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看,周揚從未公開說過魯迅的壞話,但他是以清君側的態度,與馮雪峰和胡風不***戴天,而馮、胡雖然後來都敗在周揚的手下,但從他們的回憶錄來看對周魯的矛盾也都語焉不詳
魯迅遂要求發表解散“左聯”的“宣言”，聲明“‘左聯’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勢之下組織抗日統壹戰線文藝團體所必須的”。“假若這樣無聲無息地解散，會被人誤認為禁不起壓迫而潰散”。魯迅的這個意見得到“文總”壹定程度的尊重。據胡喬木的回憶，最初曾決定以“文總”的名義發表解散宣言，但下屬各聯（包括“左聯”在內）不發表，後來“文化界救國會”接著成立，如再以“文總”的名義發表宣言，會使國民黨把“文救會”看作是“文總”的替身，遂又決定壹律不發表宣言。由於“左聯”的同誌沒有及時對魯迅解釋，以至於
引起了魯迅的嚴重對立情緒。1936年2月18日，當徐懋庸將“文總”的最後決定正式告訴魯迅先生時，“魯迅當時臉色壹沈，不發壹言”。
魯迅顯然對這樣的結果深為痛心和失望。後來他曾私下對馮雪峰說：就這麽解散了，毫不重視這是壹條戰線。由此看出,盡管魯迅對“左聯”部分成員有種種不滿，但對於組織本身，卻是極其關切和重視的。林淡秋稱：“左聯”常委會沒有認真討論過魯迅的意見，根本漠視了魯迅在“左聯”的領袖地位。胡喬木也指出：“左聯”的同誌沒有鄭重地征求和聽取魯迅的意見，“這是壹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由於這樣的過失，從而加劇了以往的對立情緒。等到馮雪峰返回上海後，周揚等人與魯迅的這種對立情緒也使他對周揚的看法雪上加霜。
在這期間，還有壹個主要的因素必須提及，那就是“四條漢子”和魯迅在關於胡風看法上產生的歧義。
胡風1933年6月從日本回國後，經周揚的安排，擔任“左聯”宣傳部部長，後又擔任組織部部長，並承擔了“左聯”和魯迅之間的聯絡人的工作。此前，胡風和魯迅原來並不認識，但在此後與魯迅的接觸中，胡風以其自身的理論水平和對魯迅的尊重成為魯迅所信任的人。
在魯迅和周揚等人關系不斷惡化的過程中，胡風到底起過什麽作用？從周揚、夏衍到田漢、茅盾等人，都異口同聲地指責胡風從中挑撥離間，即使是在新時期以來平心靜氣地談論當年的爭論，對胡風的這種指責依然沒有消弭。設身處地地考慮壹下當時的大環境，這種指責雖不是空穴來風但的確是言過其實了。
說不是“空穴來風”，是因為根據當時的歷史場景，在宗派主義色彩比較濃厚的情況下，胡風也不可能擺脫這種羈絆。
根據胡風本人以及沙汀、任白戈等人的回憶，周揚與胡風在最初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不久情況就有了變化。任白戈回憶說：
胡風經常表示不同意周揚同誌的意見。但由於何谷天同誌是黨員，在組織原則上他應該同意周揚同誌的意見。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誌兩人對胡風壹人。周揚同誌的意見在“左聯”常委會上還是得到了貫徹執行。但是胡風擔任秘書長的職務，我們常委會的工作由他負責向魯迅先生報告請示，他常常在傳達魯迅先生指示的時候帶進壹些他自己的意見，有些就顯然與周揚同誌的意見不同。本來“左聯”是在雙重領導下工作：壹方面要接受魯迅先生的領導，壹方面要接受黨的領導。這兩方面的領導要做到壹致而不發生矛盾，主要是靠黨的組織如何與魯迅先生通氣和協商，而且善於聽取和尊重魯迅先生的意見，同時也依靠“左聯”向魯迅先生匯報請示工作的人能夠如實地反映情況，並善於領會和疏通雙方的意見。如果胡風在與魯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後，能夠本著團結的方針，多做壹些團結的工作是可以協調壹致的。
由此說來，不帶任何偏見地分析當時及以後的情況，倘若胡風跟魯迅要好之後，他的心胸更寬闊壹些，有意轉達對方的誠意，也許真的能緩解雙方之間的壹些誤解。
說“言過其實”，是因為說胡風“挑撥離間”的確誇大了胡風的作用。且不說宗派的產生是雙方的事情，壹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魯迅畢竟是當時中國思想、文學戰線上公認的領袖，他同周揚等人矛盾的發生、發展以及他處理問題的方式，都不是當時還是壹位文學青年的胡風的言論所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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