重復。手稿本第壹冊與此抄本相應的壹冊幾乎完全相同；其中“高序”、“唐序”、“自誌”以及所收篇目及篇次，兩者完全相同，僅手稿本比山東博物館藏抄本多壹篇《海大魚》。手稿本第三冊與此抄本相應的另壹冊篇次也完全相同；僅手稿本多出《鴉頭》、《孝子》、《閻羅》三篇，手稿本第二、四兩冊，與山東博物館抄本另外兩冊，所收篇目則全不相同。現存手稿本四冊和山東博物館本四冊，每冊的篇數，大體相當。手稿本和此抄本，這兩組***八冊的手抄本，重復兩冊，實存六冊。
這六冊無有重復篇目，可據以窺見《聊齋誌異》六個卷冊的原來面貌。這六冊***收三百五十四篇。鑄雪齋抄本有目四百八十八篇，減去這六冊所收，尚余壹百三十四篇。按照上述六冊平均篇數，此壹百三十四篇恰可分倆冊。由此看來，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懦學訓導柳泉公行述》和蒲箬等《祭父文》，有關“聊齋誌異八卷”或“誌異八卷”之說，是符合《聊齋誌異》卷冊厘訂的原始情況的。這個問題值得進壹步研究和論證。但是，在學術界未有定論之前，為慎重起見，我們這個新校本，暫仍按照鑄本“總目”，分為十二卷。本書依據鑄雪齋抄本“總目”排定卷次和篇次。以手稿本為底本的有關篇目，均分別插入該“總目”中的相應位次。
鑄雪齋抄本卷內各篇實際次第，有不合於該“總目”者，也依據“總目”加以調整。“總目”未收篇目，凡見於手稿本，且可以推定其位次者，則編入相應卷次。如《牛同人》篇見於手稿本《何仙》之後、《神女》之前，故仍其位次，與《何仙》、《神女》同列於《總目》卷十。手稿本中《海大魚》篇不見於鑄雪齋抄本及其他諸本。其所寫內容與《於子遊》篇相同。考諸鑄雪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拾遺本等所錄《於子遊》篇，以之與《海大魚》篇比勘，兩者題材雖然相似，但文字繁簡則不相同，故仍然保留《海大魚》篇，維持手稿本原貌，井因其在《丁前溪》之後、《張老相公》之前，故將該篇列入“總目”第二卷的相應位次。《丐仙》、《人妖》二篇，不見於現存的手稿本及山東省博物館藏抄本，其在二十四卷抄本中的篇次與在十六卷刻本中的篇次，也有很大差異，無法推定其原來位次，因而暫列於“總目”十二卷之末。
鑄雪齋抄本有目無文者凡十四篇：《鷹虎神》、《放蝶》、《男生子》、《黃將軍》、《醫術》、《藏虱》，《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錢蔔巫》、《姚安》、《采薇翁》、《公孫夏》。其中《鷹虎神》見於手稿本。《放蝶》、《男生子》、《黃將軍》（附則為《晉人》）、《醫術》、《藏虱》、《公孫夏》六篇，用山東博物館抄本補配，作為底本。《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錢蔔巫》、《姚安》、《采薇翁》七篇，用二十四卷抄本補配，作為底本。
鑄雪齋抄本中，《連城》、《折獄附則》、《樂仲》、《龍戲蛛》四篇，均缺“異史氏曰”壹段。《連城》、《折獄附則》、《樂仲》三篇，用二十四卷抄本補配了“異史氏曰”。《龍戲蛛》篇，用山東省博物館藏抄本補配了“異史氏曰”。鑄雪齋抄本《三朝元老》篇，無有“洪經略……”壹段附則，據山爾省博物館藏抄本補配；《盜戶》篇，無有“章丘漕糧役……”壹段附則，據二十四卷抄本補配。鑄雪齋抄本《阿寶》篇無有“集癡類十”附則，則根據山東省博物館藏703號抄本，補配於正文之後；《夢狼》篇無“又邑宰楊公……”壹段附則：據《異史》補配於前壹附則之後。乾隆間黃炎熙選抄本卷六的《豬嘴道人》、《張牧》、《波斯人》三篇，不見於他本，且均非蒲松齡所作，故附錄不收。
朱其鎧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