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的李充編成《四部書目》，“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阮孝緒《七錄序》)，壹舉奠定了四部分類法按經、史、子、集為序的體例。
再往後雖有王儉的《七誌》和阮孝緒的《七錄》的異軍突起，但唐朝初年編撰《隋書，經籍誌》，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響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後圖書分類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庫全書總目》，集四分法之大成，類目空前細密，分合也更趨合理，時至今日，對我們編制古籍書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不過《四庫全書總目》之後，隨著時代的變遷，四部分類法也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到了清同治年間，張之洞為諸生好學者編《書目答問》，認為“叢書最便學者”，“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別為類”，在四部之外另立叢書部，於是形成了壹種新的五部分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