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直都在使用，只是沒有北方絲綢之路名聲響亮。
南方絲綢之路泛指歷史上不同時期四川、雲南、西藏等中國南方地區對外連接的通道，包括歷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馬古道等。南方絲綢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開，目前難以考證。據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記載，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的絲綢從緬甸經印度到達阿富汗，遠及歐洲。
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裏，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壹。它以四川宜賓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沖，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
主要路線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壹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壹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壹途入越南，壹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西南地區壹條縱貫川滇兩省，連接緬、印，通往東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古老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同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從四川成都經雲南至緬甸、印度並進壹步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的“蜀身毒道”，是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線路，也是富於盛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為從四川經雲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為從四川經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南方絲綢之路早在商代已開通，古代中國在西南方向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和交流是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的，它是古代中國西南地區同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以至歐洲地中海地區文明交流互動的重要載體。
名稱由來
早在古代，《史記》就記載了中、印、阿富汗的經濟文化交流，《三國誌》裴松之註引三國時人魚豢的《魏略·西戎傳》裏，也提到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
季羨林教授的論文《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及德國雅各比在普魯士科學研究會議報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考第亞所著書，說到“支那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梵文經典《摩訶婆羅多》和公元前2世紀成書的《摩奴法典》等書中有“絲”的記載及支那名稱，學術界認為這些絲織品來自中國四川。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曾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強又於20世紀80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早於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研究了從成都經雲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臺學者桑秀雲、饒宗頤、雲南學者方國瑜、陳茜、張增祺，均對這條由四川經雲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進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於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布於雲南至緬、印的地區內，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明顯早於經中國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由於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巴蜀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形成時間
中國是絲綢的原產地，早在商周時期絲綢織造就已達到相當水平，四川是中國絲綢的主要原產地，絲綢織錦自古稱奇。西漢揚雄《蜀都賦》曾稱頌，蜀錦鮮艷華麗，品種繁多，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史前時期“蠶神”嫘祖的後代、古蜀王蠶叢在成都平原“教民養蠶”，引發了巴蜀絲綢的興起。到商周時代，成都的絲綢制作已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蜀都賦》稱，蜀地“黃潤細布，壹筒數金”，意思是蜀地的絲綢以黃色的品質尤佳。印度考古學家喬希指出，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濕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從印度古文獻來看，濕婆神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於中國的商代。這說明，可能在商代，中國已經同印度發生了絲綢貿易關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這些絲綢有可能是從成都途經雲南、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然後轉手到達中亞的。《史記》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實就是蜀地生產的絲綢，由蜀人商賈長途販運到印度出售，再轉口貿易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均出土大量來自緬、印的象牙，還出土了數千枚來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貝。這些外來文化因素集結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這樣的大型都城和區域中心內，說明商代南方絲綢之路已發揮了中國西南與南亞地區貿易的功能。
南絲路的研究從1980年代逐步開始形成風氣，出版發行的研究論著和壹系列學術活動、宣傳報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發掘後，學者們註意到其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於是提出南絲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開通的新看法，段渝認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早於曾由季羨林所提中、印交通起於公元前4世紀，向達所提公元前5世紀，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紀，日本藤田豐八所提公元前11世紀等說法。
南絲路研究在學術界達到了多方面的***識，認為這是壹條以商貿為主的多功能道路，國內的起點是成都，開辟年代在先秦。
蜀身毒道
《史記》載：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 ），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欲與大月氏聯合抗擊匈奴。張騫於建元二年行至隴西，經過匈奴控制區域，被俘，十三年後，元朔三年（前126 ）張騫歷盡艱辛輾轉回到長安，雖沒有達到出使大月支聯合抗擊匈奴的目的，但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無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張騫向漢武帝報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國的布匹和邛竹杖，據大夏人告之購自身毒（今印度），張騫推測在大漢的西南方有壹條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國轉而至大夏。《後漢書》載“天竺國壹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裏” 。在此以前，漢代還完全不知道，在中國的西南方有壹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騫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另辟壹條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羌人和匈奴地區的危險，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時此道還不是官道，僅為民間商道。漢武帝意欲通過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以期徹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納了張騫的建議，幾次派人到滇國，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漢使到達滇池區域十多年間，壹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國的道路，受到滇國周圍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漢武帝派出兵力強行開道，大將郭昌於“元封二年（前109 ），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迫使滇王“舉國降……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令復率其民。漢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歷經挫折後，終於獲得成功。從此結束了雲南割據壹方的歷史，納入中央王朝版圖，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緬甸、印度的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由此進入史冊，就此拉開絲綢之路的文明進程。
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方國瑜先生從戰國楚墓出土的“料珠兩件”中推斷，此類物品應是從蜀身毒道由印度傳來，古道最遲於公元前4世紀已開通 。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漢使張騫向漢武帝報告時就已推斷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羨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記校註》中也談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此道與長安通印度的道路並存，該道是戰國至漢晉時期以雲南為樞紐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論》記載：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時期有“產自支那成捆的絲”，而季羨林先生解釋成此為“來自中國成捆的絲”。他在《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認為：“中國內地的絲織品先傳到雲貴地區，後經滇緬通道傳入印度。”
壹條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在形成規模通道以前，民間壹定相應存在了壹些較為方便的交通網絡遍布各鄉村小鎮，尤其當兩端之間存在有必要的交換物資時，路途通道也就應運而生了，發展到壹定程度，網狀的鄉村線路就會演變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會演變成為官道。發端於公元前四世紀的“蜀身毒道”不是沒有可能，隨著考古發現的推進，時間還在前移。
在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中記載，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經緬甸的商業通道：“循伊洛瓦底江為壹道；循薩爾溫江為壹道；尚有壹道循親敦江經曼尼坡乘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 ”說明此時該通道已非常成熟，運輸品種多為奇貨珍寶，交易終端遠達歐洲，為南方發展貿易經濟提供了較為便捷的條件。《三國誌》載：“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永昌是東漢初設置的郡縣，為今日之保山地區壹帶，《華陽國誌·南中誌》載：“永昌郡，古哀牢國。”其邊界與緬甸接壤，時至今日任然是雲南通往外界的門戶，從疆域來看那時整個伊洛瓦底江上遊屬於哀牢國（古哀牢國內接巴蜀，外壤緬甸、印度，是中國與印度經濟文化的連接地帶），即後來的上緬甸部分屬於永昌轄地。“永昌出異物”，說明那時已有來自於緬甸、印度甚至於大秦（古羅馬）的異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經出現。
南方絲綢之路既是民間商道，同時又是使節往來、朝貢貿易、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的文化通道，還是與中央王朝得以維系上下關系的政治通道。
西南是中國毗鄰周邊國家最多、邊境線最長的省區之壹。南方絲綢之路跨越四川、貴州、雲南、西藏四省區，沿途有江川河流、高山峻嶺，在雲南境內海拔從76.4米到6740米，經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元江（紅河）和南盤江（珠江）六大水系；翻越烏蒙山、高黎貢山、橫斷山、哀牢山、無量山等山系。氣候變化巨大，境內有七個氣候類型。由於地形復雜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氣候垂直變化差異明顯。在這條通道上過去以馬幫運輸為主，在壹天之間趕馬人和馬隊有如經歷壹年四季，看似爛熳傳奇，但對人的生理考驗卻到了極限，沒有強大的適應體能則無法跨越險峻的高山深流。
南方絲綢之路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成為壹條縱貫東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斷延伸，如網狀遍及周圍各地，它是從古至今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地區壹條重要的貿易通道，通過馬幫的運輸，川、滇的絲綢、茶葉得以與西藏的馬匹、藥材，與內地的物資交易。曾經繁榮興盛的南方絲綢之路同樣也遭遇了不可逆轉的挑戰，道路改道，南方絲綢之路逐漸被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線所取代。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後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沈寂，只有為數較少的村寨之間還有少量使用。
漢朝時期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壹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匯報西域的情報，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時張騫還匯報說，在漢帝國西南可能有壹條途經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這壹消息引起了漢武帝高度重視，於是派出4路人馬前往探索，卻被藏在深山峻嶺中的當地部族阻擋。其中壹路幸運來到滇池。滇王熱情款待了遠方來客，並留他們壹住就是十來年。其間幫助他們西行，卻為昆明人所阻，終未能完成對身毒的探險。
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的由來。中國於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唐朝時期
新唐書·藝文誌>記有地理學家賈耽所著的《皇華四達記》書名，全書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錄了唐代由中國經交州、廣州通西域、印度，遠至巴格達的通路：
1. 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貴州-丹棠州-古湧步-湯泉州-曲江-劍南-通海鎮-安寧故城-靈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龍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諸葛亮城-悉利城-驃國-黑山-東天竺-伽羅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 諸葛亮城-騰充城-麗水城-龍泉水-安西城-彌諾江-大秦婆羅門國-大嶺-
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茶馬古道
南方絲綢之路是壹條以商貿交易為主的通道，最早應是中國絲綢的輸出。據唐代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慧輪傳》記載，在運輸的物資中還包含了來自川、滇的糖、布、線、粉絲等生活日用品，而來自康藏地區及周邊國家的馬匹、皮毛、藏金、藏紅花、麝香、貝母、鹿茸、蟲草等也隨著這條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隨著此道物資的轉運，從最早開始的土特產品到絲織品的發展，到唐宋以後，茶葉貿易份額加大，因此茶馬貿易逐漸加重份額，古道上茶葉、馬匹成為交易的重心，茶馬交易成為貿易的象征。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輸出，據史料記載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商人在與蒙古毗鄰的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輸出茶葉。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絲綢之路上的市場繁榮，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回紇及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
到了唐宋時期，茶飲大量傳播至西域、北方遊牧民族地區及吐蕃藏區，尤其是茶葉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後，西南商道則更多以茶葉、馬匹等貿易為主，雲南邊銷茶也因主要供應康藏地區兄弟民族飲用而得名。如此，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和滇川及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等，隨著馬幫轉運，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來來往往，川流不息，並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日趨繁盛，形成了壹條以茶馬貿易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續至今的“茶馬古道”。
所謂茶馬古道，首先是與茶有關，其次是與馬有關。雲南盛產雲南馬，該馬種素有體質結實、短小精悍、運動靈活、善登山越嶺、長途持久勞役、耐粗飼、有良好的適應性等特點，受到中原戰略物資的青睞。宋範成大《桂海虞衡誌》記載：“蠻馬出西南諸番……大理馬為西南番之最。”蠻馬和大理馬都是當時滇馬的別稱。明代設軍馬場於永勝縣。宋代以來，滇馬仍不斷向省外輸出。事實上，茶馬貿易是對整個西南貿易的統稱，茶、馬則是貿易的象征性物質，行走的古道也稱之為茶馬古道。
從近現代的資料反映來看，茶葉、馬匹貿易利潤並不那麽可觀，但這與茶在另壹端藏區或是西北遊牧民族居住區域的特殊地位有關。茶在此間區域是稀缺的物資，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馬卻是中原重要戰略物資，為得到馬匹這壹重要的國家戰略物資，自宋以來逐步設立完善了茶馬司，茶馬成為國家管控物資，以此羈縻地方勢力，因此形成了“茶馬互市”，達到統治者“以茶治邊”“以茶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廣西、雲南等地設立了規模較大的馬市，在茶區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證這些物資的順利管控，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意圖，茶馬司也成為帝國的隱喻。作為商家可以從中謀利，不必擔憂商品的出售，這就意味著兩地物資貿易有了足夠的保障，因此茶馬在整個貿易份額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靈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南方絲綢之路上逐漸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南絲路再壹次以運輸貨物為標誌也被稱為茶馬古道。
隨著時代發展，在古道上轉運的物資壹直在發生變化，從最初的轉運土特產到後來的絲綢，從唐宋以後，茶逐漸進入該道，當然這時期也包括有絲綢、布匹、馬匹、鹽、土特產品、藥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馬是較為重要的輸出和購進的物資，這些物資連接著兩端的貿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梁，是中國西南地區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要線性文化遺產。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家開始致力於茶馬古道的認定，木霽弘、陳保亞等專家學者對滇藏、川藏古代馬幫行走路線進行了學術考察，在壹路探察後，提出了茶馬古道這壹概念，在隨後的學術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認可，茶馬古道被確認。
2000年以後茶馬古道隨著普洱茶的聲名鵲起在幾年間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關於茶馬古道的旅遊品牌，並聯合茶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裏拉聯手組織了“茶馬古道學術考察研討會”，邀請到了來自國內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就民族學、歷史學、藏學、地質學、動植物學、旅遊生態等學科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達成了***識：
第壹、茶馬古道主要穿行於藏、川、滇橫斷山脈地區和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來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
第二、茶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處的歷史見證，是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壹部分的鐵證；
第三、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險峻的驛道，部分路段還在運行；
第四、茶馬古道沿線擁有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東亞植物區的核心地帶；
第五、茶馬古道的研究和旅遊開發對沿線經濟文化和生態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此次會議召開後，人們對茶馬古道有了全面的認知，無論對其開展研究還是發展旅遊休閑度假經濟，都是壹個良好的開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註。
2005年普洱茶熱初見端倪，隨著普洱茶熱，茶馬古道也隨之再度受到關註。2007年後文物部門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雲南、四川、西藏等省區都專門設立了茶馬古道調查研究專題，進壹步摸清了茶馬古道的走向、線路、分布、相關文物遺跡和周邊環境風貌等情況，為下壹步文化保護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歷史價值
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內接中原，外聯南亞、東南亞，是佛教南傳、藏傳，本土宗教的交匯地，獨特的地理位置，雜居交錯的民族聚落，構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傳文化、東南亞文化及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從文化線路上來說，這些區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定義的“藏彜走廊”地帶，也是王銘銘教授“三圈說”的“中間圈”區域。
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處於中央版圖邊緣地帶，壹方面跨境而居，與當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無，語言上交流通暢；壹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遙遠的王權管控遠達於此，在政令上暢通有效，儒學傳統文化遠播於此，通過人員交流、物品交換，在上下壹體的秩序中，核心、中間、海外三圈間文化出現了上下縱橫勾連。處於“中間圈”地帶上少數民族是主體，但長期與漢族雜居交融，貿易的終點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範圍內，構成了“邊緣”與“中心”的互動。
南方絲綢之路是多國、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體而不是單壹民族的特產。它對外來文化既沒有照搬、移植或簡單的改頭換面，而是本土文化與多種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和諧***生，和而不同的復合文化。轉運於不同時空中的絲綢、茶馬，壹路適應、融合，最後移植生根，在不斷地適應中變遷，不斷的創造再生，將圈內圈外的文化勾連融合，渾然壹體。
考古學證據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經由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就已存在了，其間文化因素的交流往還，多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和雲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關系早已發生的事實。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於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國其他地區，但卻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類似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符合，風格壹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處於比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區域的有關文化因素進行再創作而制成。
西方考古發現，希臘雅典kerameikos壹處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裏發現了5種不同的中國平紋絲織品，織法與四川絲綢相同。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與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的因素，兩者在中西文明交流與互動的發生、發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羅馬，最早知道的中國絲綢，便是來自古蜀地的產品。由此可知，從中國西南到印度，再從印度經巴基斯坦至中亞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亞、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北非埃及，這條路線正是中國絲綢經由南方絲綢之路西傳的交通線。古代巴蜀絲綢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豐富了印度、中亞、西亞、北亞和歐洲文明的內容，而這條因絲綢傳播而形成的線路，不僅對中國早期西南地區的經貿繁榮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對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地的經貿繁榮也有較大的影響。
不僅如此，南方絲綢之路對於中國西南地區以及東南亞、南亞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顯示，自夏、商時羌系民族便經青藏高原的東緣（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區遷移，此後這種民族大遷移絡繹不絕，到戰國時期“因畏秦之威”又壹次達到高潮。這些遷移的民族不單到達西南夷地區，壹部分甚至進入了東南亞及南亞的東部地區。民族的遷移打通了溝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進了文化交融。
南方絲綢之路在歷史意義和價值意義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備的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不可替代。這種創造性是南方絲綢之路開放精神的必然產物，沿線文化是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現，是該線路民族文化的標誌，是整體性的象征。南方絲綢之路文化在漫長的發展史上，已漸漸轉型為象征精神，馬幫終將消失，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的徹底消逝，沿線旅遊、博物館，茶葉交易新市場等，無不是以茶馬文化為內核的發展開拓，而這些也必將隨著“壹帶壹路”戰略實施繼續傳承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