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繼歐陽修之後，成為北宋的詩壇領袖，文藝泰鬥。當時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均為蘇軾門人，號稱“蘇門四學士”。蘇軾生前，門人遍天下；蘇軾身後有毀有譽。在他逝世後不久，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九月，蔡京又發動黨禍，“籍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余官秦觀等、內臣張大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禦書刻石端禮門。”十二月又詔：“諸邪說诐行非先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1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詔毀蘇軾文集、傳說 、奏議、墨跡、書版、碑銘和墓誌，同時毀蘇洵、蘇轍、程頤、黃庭堅、秦觀等人的詩文集。
統治者的禁令，並沒有控制蘇軾文集的流傳：“人們改稱蘇軾為毗陵先生。”朱弁曾記錄這段事跡：“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2人們對讀蘇軾文蘇軾詩的熱情比下禁令前更狂熱了。費袞記載了這樣壹樁事：“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攜坡集出城，為門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壹詩雲：‘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護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陰縱之。”3在宋人筆記中，還有兩則故事令人感動：壹是碑工的義氣。王清有記述：“九江碑工李仲寧，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因刻蘇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好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肉而從其請。”4壹是記強盜敬愛蘇軾。洪邁記述：“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峰故居，並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眾。兩人皆劇賊，而知愛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有愧乎？”5從百姓到強盜，都對蘇軾懷著深深的敬意。何況文人乎！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慧星出現，尾長竟天，太白書見。有壹夜，雷雨大作，擊碎黨籍碑。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6是時，徽宗懼天怒，二月遂罷蔡京。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圍京師，檄取東坡文集及司馬光資治通鑒。徽宗在外來的壓力下，詔復翰林侍讀學士。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戊申，詔復蘇軾為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紹興九年庚申（公元1139年）申詔賜汝州郟城縣墳寺名為旌賢廣惠寺。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庚寅賜謚文忠。再崇贈太師。九年（公元1173年）癸巳復詔有司重刊東坡文集。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乙未正月，詔從祀孔子廟庭，位列張載、程顥、程頤之上。7
據王文誥整理記載：蘇軾逝世後，浙西、淮南、京東、河北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士君子奔吊於家，秦隴楚粵之間，車塵馬跡，所至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陳師道方官京師，聞公訃亦卒，張耒在穎州舉哀制服，坐貶黃州安置。黃庭堅懸像室中，奉之終身。不久，李昭玘、廖正壹等皆坐廢黜而逝世。子由泣曰：“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米黻曰：“道如韓子，文比歐公，八周禦魅能旋，六合著名猶窄。”錢世雄曰：“降鄒陽於十三世，天室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李廌曰：“皇天後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廌布衣也，文出天下誦之。”8
蘇軾詩，在逝世後幾年即廣為流傳。崇寧、大觀年間（公元1102—1107年），有趙雲（次公）、宋雲（援）、李德載、程縯四家的《蘇詩四註》，繼有趙雲（次公）、宋雲（厚）、程雲（縯）、宋雲（援）、新添雲（林子仁）作《蘇詩五註》，“四註”、“五註”皆編年註，出於北宋。南宋紹興初年趙夔編輯蘇傳，復有師民詹、任居實、孫綽、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體例壹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為“八註”，“二十註”。嗣後又有王十朋、張器先等據三十壹家編年分類匯集註，趙夔所編詩集為《蘇詩十註》，王十朋編的為《蘇詩百家註》。後來，範成大又勸陸遊重新編註蘇詩，沒有實行。吳興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兩代幾十年的功力，對蘇詩重新增編補訂，刊版於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2年），這部註本以其繁徵博引，詮解詳備，稱譽士林。
趙夔等編註家們對蘇軾都進行全面的、高度的評價。趙夔說：“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鬥，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奧乎！”9王十朋說：“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壹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壹吟壹詠之間者，詎可以壹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10陸遊在《施司諫註東坡詩序》中評東坡詩：“援據閎博，旨趣深遠。”他說：“某頃與範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壹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實際上，陸遊對蘇軾的作品，領會是很深的；越是這樣就越感到註蘇詩的難度之大。他向範成大舉出兩個例子，問他將作何解釋，如“‘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歸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範成大答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陸遊說：“此某之所以不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雲‘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致，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用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因為詩語深語緩，未易窺測，故範成大嘆息說：“如此誠難矣。”理解蘇詩，在南宋的上層知識分子已認為如此艱難！自宋到今，註解蘇詩有百家以上，也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陸遊曾記載蘇軾文章在南宋影響之廣。他說：“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11
到了金代，詩人們對蘇軾詩文的橫放超邁的格調，多所評論。王若虛雲：“東坡之文，具萬變而壹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俳諧偶麗之弊；為小詞而無脂粉纖艷之失；楚辭，則略依仿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為工；禪語，則姑為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眾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小詞不工於少遊，禪語、楚辭不深於魯直，豈知東坡也哉！”12王若虛肯定蘇軾與秦觀、黃庭堅的高下的比較。認為蘇軾是文中之龍，理妙萬物。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有詩評論：“奇外天奇更出奇，壹波才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雲：“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這二首詩對蘇詩是褒是貶，歷代爭論不壹。郭紹虞認為：元好問詩，格實近東坡。翁方綱《讀元遺山詩》雲：“遺山挪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蘇門後，此意豈意言。”元遺山學習蘇詩，已為後代詩人所***識。潘德興《論遺山詩》雲：“評論正體齊梁上，慷慨歌謠字字遒。新態無端學坡谷，未須滄海說橫流。”指出元好問詩接踵蘇詩。所以元好問論蘇詩，雖指出蘇詩毛病，但並非貶抑，而是言簡意賅評論其達到藝術高度之後的不足處。在二百年來詩人多學坡谷的熱潮中，也指出蘇詩的瑕疵所在。元代也不乏人學蘇軾詩。袁桷曾為周權《此山集》作序曰：“稱其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13許有壬《懷坡樓記》雲：“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尚論其平生忠義而跡其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嘆者焉。”14直至明代，學蘇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這時，不僅學蘇詩，而且崇尚蘇軾文章、人品；尤其把學蘇文與科舉聯在壹起。錢壹清在《序蘇長公合作》中說：“長公之文，如太倉給粟，人得***飽。”15蘇軾的文章，已成為壹代文士的精神食糧。明代更多的是出版蘇軾選集，益加以評點，全面評介蘇軾的學問、人品及功業。王世貞說：“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蘇公才甚高，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壹也。”16王世貞對蘇文的喜愛，已到了讀蘇文可以提神醒腦的程度，他說少年時讀蘇文情景：“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至。”17明代評文，多以蘇文為標準，湯實尹說：“昔之以文海內外者，或品之曰：眉山再生。曰：宛然蘇家衣缽。”18明人學蘇軾文章，多被其品格、精神所感動，像李卓吾說：“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真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19又說他“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朝夕***遊。”20又說：“《坡仙集》雖若太多，然不如是無以盡見此公生平，心實愛此公，是以開卷便如與之面敘也。”21李卓吾對蘇軾人品之敬已到了日夕難離的地步。焦竑《刻坡仙集抄引》雲：“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余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壹快也。”22
明代三袁兄弟對蘇軾的熱愛，已經是達到“心有靈犀壹點通”的境界了。袁宗道因慕白居易、蘇軾為人，故以白蘇名齋。袁宗道說：“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閑適詩，或小文，或詩余壹二幅，倦則壹篇而臥，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23而袁宏道自己對蘇軾的熱愛，也不亞於乃兄，他在〈答馮琢庵師〉信中說：“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又在〈與李龍湖〉信中說：“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壹人而已。仆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余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這裏，袁宏道把蘇軾詩譽為“詩之神也”，對蘇詩極為崇拜。他在〈答梅客生開府〉信中又將蘇詩與李、杜詩比較，回答“詩神”的內涵，他說：“蘇公詩無壹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唯壹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惟壹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言，總歸玄奧；恍忽變怪，無非實情。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袁宏道對蘇軾的推崇，已經到了傾倒的地步了。
明代學者也有偏愛東坡小品者，淩啟康〈刻蘇長公小品序〉雲：“夫宋室文章風流藻采，至蘇長公而極矣，語語入玄，字字飛仙，其大者，恣韻瀉墨，有雪浪噴天，層巒遍地之勢，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機巧中，有盆山蘊秀，寸草函草之致，人或忽之。自茲拈出，遂使片楮只言，***為珍寶。”大贊東坡小品的完美。袁中道也說：“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24明人因小品文盛行，從而也把蘇軾小品作為“快書”欣賞。明代之所以出現學蘇熱潮，也與壹代文壇有密切關系。明代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與蘇軾的嘻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格調正好壹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從蘇軾的莊老思想中獲得啟示。因而蘇軾的影響，在明代表現更為強烈。
清代的著名學者，學蘇的熱情也甚高漲。葉燮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毫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25趙翼認為“昌黎之後，放翁之前，東坡自成壹家，不可方物。”26清代註蘇詩者很多，如宋犖與邵長蘅等補刊〈施註蘇詩〉，查慎行對蘇詩又作了全面的編年考訂及補註，汪師韓著《蘇詩選評箋釋》、翁方綱著《蘇詩補註》，馮應榴編《蘇文忠公合註》，紀昀點論《蘇文忠公詩集》，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是綜合蘇軾註本的大成了，清人對蘇軾的感情，對蘇軾的高風亮節，肅然敬意。
蘇軾的學問文章，也名震域外，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蘇轍出使遼國，遼國國主及大臣都向他問候蘇學士，蘇轍有詩雲：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
莫把文章動蠻貊，遼國談笑臥江湖。27
在宋代，蘇軾已名揚他國，遼國還出版了《大蘇小集》。在日本國，珍重蘇軾作品及年譜，出版《東坡先生詩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水照教授編的《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就是從日本國搜集來的，如例何倫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王水照先生說：“鈔本最後有題雲：‘應永二十七年歲次庚子春三月於龍阜之萬秀山下書。’”後人於‘應永二十七年’處，批註雲‘離慶長七年壹百八十二年’；於‘龍阜’處，批註雲：‘南禪寺’。按應永二十七年，為1420年；慶長七年，為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鈔本年代為1420年，相當於中國明永樂十八年，而為日本室町時代足利四代將軍義持當政之時。”28由此可知，在明代日本已珍藏蘇軾作品及年譜。當代日本刻印《蘇軾全集》及詩集以及研究蘇軾的成果，也令人註目。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德國偉大科學家愛恩斯坦，他開創人類對宇宙認識新階段的“相對論”，就是運用蘇軾〈日喻〉這篇文章中的瞎子摸象寓言。愛因斯坦利用肓人對兩種比喻的演化，來解釋人們對“相對論”的理解。而且，愛因斯坦引證了蘇軾的〈題西林壁〉詩來解釋他的“廣義相對”學說，他在講到“三維空間裏的人難以想像出彎曲的三維空間裏，兩點壹根最‘直’的曲線——短程線時”，說：那就像中國宋朝大詩人蘇軾所說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29這是壹項很令人深思的事跡。壹位偉大的科學家，在中國古代詩人詩歌中獲得了科學想像的靈感。蘇軾作品對世界影響之大，由此可見壹端。
蘇軾名滿天下，當前國內外對蘇軾的研究，越來越廣泛，研究蘇軾的著作、文章，已經逐漸演變成為壹門獨立的學問。蘇軾的文化精神，已是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