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只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壹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壹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壹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誌，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讬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壹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貴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纮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裏，均之於談笑耳。
壹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壹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誌》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誌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糸玄，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雲：“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雲‘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範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淩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裏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郲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古代詩歌評論著作。南朝梁鐘嶸(約468～約518)撰。鐘嶸字仲偉，祖籍潁川長社（今河南許昌）人。齊代官至司徒行參軍。入梁，歷任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西中郎將晉安王記室。《詩品》是他的詩歌評論專著，以五言詩為主，將自漢至梁有成就的詩歌作家，區別等第，分為上中下三品，故稱為《詩品》。《隋書·經籍誌》著錄此書，書名為《詩評》，這是因為除品第之外，還就作品評論其優劣。後以《詩品》定名。
鐘嶸在對歷代作家的藝術特點、風格進行品評的同時，還在序言中對詩歌創作中的壹些理論性問題，以及當時詩壇所存在的帶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對當時論詩“隨其嗜欲”、“準的無依”的風尚，提出了壹個系統的品評準的。它的出現，和當時詩歌創作的發展、清談和品第人物的社會風尚等，都有密切關系。明代正德元年退翁書院抄本《詩品》
在《詩品序》及品評中，鐘嶸所接觸到的重要創作問題：其壹是對當時詩歌發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於四聲八病之說盛行而帶來的刻意追求聲律的兩種弊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鐘嶸認為，詩歌本來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實感的表現，而“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無病呻吟的結果，其壹種表現就是競尚用典。鐘嶸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風尚,使得“吟詠情性”的詩歌竟然“殆同書鈔”，嚴重阻礙了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所謂“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評比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篇中的批評，更為前進了壹步。“貴公子孫”或“膏腴子弟”無病呻吟的第二種表現,是刻意講究聲病,“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雖然，鐘嶸忽視了講求聲律之美是詩歌藝術發展到壹定階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評不免有偏頗之處，但認為詩歌應該“口吻調利”、自然和諧的意見則完全是正確的。
其二，是為五言詩的出現從理論上作了說明。由於《詩經》主要是四言體，而《詩經》在已往又被奉為儒家經典，因此，在魏晉南北朝五言詩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代替了四言詩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詩歌形式（七言並已開始形成）時,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理論批評在詩歌的形式問題上也表現了強烈的正統的保守觀點：重四言而輕五言。例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藝文類聚》）就認為“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主要是論述五言詩的，卻也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不承認五言的詩歌形式在詩壇的應有地位。鐘嶸卻提出四言的形式過時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而五言詩方興未艾，“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詩歌的“指事造形，窮情寫物”這些根本特點方面，“最為詳切”。這種議論為詩歌形式的歷史發展，從理論上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為了倡導五言詩，鐘嶸還對五言詩的起源及歷史發展作了探討，其中雖有不確之處，但論述中不乏精到的見解。
其三是鐘嶸對詩歌創作中的壹些重要問題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壹，他繼《文賦》及《文心雕龍》之後更明確地提出了詩的“滋味”問題。在《詩品序》中，他認為只有有滋味的詩，才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詩品》上卷中,也提出過“使人味之,□□不倦”。這包含兩方面的意思，壹是只有有滋味的詩，才稱得上好詩；二是強調詩“興”，認為好詩應該“文已盡而意有余”。詩味說不僅為後來許多人接受和發揮，如司空圖、蘇軾以至王士□等等，而且“文已盡而意有余”更成為以後對詩、文創作的***同要求。二,關於“真美”的原則。強調詩歌創作要“真美”。“真美”就是要求詩歌創作要有真摯強烈的感情，而非虛假的無病呻吟。又說：“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見“真美”和藝術表現上的自然是密切相聯系著的。三，他提出詩歌創作應該“指事造形,窮情寫物”,要求“窮情”和“寫物”很好地結合起來，這壹見解和《文心雕龍》中的觀點是壹致的。此外，他論述詩歌題材的觀點，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進了壹步。
其四是關於作家的藝術流派及品評。鐘嶸從作家和作品的風格特點著眼，很重視歷代詩人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系，及不同藝術流派之間的區分，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他不僅為風格流變的研究開創了壹個新途徑，而且對具體作家、作品也有壹些言簡意賅、頗有見地的評論。如評阮籍詩的特點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等等。但是，由於他不大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對於作家風格的決定性影響，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慮到作家思想藝術方面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通常只是著眼於不同作家在某壹方面的某些相似之點來研究他們詩風的同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使他的風格流派的研究不僅顯得混亂，而且很多牽強附會之處，引起了後世不少非議。
《詩品》雖有歷史局限性，卻仍然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壹部重要而有影響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