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的名目繁多，就其形成過程而言，大致可分為初稿、修改稿與定稿三種。 修改稿本是指經作者或其親屬、門生、友朋修訂改寫過的稿本。俗話說“三易其稿”，即壹書（文）的成立，需經多次修改，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壹種，只不過有的修改稿在發布之前有意毀棄，或在流傳過程中亡佚，後人不得而見罷了。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為了整理辨析《水經註》各傳本淆亂的數百條經文與註文，曾先後進行了七次校勘，也就是說有七種不同的稿本，相對首次校稿，其後六次皆可視為修改稿本，今上海圖書館所藏之稿題為“重校本”。
對書稿的修改，通常是在對初稿重新謄錄後的本子上進行的，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進行修改者。現藏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五種翁方綱手稿，即《易附記》、《書附記》、《詩附記》、《禮記附記》、《春秋附記》，皆在初稿本上數事修改。如《易附記》歷經嘉慶五年庚申、嘉慶八年癸亥、嘉慶十七年壬申、嘉慶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都有題署。《書附記》雖未註明修改年月，但觀其目錄，初稿僅以墨筆書其篇名葉數，修改時則以朱筆分其卷次，並增小序雲：“讀《尚書》舊積諸條，通加次第排訂之，成壹十四卷。愚以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於前儒所謂錯簡脫亂者，則不敢以為然，是以寧多缺焉。嘉慶二年夏閏六月二十八日。”後又以朱筆旁註：“此小序寫於首卷三行‘虞書’壹行之前。抄寫之式照《詩附記》。”則該稿至少兩度修改後方始定稿。《詩附記》除有翁氏嘉慶元年與八年覆核題署外，卷首又有其題識雲：“《詩附記》始自癸醜秋，至今嘉慶癸亥夏。溫肄《十四經》，凡得《附記》粗具草稿七十二卷。更當日日虛衷研覈，無怠無怠。夏六月，方綱又識。”此題識告訴人們兩點，壹是《詩附記》草創於乾隆五十八年，歷經修改後於嘉慶八年基本定稿；二是翁氏***撰諸經《附記》十四種凡七十二卷，總體上說，至嘉慶八年仍未修改完成。《禮記附記》有“癸亥五月七日覆核”、“丙寅七月五日覆核”題署，卷內凡於謄清時需作版式提示者，均以朱筆記註。《春秋附記》據其題署，於嘉慶六年辛酉、八年癸亥、十壹年丙寅、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後覆核，並經兩度厘訂。此為在初稿本上進行修改的典型例子。
此外，作者對其著作之修改不僅在謄錄本或初稿本上進行，也有該書印行之後在印本上繼續作批校修改者，皆應視為修改稿本。復舉翁方綱《春秋附記》為例，翁氏曾先將此稿中的卷六《春秋分年系傳表》刻印單行，但印行之後又在刻本上修改，並在目錄中註雲：“獨此壹卷有刻板，然內有添入處。如再刷印壹本，仍照添入。已有刷樣壹本，已添入矣。”其添入之文，在“僖公二十四年”條末（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刻本之底稿，即翁氏定稿所錄刻本，恐無此添入文字），詳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誌》，茲不贅錄。再舉章太炎《訄書》為例，該書光緒二十五年在蘇州刻印後，章氏在刻本上曾數次修改，上圖即藏有其修改並重訂目錄之本。光緒三十年重新出版鉛印本，而在宣統二年，他於日本又在鉛印本上作大量增刪，最後連書名亦予更改，題為《檢論》（此本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定稿本，是指最終修改完成的稿本，通常經過重新寫定，書面整潔，而不是草稿面目。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實際上亦是定稿本，或者說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寫定之本只是其副本。這種情況就比較復雜，需通過與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寫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對之後才能確定。經重新寫定的副本稱為清稿本，又稱謄清稿本。謄清稿本壹般請門人錄寫，也有作者自己書寫。有的定稿本為了付刻，直接用宋體或楷體寫在雕版格式的紙上（多為紅格紙），以便給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這也屬於謄清稿本的壹種形式，但因其功用，專稱為寫樣本或寫樣待刻稿本。按理，如經雕刻，寫樣本當不存在，現之所以有寫樣本流傳於世，其原因大致有二，壹是該寫樣不符要求而棄用，二是該書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不過，翻刻本亦須寫樣，如果有這種寫樣本流傳，須作考訂分析予以辨別，因為這種寫樣本不屬稿本之列。
雖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與定稿之分，但曩昔各家公私書目卻每以“手稿本”、“稿本”、“清稿本”等名稱著錄之（即全文皆為作者親筆書寫者稱“手稿本”，由他人謄錄復經作者親筆修改者稱“稿本”，全文為他人謄錄者則稱“清稿本”或“謄清稿本”。如果由作者親自謄錄，當然亦稱“手稿本”）。這主要因為編目者囿於客觀條件，難以對各稿本進行深入的校核辨識，只能就其形態予以客觀著錄。再者，壹般傳統目錄的著錄要求較簡略，只需著錄對版本鑒定的結果便可，如果欲對稿本的形成過程與相互間的內在聯系作進壹步揭示，唯有通過考辨，以撰寫書誌的方式才能做到，而這又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因為客觀上往往不具備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