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酒制做法，古人早有論述，如《素問》中有“上古聖人做湯液醒”，“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的論述，這是藥酒治病的較早記載。
東漢時期，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中收載的紅藍花酒、麻黃醇酒湯所采取的煮服方法，則類似於後世的熱浸法。
而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則較全面地論述了藥酒的制法、服法，“凡合酒，皆薄切藥，以絹袋盛藥內酒中，密封頭，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為度，去渣服酒，大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又如《本草綱目》記載燒酒的制作即用蒸餾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汽令上，用器承取露滴，凡酸之酒，皆可燒酒，和曲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此種操作方法即與後世基本相同。
根據歷代的醫藥文獻記載，古人的藥酒與後世藥酒具有不同的特點，壹是古代藥酒多以釀制酒的藥酒為主，亦有冷浸法、熱浸法；二是基質酒，多以黃酒為主，而黃酒性較白酒緩和。後世藥酒則多以白酒為溶媒，含酒精量壹般在50%以上，少數品種仍用黃酒制作，含酒精量略少，制作方法為浸提法，很少有用釀造的。
隋唐時期，是藥酒使用較為廣泛的時期，記載最豐富的數孫思邈的《千金方》，***有藥酒方80余首，涉及補益強身和內、外、婦科等幾個方面。《千金要方·風毒腳氣》中專有“酒醴”壹節，***載酒方16首，《千金翼方·諸酒》載酒方20首，是我國醫著中最早對藥酒的專題綜述。
此外，《千金方》對酒及酒劑的毒副作用已有壹定認識，認為“酒性酷熱，物無以加，積久飲酒，酣興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幹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針對當時壹些嗜酒縱欲所致的種種病狀，研制了不少相應的解酒方劑，如治飲酒頭痛方，治飲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