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中世紀的商人曾被神職人員和貴族所歧視，因為他們認為交易會產生欺騙。“大約在十三世紀中葉，壹位方濟各會修士貝爾托爾多·達·拉蒂斯博納……對買賣交易活動持不信任和譴責態度，認為這可能是引起其他人害怕受騙的唯壹根源。”[1]這與我國傳統文化中“重農輕商”的觀點頗有些相似。正如馮友蘭所說的，“中國哲學家們的社會經濟思想都強調區別‘本’和‘末’，農業生產被認為是立國之本，而商業則被看作是立國之末端。”[2]只是這種歧視商業的行為在歐洲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經濟貿易發展所帶動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大生產極大的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也隨之改變了商業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而中國這種狀態持續的時間要長得多。除了文化基因的習慣思維外，地理因素是造成這壹現象的根本原因。中國自古被稱之為“中原”，這壹方面反映了文化上壹種以“我”為中心的自傲態度，另壹方面就是反映了中國內陸不鄰水的地理狀況。文藝復興在十五世紀的歐洲之所以能興起，新航路的開辟是壹個重要的客觀因素，而在十五世紀初，中國的鄭和曾帶領過壹只浩浩蕩蕩的船隊，並且“二十八年內七次之多的創世界記錄遠航，是中國當時生產力水平以及財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鄭和的遠航比哥倫布的遠航早八十多年，而艦隊規模、艦船形制、航海技術及航行總裏程則有過之無不及。”[3]可為什麽同樣是新航路的開辟，鄭和卻沒有拓寬出壹條發展的出路，而僅僅是增強了中國習慣性的優越感呢？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4]，如果說勇於在海上開放可能性的歐洲人在水上吃到了甜頭，那麽我們暫且稱他們為“智者”，而作為靠山立業，崇尚“難得糊塗”的我們又明顯的具備“仁者”的文化基因和價值標準。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優勢和劣勢所在。
從復興的角度來看，比較中國當代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對古希臘、羅馬傳統文化的繼承我們就會發現，古希臘、羅馬的傳統文化在文藝復興時期似乎傳承的得心應手，而中國傳統文化卻在當代自身的浮躁和妄自菲薄中變的摸棱兩可。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
壹，從內容上來說，古希臘、羅馬的經典古籍中貫徹的人文思想與十四世紀歐洲進步知識分子的改良方針具有同壹性。十四世紀歐洲的考古發現之所以會引發文藝的***鳴，就是因為傳統的古希臘、羅馬文化符合人文主義者的精神實質，所以作為強心劑的角色出現。
就古代遺址的發現來看，中國建國後的幾次大的考古事件雖然有極其重要的考古學術價值，但文物的大量出土沒有在文化上喚醒突破性的文化元素，主要是因為發掘出的文物以封建意識為精神基礎，與當代建設的方向背道而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兼容並包與當今世界全球化、天人合壹與環抱主義以及和平的思想與反恐等世界主流思潮是相壹致的。這些精神存在於古籍之中，更遊離於精神傳統之內，如何隱性的發掘這些優秀的精神財富並古為今用？成為了當代中國文藝復興之萌生的文化底氣，若想真正良性的發揮中國文化優勢，這幾個方面是唯壹的選擇。
二，社會思潮中的主流思想與文化的對接上有區別。
首先可以毫無疑問的說，文藝，包括它們所處在的文化是社會進步的最終動力。而真正的文化、文藝在我們這裏總是先鋒，卻不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為什麽呢？因為我們的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總是脫節的，甚至往往是相悖的。為什麽我們總落後於西方？當生產總值這壹硬性的指標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便開始為了達到現代化而不顧壹切的開發資源，我們沒有錢就拼命搞，我們沒有商業就瘋狂的要，再經過幾十年或者壹百年，中國人對於物質的追求可能會暫時滿足，當享樂的什麽都到手了，我們是否才能想起文化？那時人們會覺得更加的空虛和不滿足。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了在文化落後的狀態下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是怎樣的觸目驚心！如此發展下去，即使我們的生產總值可以繼續增長，但我們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社會隱患會更多，因為我們的文化仍然是缺失的，那時候我們跟其它民族又能比什麽呢？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討論的先鋒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於整個人類文明的發跡史，並且長期在內部調節和外部適應當中發生作用。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出發，對先鋒文化的肯定很容易產生心態上的優勢，進而潛移默化的轉變為啟蒙主義的口吻，這是否又會形成變相的文化強權？
於是這種不對接多引發的最直接的問題是——如何在當代中國辨證的看待精英主義？
福澤諭吉作為日本近代傑出的啟蒙思想家，與中國大部分的文人壹樣，都有報效國家的誌向，但在方法論上卻有壹個明顯的分歧，便是福澤諭吉壹生不願做官。他在自傳中寫道，“只希望能用什麽辦法使壹般國民走進文明開化的大門，以便把我們這個日本締造成壹個兵力強盛、商業繁榮的大國。”[5]綜觀現在的日本，這種美好的願望已經在壹定程度上變為了實現。而這種“文化救國”是否同樣能在中國通行？這裏所提出的“壹般國民”這個概念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在壹個國家中，代表最普遍文化素質並且體現最原始的文化要求的群體是誰？正是這個所謂的“壹般國民”。而這個普遍的文化素質和原始的文化要求實際上正是壹個國家的文化所能接受的底線。從以往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摸索出這麽兩條經驗：壹，如果壹個國家的底線文化得不到提高，那麽先鋒文化飛的越遠，這個國家的文化結構就越不健全，文化體系就越不牢固；二，作為體現文化底線的“壹般國民”，壹個國家綜合的文明程度，更多的是在這個群體上得以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