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鳳鳴
(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丁文江是壹位有作為、有成就、有貢獻的 “多維”科學家，說他是卓越的地質學家、中國地質事業的創建者之壹，在學術界，特別是在地學界早已有***識，而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壹場 “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作為科學派的主將卻鮮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誕辰 120 周年之際，筆者根據個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簡要介紹，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壹、生平簡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蘇泰興人，號在君，人稱現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歲進私塾館，“寓目成誦”，讀 《四史》、《資治通鑒》等古籍，喜愛詩詞，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國傳統教育，擁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10 歲時作 《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深受老師的贊賞，15 歲考秀才。壹篇 《漢武帝通西南 ( 夷) 論》博得知縣龍璋的欣賞，收為門下弟子。
1902 年勸送其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曾主編 《江蘇》 雜誌，宣傳復興中國，倡導革新，抨擊孔儒教育，提倡婦女解放;
1904 年在吳稚暉勸導下，由康有為資助下，離日赴英，到達愛丁堡;
1906 年，年僅 19 歲考入劍橋大學;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和地質學，1911 年獲得雙科學位後回國;
1911 年在北京參加了中國歷史上最後壹班科舉進士考試，獲得 “格致科進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兼任地質研究所所長; 撰寫 《工商部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倡議設置地質研究所，成為中國第壹個培養第壹代地質學家的搖籃，意義深遠;
1916 年任地質調查所長;
1925 年赴上海出任 淞滬 總 辦，雖 僅 8 個 月，這對 他 後 來的科學 家 的 形 象 有 壹 定損害;
1931 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研究教授，講授 “地質學通論”。
二、輝煌業績
1. 揭開中國地質調查事業的序幕
1911 年從英國回歸途中，經海防登陸，換乘滇越鐵路火車入雲南昆明，取道黔湘驛道入貴州，沿途進行了艱苦的地質調查，開創了中國用近代地質方法進行地質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觸作詩壹首，題為 《黔民謠》;
1913 年同德國梭爾格、王錫賓赴太行山區進行地質考察，並對正太鐵路沿線附近地質作了系統調查，撰成 《調查正太路附近地質礦務報告》;
1914 年再度去雲南東部、北部作地質考察，歷時 200 余天，重點調查了個舊錫礦和東川銅礦，測得 《個舊附近地質總圖》等，發表 《雲南東川銅礦》、《雲南個舊附近地質礦物報告》等;
1914 年為地質研究所 22 位學員開設了古生物學課程，帶領學員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東、陜西等地進行地質實習和考察，開創了在中國古生物學教學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區，山西、河北等地進行地質調查，重點是山西、河北地區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壹帶進行地質考察;
1917 年赴河 南、湖 南、江 西，主 要 調查 萍 鄉 煤 礦 和上 株 嶺 鐵 礦 ( 見 《中國 鐵 礦誌》) ;
1916 年以他為所長的地質研究所 22 名學員畢業，充實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從而拉開了中國地質調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進行地質調查;
1918 年隨梁啟超赴歐洲考察，並出席巴黎和會，同時也考察了壹些國家的地質設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進行地質礦產調查;
1919 年發表 《中國之礦產》、《揚子江下遊的地質》 文章，文中對長江下遊的地層作了分區，對江南山嶺的地質構造與秦嶺、南嶺構造之間的關系作了論述，同時還探討了各自間的特殊結構和地殼運動的時代;
1928 年受鐵道部的委托，赴廣西進行川廣鐵路線踏勘與沿線地質礦產考察;
1929 年春，組建了壹支以他為總指揮的考察隊，再度赴西南邊陲地區，進行地質考察，考察內容包括地質、地理、礦產、人種等五大學科，考察路線和環境十分艱苦，基本是高山峻嶺，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間，他的得意門生趙亞曾遇害殉職，深感悲痛，撰有《挽趙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結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為政府實施緊急礦藏勘探計劃，特別是調查粵漢鐵路沿線煤礦，到達湖南境內進行地質考察，連續野外工作勞累，在衡陽殉職，年僅 49 歲。
2. 創建或參與創建發展中國地質事業的搖籃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礦政司地質科科長 ( 中國第壹個地質行政機構) ; 同時擔任地質調查所所長，撰成 《工商部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同年與章鴻釗等***同創建培養第壹批中國地質學家的機構———地質研究所，並兼所長;
1913 年被聘為中國地學會評議員，並作 《滇黔地質》 學術報告; 1923 年擔任該會會長;
1918 年初，在歐洲會見了李四光並希望學成歸國，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聘書，回國後重建了北大地質學系;
1920 年訪美期間，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托，聘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教授來北大主持古生物學教學和研究工作，正是由於葛的來華，培養出壹批中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諸如孫雲鑄、尹贊勛等;
1922 年參與中國地質學會的籌建和成立，為 《中國地質學會會誌》 撰寫題為 《中國地質學會組織歷史》的發刊詞，並發表題為 《中國地質學會的目的》的文章，兩屆當選為理事長;
1923 年發起和籌建中國古生物研究社，其中還有張元濟、羅振玉、張學良、章鴻釗、梁啟超、翁文灝等;
1929 年 8 月參與中國古生物學會創立大會，參加大會的還有孫雲鑄、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
1934 年 3 月，參與中國地理學會成立，匯聚了學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灝、李四光、竺可楨、謝家榮、葉良輔、張其昀、顧頡剛、譚其驤等;
相繼創立地質陳列館 ( 博物館) 和地質圖書館等。
3. 主要論著 ( 僅列與地質學有關的)
1914 年發表 《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務報告書》，與梭爾格 ( Solger) 、王希賓合著;
1915 年發表 《雲南東川銅礦》( 英文) ，《遠東時報》;
1916 年發表 《中國之煤礦》( 英文) ，《遠東時報》;
1919 年發表 《揚子江下遊之地質》(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國之礦產》( 英文) ，《遠東時報》;
1921 年發表 《第壹次中國礦業紀要》，與翁文灝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時召開的第 13 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提交了題為 《滇東的地質構造》 論文，文中把滇東地區劃分為 9 個構造單元，並論其各自的構造特點;
1922 年發表 《中國地質學會組織歷史》，《中國地質學會會誌》 發刊詞;
《京兆昌平縣西湖村錳礦》，《地質匯報》4 號;
1923 年發表 《重演印 “天工開物” 始末記》，《努力周刊》;
1923 年發表 《五十年來中國之礦業》，《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參與了 “玄學與科學” 的論戰，以 4 篇 《科學與人生觀》 宏論，戰勝玄學派，並宣傳和捍衛了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倡導了科學方法，而成為科學派的主將; 同年，發表 《五十年來中國之礦業》;
1924 年發表 《中國地質工作者之培養》，在中國地質學會第 2 屆年會上的報告;
1926 年在 《小說月刊》 上介紹 《徐霞客遊記》 壹書，內容主要是: 遊歷的目的、路線、發現及其文學和科學的價值等;
1927 年主編 《徐霞客遊記》，並新編壹本地圖集，借以按圖證書。其所附 《徐霞客年譜》，具有篳路藍縷之功，曾得到胡適、梁任公等的幫助;
1928 年 《中國官辦礦業史料》 由地質調查所印行;
1929 年發表 《中國造山運動》 論文，文中闡述了對中國造山運動的分期觀點，即廣西運動、海西運動和燕山運動，《中國地質會誌》，第 8 卷;
1931 年發表 《豐寧紀的分層》，《中國地質學會會誌》 第十卷;
1931 年發表 《中國地質學者之責任》，《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會刊》;
1931 年發表 《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錄》，與曾世英合著，《地質專報》;
1932 年發表 《丁氏及謝氏石燕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 《中國地質學會會誌》 第十壹卷;
1932 年發表 《漫遊散記》， 《獨立評論》 上連載，記述了他 20 年間、遍 及 22 省( 區) 的地質的、地理的考察，包括雲、貴、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國地質學會參加在華盛頓召開的第 16 屆國際地質大會，會上提交了與葛利普合著的 《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之意義》及《中國之石炭紀及其在密西西比與本薛文尼二系地層分類上之意義》論文報告; 會議期間還代表我國出席國際古生物學聯合會籌備會，當選為籌備委員; 會後赴英國、瑞典、瑞士訪問。8 月底，到達蘇聯莫斯科，受到蘇聯科學院及地質礦產測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庫油田等地參觀訪問，留下深刻印象和贊美，對其政治思想均有頗大影響;
1934 年發表 《蘇俄旅行記》 和 《蘇聯南部油田地質》，《獨立評論》 上連續刊登十余篇，蘇聯地質科學的成就，影響深遠;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合編 《中華民國新地圖》 和 《中國分省新地圖》 由申報館出版，得到高度評價，被稱之為 “國內地圖革新之第壹聲”。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貢獻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是壹位實際的行政首腦，尤其是受蘇聯科學成就的影響，他以富有雄心壯誌改革者姿態進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評議會、基金保管委員會等，並試圖把全國科學研究力量集中於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學界的壹場風波。關於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將有專文另行表述，這裏主要列舉以下有關文獻可供參閱:
( 1)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對中央研究院之貢獻》，《獨立評論》，第 188 號
( 2) 朱家驊 《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濟 《對丁文江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 5)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東方雜誌》，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 《科學化的建設》，《獨立評論》，第 151 號
( 7) 丁文江 《中國中央研究院之科學工作》，英國 《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 《中國現代科學》(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頁
( 9) 丁文江 《我國科學研究事業》
從文獻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學觀和科學思想、科學方法論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況。
三、科學與玄學論戰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壹場宣揚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的 “玄學與科學”的論戰掀起高潮: 論戰的主題是科學與人生觀的關系問題。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華大學教授張君勱 ( 1887 ～ 1969) 為出國留學生作學術報告，後公開發表 《科學與人生觀》文章，其基本觀點是:
( 1) 科學是客觀的，人生觀則是主觀的;
( 2) 科學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是綜合的;
( 3) 科學為理論 ( 邏輯) 方法支配，而人生觀起於自覺;
( 4) 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誌;
( 5) 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對象，而人生觀則起於人格之單壹性。
總之，強調人生觀的中心是自我，與之相對者為 “非我”，科學有壹套推理方法，人生觀起於直覺，科學為因果規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誌、單壹性、良心自動，其結論是科學對人生觀沒有意義，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
張君勱的文章發表後，4 月 12 日他的摯友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發表 《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的批評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學五個觀點，逐項論述和批駁，其結論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問題，也是科學研究對象，心理上的內容，包含心理現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學的範疇。科學的目的，就是廢除個人主觀成見，科學的理性能解決人的感情問題，進而肯定科學、科學的方法能用於建立科學的人生觀，能解決人生觀問題，那就是人類應該用科學的原則支配自己的人生觀，認為科學不外是將事物分門別類，求它們的秩序，然後概括為科學的公例，“……而科學上的公例隨著新的發現不斷變更，光學、牛頓力學在發展，時空觀念在變化，進化論本身也在進化……”肯定心理現象也是科學內容，同樣遵循某種客觀規律在運動著、發展著;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與物質問題的討論。
緊接著，張君勱在 《晨報副刊》發表了 《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闡述玄學觀點外，著重對丁文江等科學派的 “科學萬能論”從知識論角度進行了反駁，指責丁 “中了迷信科學的毒”，認為科學與人生觀分屬不同世界，科學只能在物質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並責之為 “機械主義”。人生問題是復雜的，沒有統壹標準的，沒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壹者，莫若人生觀”。認為人的內在精神活動是變動不定的、自由創造的，作為以物質世界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學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於人生觀問題，基本否定了科學派主張的科學基礎原理和科學方法的普遍性。張君勱強調說: “國人迷信科學，以科學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運用最新的實驗心理學和生命哲學理論，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誌的特殊性。
張君勱曾隨同梁啟超去過歐洲考察，張君勱，接受了當時歐洲超人哲學對西方文明的批判觀點，這種論調，作為反擊科學派人生觀的思想武器。
此時，玄學與科學的論戰，引起社會上的廣泛關註，梁啟超於5 月5 日發表了 《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 “戰時國際公法”———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啟超宣言》，5 月 23 日發表之《人生觀與科學———張丁論戰的批評》，基本上是傾向於玄學觀點，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適 5 月 11 日在 《努力周刊》上發表 《孫行者與張君勱》。我國地質事業創始者之壹，章演存 ( 章鴻釗) 在 《努力周刊》上發表了 《張君勱主張人生觀對科學的五點疑點》，有力地支持科學派的論點。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 《努力周刊》 上發表 《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全面駁斥張君勱對科學人生觀點質疑，並對反駁其科學萬能論的觀點，再次指出玄學從形而上學關照人生觀，認同傳統儒學，倡導生命哲學加上新宋學的復興，這時論戰已進入熾熱階段。
張君勱在中國大學演講，題為 《科學的評價》，對丁文江所述科學支配人生觀的論點再予以反駁，並說: “科學解決問題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上發表 《玄學與科學討論的余興》，文中強調科學追求客觀真理，嚴肅認真地批判了玄學的本體論，以及與人生觀無關的觀點，提出玄學是從柏格森的玄學脫胎而出，援引羅素的哲學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學派的除胡適、章演存 ( 章鴻釗) 外，還有:
( 1) 任叔永 《人生觀的科學或科學的人生觀》，《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經農 《讀張君勱論人生觀與科學的兩篇文章後所發生的疑問》，《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學家唐鉞則連續發表多篇論文，其中有 《玄學與科學論爭所給的暗示》、《壹個癡人的說夢———情感真是超科學的嗎?》、《科學的範疇》、《讀了 ＜ 評所謂 “科學與玄學之爭” ＞》、《哲學者之眼中釘》等;
( 4) 陳獨秀 《科學與人生觀·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 年;
( 5) 謝國馨 《評吳稚暉的人生觀》，1924 年 1 月 18 日 《學燈》;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學與人生觀》、 《什麽是科學方法》主張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問題。
支持玄學學派者，有:
( 1) 吳稚暉 《箴評八股化之科學》，《晨報副刊》;
( 2) 張東蓀 《勞而無功———評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學》;
( 3) 菊農 《人格與教育》，《晨報副刊》;
( 4) 陸誌偉 《“死狗”的心理學》;
( 5) 林宰平 《讀丁在君先生的 “玄學與人生觀”》，抨擊丁的科學主義;
( 6) 甘A仙《人生觀與知識論》。
論戰涉及學界各個層面，馬克思主義先驅者也都參與了論戰，對科學與玄學作了更為精辟的論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維它”署名，在 《新青年》上發表 《東方文化與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發表 《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駁張君勱》，1924 年 8 月 1 日在 《新青年》上發表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駁胡適》。
( 2) 鄧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 《新青年》上發表 《中國現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 《新青年》 上發表 《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
( 3) 蕭楚女 ( 署名蕭初玉) 於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 《新建設》上發表 《國民黨與最近國內思想界》。
( 4) 陳獨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發表 《答A之》文中指出胡適是多元論者，對他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作了評述，1923 年11 月23 日並為 《科學與人生觀》壹書作 “序”，主張用唯物主義史觀作為人生觀的理論之基礎。
其他學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適 1923 年 11 月 29 日為 《科學與人生觀》壹書作 “序”，隨之，胡適發表《答陳獨秀先生》。
( 6) 哲學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 《最近五十年》中發表 《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馮友蘭發表 《壹種人生觀》。
( 8) 梁啟超 1924 年 12 月以後發表 《非 “唯”》。
科學派最主要的觀點是以科學作為人生觀點理論基礎，認為科學中內含的認識方法和思維方式，可以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信仰方式，科學作為壹種普遍的價值規範、法則，應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科學學派獲得多數學者基本認同。
玄學派代表人物張君勱在為 《人生關於之論戰》壹書 “序”中仍堅持唯心主義觀點，在十年後，發表 《人生觀論戰之回顧》壹文，其中解釋說: “我當時腦子裏所有的 ‘科學’二字，實在是指自然科學，不是指全部科學，因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觀對立起來說。”他修正地說: “科學的本身，就是知識，知識的對象有兩種: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學這件事，是關於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知識”。 “……科學是可以研究人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但……有個人問題，……有意誌問題……不是查出公例”，最後，他依然認為:“科學應該是自然科學，亦即是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
論戰的後期，中國倡導馬克思主義先驅者也相繼發表論文，對兩派的論點，分別作了評論: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陳獨秀在 《科學與人生觀》壹書作 “序”中，主張用唯物史觀作為人生觀之理論基礎，其觀點是: “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就是 ‘唯物史觀’，在這個問題上，丁文江、胡適都不徹底”。認為科學派丁文江、胡適是多元論，對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作了評述，胡適 11 月 29 日發表 《答陳獨秀先生》，12 月 9 日陳獨秀發表 《答適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發表 《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駁張君勱》，精辟地揭露了玄學派的唯心主義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陳獨秀在 《新青年》上發表 《答張君勱與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 《新青年》上發表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駁胡適之》。
論戰壹年後，梁啟超發表 《非 “唯”》，文中批駁唯物主義，他認為: “人生是最復雜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現的，……凡講 ‘唯什麽的’都不是真理”，堅持心物二元論，批評陳獨秀提出的機械主義人生觀……會導致命定論……陳獨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強調 “用唯物史觀作為人生觀論之基礎”。
“玄學與科學”的論戰，最終以玄學的失敗而告終，反映這次學術論戰基本內容，有兩派各出版壹本文集，以科學派主編的 《科學與人生觀》，由胡適、陳獨秀作 “序”; 以玄學派主編的 《人生觀之論戰》，由張君勱作 “序”。
近年來，壹些學者對玄學與科學論戰提出新的評論，認為: 這次論戰基本上只是在上層人士中倡導科學思想、宣揚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試圖建立科學的人生觀，但並沒有紮根於人民大眾之中，受到頗大局限性，沒有形成推動科學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力量，特別是科學派雖然取得論戰的勝利，而科學派重要人物的科學觀，也深受他們自身的實驗主義、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和經驗論影響，諸如像胡適在哲學上的傳統思想的影響，以科學實證唯核心的現代理性思維方式，給 “大膽用心求證”蒙上壹層馬赫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
關於胡適、丁文江的馬赫主義思想，20 世紀 90 年代中，在全國地學哲學委員會以及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學術年會期間，曾兩度請教過著名理論家於光遠、龔育之等教授，他們***同認為即使有馬赫主義色彩，也不能壹概抹掉當時科學派宣揚科學思想，提倡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光彩，在當時中國科學處於萌芽階段，宣揚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積極影響和作用的，應予以肯定。
他還引述了當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適運動初期，評論過胡適這篇對科學的人生觀的文章，認為該文是確能表明胡適有過自然科學唯物主義光彩。
龔育之在 《對新世紀科技發展的人文思考》壹文中指出: “科學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適，試圖列出壹系列基本觀點來描繪他所主張的科學人生觀。……不管胡適和丁文江的科學觀，有著多少可以和應該批評的地方，我認為這是中國思想界的壹次進步，而沒有理由把它評價為該譴責的 ‘科學主義’統治的濫觴”。
在文章的腳註中還著重地作了說明: “他們的科學觀，特別是丁文江的科學觀，本來帶有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性質，到哲學層次上卻同實用主義和馬赫主義搞到壹起了。批判胡適運動的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工作者們大都對實用主義和馬赫主義取全盤否定態度，所以那時丁文江、胡適在這場論戰中的維護科學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現在人們當然不再采取這種簡單的態度來對待實用主義和馬赫主義、對待胡適和丁文江了”。
有人問我，張君勱何許人也?
( 1) 張君勱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與政治，後留德改學哲學，曾為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23 年因發表 《人生觀》等文，掀起了壹場玄學與科學的論戰。他曾是國民黨參政員，起草過 《中華民國憲法》等。梁啟超、張君勱同去歐洲考察，接受了當時歐洲的超人哲學和生命哲學對西方文明的批評論點，並作為反對科學派人生觀的思想武器。
張君勱在 《人生觀之論戰·序》中，堅持多元論歷史觀，反駁陳獨秀的唯物史觀壹元論，堅持 “社會變遷”是 “人類之自由意誌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論基礎提出人生觀的輪廓，非科學公例所能壹律相繩。”
( 2) 梁啟超 ( 1873 ～1929) 舉人出身，清末參與維新變法，1895 年隨同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1896 年發表 《變法通議》，是有名的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參與了論戰，在壹年後 ( 1924) ，發表 《非 “唯”》，批駁唯物主義，他認為: “人生是最復雜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現的，凡講 ‘唯甚麽’都不是真理”。堅持心物二元論，指出陳獨秀提出機械的人生觀……會導致命定論; 值得提及的是梁啟超在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中還以歐戰造成的破壞來說明 “科學萬能論”的破產。但不能忽略，他對中國的社會變革和科學啟蒙都有壹定影響。
有的學者提出: 胡適以科學的原理、精神和方法為理論基礎，提出了科學人生觀的大體輪廓，馬克思主義派的陳獨秀主張用 “唯物史觀”作為人生觀的理論基礎。
玄學派對科學派 “科學萬能論”的批評，最主要的論點就是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科學與人生觀分屬不同的世界，科學只能在物質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學派批評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史觀壹元論，唯物史觀解釋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第壹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陳獨秀的答辯是堅持物質壹元論，反對心物二元論，這是針對梁啟超的 “非唯”論點而言。認為哲學上對於宇宙觀和人生觀，向來分為物質壹元論和精神壹元論，不存在什麽二元論說。
陳獨秀、胡適等人正是以科學、理性知識，批評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於人的主體性確立。陳獨秀提出以科學代替宗教成為人生新信仰的主張。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禮樂代宗教 ( 道德) 。胡適提出宗教 “人化”的見解，即 “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馮友蘭提出用哲學代替宗教。
科玄論戰是 “科學代宗教”的重要階段。
梁漱溟說: “科學是知識，宗教是行為，知識不能變更我們的行為，行為是出於情態的。”
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史觀解釋世界乃萬物本源，強調世界本源是物質的，物質是第壹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觀，正是壹元論者。
據 《光明日報》發表的 《“科玄論戰”對中國文化哲學的影響》壹文指出: 陳獨秀、瞿秋白在這場論戰中對科學主義思潮的支持、對唯物史觀的科學化的理解、對形而上學的拒斥，構成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壹種無法剔除的解釋背景。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科學精神、民主精神、愛國精神三位壹體的體現，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義，啟迪中國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自身，擯棄舊的 “忠君報國”的倫理道德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愛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