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約767－831）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家貧，“從軍走馬十三年”，居鄉則“終日憂衣食”，四十歲以後，“白發初為吏”，沈淪於下僚，任縣丞、司馬之類，世稱王司馬。他寫了大量的樂府，同情百姓疾苦，與張籍齊名。又寫過宮詞百首，在傳統的宮怨之外，還廣泛地描繪宮中風物，是研究唐代宮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寫過壹些小詞，別具壹格，《調笑令》，原題為“宮中調笑”，可見本是專門供君王開開玩笑的，王建卻用來寫宮中婦女的哀怨：“團扇，團扇，美人並來遮面。玉顏憔悴三年，誰復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陽路斷。”末句斬釘截鐵，守望之情，躍然紙上。又如《江南三臺》：“揚州池邊小婦，長幹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純是白描，別有情趣。
唐代詩人。門第衰微，早歲即離家寓居魏州鄉間。20歲左右，與張籍相識,壹道從師求學，並開始寫樂府詩。貞元十三年(797)，辭家從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荊州等地,寫了壹些以邊塞戰爭和軍旅生活為題材的詩篇。在“從軍走馬十三年”（《別楊校書》）後，離開軍隊，寓居鹹陽鄉間，過著“終日憂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後,“白發初為吏”（《初到昭應呈同僚》），任昭應縣丞。長慶元年(821)，遷太府寺丞，轉秘書郎。在長安時，與張籍、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楊巨源等均有往來。大和初,再遷太常寺丞。約在大和三年(829)，出為陜州司馬。世稱王司馬。大和五年，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賈島曾往見贈詩。此後行跡不詳。
王建壹生沈淪下僚，生活貧困，因而有機會接觸社會現實,了解人民疾苦,寫出大量優秀的樂府詩。他的樂府詩和張籍齊名,世稱“張王樂府”。其詩題材廣泛,生活氣息濃厚,思想深刻,愛憎分明。如《田家行》、《簇蠶辭》、《當窗織》、《織錦曲》、《促刺詞》、《去婦》、《水夫謠》、《海人謠》等，反映了勞動人民備受殘酷剝削壓迫的痛苦生活，特別對勞動婦女的悲慘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淫、權豪兇橫和藩鎮混戰等黑暗的社會現實；《古從軍》、《遼東行》、《渡遼水》、《涼州行》等，抨擊了給廣大人民帶來災難的開邊戰爭，同時也譴責了邊將的無能，不知收復失地，表現了既反對窮兵黷武，又慨嘆國土淪喪的進步立場。此外，他還有壹些作品，如《賽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寫了農村風俗和生活畫面；《寄遠曲》、《鏡聽詞》等，表現了婦女對出門遠行親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衛詞》等，歌頌了堅貞的愛情和被壓迫者的鬥爭精神。也有少數作品，流露出人生無常、嘆老傷貧等消極情緒。
王建樂府詩，善於選擇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事件和環境加以藝術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現實,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詩中發議論，而是運用比興、白描、對比、映襯等手法，通過各種形象或人物的自白來再現現實；或在結尾用重筆突出主題，戛然而止。用筆簡潔峭拔，入木三分，語氣含蓄，意在言外。體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較短。語言通俗明晰而凝煉精悍，富有民歌謠諺的色彩。用韻平仄相間,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換韻,節奏短促，激越有力。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樂府詩特有的藝術風格。
王建又以《宮詞》知名。他的《宮詞》百首，突破前人抒寫宮怨的窠臼，廣泛地描繪宮禁中的宮闕樓臺、早朝儀式、節日風光，以及君王的行樂遊獵，歌伎樂工的歌舞彈唱,宮女的生活和各種宮禁瑣事,猶如壹幅幅風俗圖畫，是研究唐代宮庭生活的重要資料。歐陽修《六壹詩話》曾指出它的內容“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詩中的描繪也栩栩如生，因而廣為傳播，頗有仿作。魏慶之《詩人玉屑》引《唐王建宮詞舊跋》說，後世“效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體，有壹部分征戍遷謫、行旅離別、幽居宦況之作，因有真實的生活體驗，也能“感動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傳》）。但這些詩往往雜有消極頹廢思想，藝術上也缺乏明顯特色。他的絕句，則清新婉約，多可誦之作。還寫過《宮中三臺》和《江南三臺》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詞的重要作者之壹。
王建的著作,《新唐書·藝文誌》、《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等皆作10卷,《崇文總目》作2卷。今傳刻本有:《王建詩集》10卷,南宋陳解元書棚本；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此為底本，並參照其他刊本校補排印。《王建詩集》8卷,明汲古閣刻本。《王建詩》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詩集》10卷，《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宮詞》1卷，有單刻本及明顧起經註本。事跡見《唐詩紀事》、《唐才子》。
二、
王建(847-918) 五代十國時前蜀國的建立者。前蜀高祖。字光圖。陳州項城(今河南沈丘)人，壹作許州舞陽(今河南舞陽西)人。少時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生，後投忠武軍(治許州，今河南許昌)。僖宗為避黃巢起義軍兵鋒而逃奔成都，王建等五都頭率兵入蜀，被號為隨駕五都，歸宦官田令孜指揮。令孜認其為養子。後分典神策軍。宦官楊復恭掌禁軍，疑王建，出之為壁州(壹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組織起800人的隊伍，逐步擴大地盤，占領成都西、南諸州。大順二年(891)，攻占成都。乾寧四年(897)，破梓州(東川節度使治所)，占有東西兩川之地。天復二年(902)取山南西道。三年，唐封王建為蜀王。王建北有漢中，東有三峽，割據蜀地的基礎穩固。後梁開平元年(907)，在成都稱帝，國號蜀，史稱前蜀。武成二年(909)，王建頒《永昌歷》。天漢元年(917)，改國號為漢。次年，復號為蜀。當時中原戰亂，文士多奔於蜀，王建目不知書而喜與文士談論。前蜀建立後沒有大規模戰爭，民眾得以繼續進行生產。
三、
收三千裏河山，高麗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紀初，立國已經900余年的新羅王朝王權衰落。隨著“安史之亂”以後唐的日益衰敗，新羅的統治同樣陷入了危機之中。
新羅經歷了“弓福之亂”後，在公元880年新羅王朝中心金州迎來了個回光返照的“城中無草屋”的興盛期以後終於無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壹代真聖女王即位，這時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已經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極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義為開端，農民暴動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勢力乘機紛紛自稱將軍、城主，憑武力據地設置獨立的權力機構，新羅王室所領被不斷的蠶食，最後只相當與以金州為中心的壹個地方政權了。
在弱肉強食的兼並戰爭中，甄萱與弓裔脫穎而出，剪除了其他勢力與新羅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農民出身，軍人起家。他最初不過是壹介步卒，後因累積戰功而被新羅朝廷拔擢為將軍。他在朝鮮半島西南沿海地區積聚實力，準備舉兵。真聖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農民起義之機起兵，糾集壹群亡命之徒襲取了武珍州（全羅南道光州），後又據完山州（全羅北道全州）自立，初時號稱“新羅西面都統治指揮兵馬制置、持節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行全州刺使兼禦使中丞、上柱國、漢南郡開國公”等，公元900年稱王。聲稱要復興被新羅所滅的百濟，定國號百濟，史稱後百濟。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稱新羅王室出身，乃憲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棄正統，在開城建都稱王，聲稱復興高句麗，定國號高句麗，史稱後高句麗。公元904年改國號為摩震，獨自建元。公元905年遷都鐵圓（江原道鐵原郡），復改國號泰封。隨即向新羅展開激烈攻勢又出兵北方，更從海路南下襲百濟後背，壹時間所向披靡，銳不可當。但弓裔的統治沒有壹點仁政的味道。他因為仇視新羅，就試圖殺死所有的新羅人。弓裔利用佛教來維系自己的統治，他自稱彌勒佛，頭戴金幘，身披方袍，以長子為青光菩薩，以季子為神光菩薩。他曾經自述“佛經”二十余卷，其中全是為自己歌功頌德的歪理邪說。有僧人釋聰批評弓裔所授皆為“邪說怪談”，弓裔聽說以後，立即將釋聰逮捕，用鐵錐活活打死。和世界上壹切暴君壹樣，弓裔對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許多人因為他的無端懷疑而被誅殺。為了震懾人們的心理，弓裔宣稱自己具有洞察別人內心世界的神力，結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終於導致了他的垮臺，從而使他的心腹大將王建登上了朝鮮的歷史舞臺。
王建字若天，松嶽郡（京畿道）人，生於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嶽城主、鐵原太守，因戰功而成為弓裔的最得力的將領，統率西南海域的水軍，實力漸增。關於王建的出身，史籍上眾說紛紜，不乏疏漏。《高麗世系》壹書記載了高麗時代流傳的許多關於王氏祖先的傳說。此書略雲，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稱聖骨將軍。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寶育，天資慈惠，入知異山修道。寶育之女配唐貴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離山長岬寺，常讀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時桐裏山有道誢，與世祖相見如舊識，同登鵠嶺究山水之脈，上觀天文，下察地理，築松嶽之新第，預言將壹統三韓，誕生英主雲雲。然而，這種說法其實是出自高麗毅宗王時金寬毅的《編年通錄》，是後人的假作。據《松京誌》雲： 《麗史》論曰，金永夫、金寬毅皆毅宗朝臣也。寬毅作《編年通錄》，永夫采而進之。其剳子亦曰寬毅訪集諸家私畜文書，其後閔漬作《編年綱目》，亦因寬毅之說。獨李齊賢援據《宗族記盛源錄》，斥其傳訛之謬。齊賢壹代名儒，豈無所見而輕有議於時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實錄》乃政堂文學修國史黃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孫顯宗朝。太祖時事，耳目所及，其於追贈，據實書之。以貞和為國相之配，以為三代而略無壹語及於世傳之說，寬毅乃世宗時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當時實錄，而信後代雜出之書邪？（《松京誌》卷七）
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王氏源於開城西面的禮成江下遊的禮成港。這裏在八、九世紀時是壹個水陸交通的樞紐，也是壹個商賈雲集的都會，朝鮮半島前往中國大陸的貿易就是以此為起點的。現在估計王氏原本是依靠貿易起家的巨商，其後逐漸壯大為開城地方頗有勢力的豪強。王建的父親王隆建控制了開城並將其作為據點，公元896年王隆攜子王建歸附了弓裔，此後的王建便成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幹將。新羅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軍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騎將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和樸智謙驅逐弓裔擁戴王建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殺）。《東國通鑒》卷十二並《高麗史?太祖本紀》雲，太祖二年，遷都松嶽郡，升郡為開州，創建宮闕。王建同樣自稱為高句麗的後繼者，定國號為高麗，定年號為天授。至此，朝鮮半島後三國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麗與後百濟迅速陷入了對峙與戰爭中。
公元920年（高麗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羅景明王發出聯合的信息，向新羅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羅西部的大耶城，進軍高麗南端的進禮城，新羅向王建求救。 隨之開始了長達16年的統壹戰爭。戰爭初期雙方互有勝負形成了拉距，雙方都積極的向外界尋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濟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島的戰局，但日本回絕了。於是甄萱又入貢後唐，換取了“持節都督全武等州軍事行全州刺使海東西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等事百濟王食邑二千五百戶、檢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濟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剛剛稱王時就向吳越派遣了使節（實際上公元896年他就向當時還未稱王的浙東節度使錢镠派遣過使節）。但後百濟的外交活動並無助其在戰爭中取得優勢。（當時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實力就很有限，所謂的封號只不過是壹紙空文，而江南割據政權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麗與百濟之間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決戰。9月後百濟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時，景哀王正與妃嬪遊鮑石亭、擺曲水宴，結果俱為百濟兵所獲。王建親自領兵赴援，大敗而歸，王建僅以身免。景哀王自盡，甄萱雖然取勝，自是付出相當代價的，於是12月甄萱主動向王建提出休戰。王建於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幾個月的時間加緊整軍備戰，獲得喘息的機會。5月起在慶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開戰端。公元929年後百濟在慶尚北道勢如破竹，進展迅速。同年甄萱又壹次向日本請援，又被拒絕。
從公元930年開始高麗展開了反擊，這壹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後百濟。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後唐朝聘，得封為高麗國王。同年，王建廢自立年號“天建”，開始采用後唐所賜的年號“長興”。得到中原王朝冊封的王建獲得了正統的名義，得以名正言順的取代新羅統壹半島。公元934年，高麗大軍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親”為名向王建提出休戰的請求。當時，軍中諸將大都以為甄萱勢孤請和，進言王建允準“和親”，惟獨老將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戰。王建采納了瘐黔弻的意見，派遣精銳騎兵數千，奇襲後百濟軍，大獲全勝。高麗在運州取得了對後百濟決定性的勝利 ，熊津以北之地盡入高麗。
公元935年後百濟發生內亂，甄萱長子神劍聯合二子良劍和三子龍劍幽禁其父於“金山佛宇”，弒殺被甄萱立為儲君的四子金剛，自立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帶著最小的兒女“奔羅州，請入朝”，向老對手王建俯首稱臣。這壹年還發生了壹件大事，對於這壹事件《高麗史》中有壹段記載：“.....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羅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請入朝...... 十壹月甲午(12月1日)，新羅王率百僚發王都，士庶皆從之.香車寶馬連亙三十余裏，道路填咽、觀者如堵。沿路州縣供億甚盛，王遣人問尉。 己未（26日），羅王上書曰：‘本國久經危亂，歷數已窮，無復望保基業，願以臣禮見！’不允。 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壹國二君，民何以堪？願聽羅王之請！’...... 除新羅國為慶州......。” 這裏所記載的是新羅末王敬順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實。9年之前樸氏出身的景哀王為甄萱所殺，後百濟王在金州燒殺搶掠之余並未滅亡新羅。他將金氏王族後裔金傅扶上了新羅國王的寶座，身為傀儡的金傅眼看國土日窘、僅剩金州壹隅，決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兒子反對道：“當與忠臣義士謀，收合民心以死守國。”（《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然而，新羅的江山畢竟已經無可挽回，不過臣服後的金傅和新羅的王室還是受到了王建的禮遇。王建將長女樂浪公主許給金傅為妻，封金傅為樂浪王仍以新羅舊都慶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後三國的歷史在壹件戲劇性的事件中劃上了句號。甄萱主動向王建請兵去討伐自己的三個不孝子，他說“願仗威靈，以誅賊子”（《高麗史?太祖本紀》）。王建當然不可能錯失良機，他與甄萱“親率三軍赴天安，進次壹善。神劍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奐，數罪誅之。”（《東國史略?高麗紀》）老子打兒子來成全別人的天下，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臺上也是罕見的。不過王建以神劍“為人所脅且歸命乞罪”將其赦免。不久以後，甄萱“憂懣發疽，數日卒於黃山佛舍”。 王建將良劍和龍劍流放晉州，不久便將二人殺死。同時任命甄萱之婿樸英為規爵佐丞，以示對甄氏的懷柔之意。
統壹半島之後，王建面臨著兩大難題的考驗：對內如何鞏固高麗王朝的統治；對外如何面對新近崛起的強鄰——契丹。王建參照泰封、新羅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為新興的高麗王朝初步確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構。高麗置三省：內議、廣評和內奉省，其中又以廣評省的地位最為重要。廣評省下轄選、兵、民刑、禮、工六官，分管國家的各種事務，可以說是高麗王朝的中樞所在。高麗的最高軍事機關為循軍部，軍隊由從自耕農當中征發的府兵組成。此外，駐紮在都城開京的六軍，具有禁軍地位，直接由國王掌握。從高麗王朝朝廷的結構來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襲了中原隋、唐帝國的中央集權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類似無法掩蓋高麗王朝和中華上國社會基礎上的巨大差異。王建所建立的高麗王朝歸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實王建的家族也是眾多豪族中的壹員），高麗王國的統壹程度是無法與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勢力的興起和新羅後期各地軍鎮的建立有著直接的聯系。新羅朝廷設置軍鎮是為了扼守戰略要沖以保衛國土，前期軍鎮主要設在北部邊境以防禦渤海國。但是隨著海賊的騷擾對海上貿易的威脅日益嚴峻之後，新羅朝廷開始在南部沿海地區建立壹系列的要塞。張保臯（即弓福）鎮守的清海鎮、位於今日南陽的官城鎮和江華島上的穴口鎮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三鎮。和張保臯壹樣，這些鎮將所掌握的武裝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員為核心的私兵。他們在事實上世世代代控制著遠離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羅國土，這些地方望族在他們的地盤上廣築城池，因此他們也被稱為“城主”。這些城主大都以官軍的名義駐紮壹方，並從自己的`屬民當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們往往被稱為“將軍”。城主的社會背景是復雜的，張保臯那樣起於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從具有京城貴族背景的人中產生的。這些金州的貴族有些出身於真骨貴族、有些則出自身份較低的六頭品，他們因為犯罪或是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而被逐出了京城。不過，更多的城主則是在地方上的豪門望族。有勢力的家族把周圍的土地和百姓置於自己的控制後，大大的擴充了自己的勢力。這兩類城主逐漸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統壹標誌者王朝戰爭的結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們和他們的城寨依然保持著獨立和半獨立的地位，這壹點和後三國時期並無區別。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許多豪族前來依附，據《高麗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條記載：“是時，新羅以東沿海州郡、部落皆來降。自溟州至興禮府、總百十余城。”這些豪族的歸附對於當時力量較弱的王建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後，是不能不加以回報的。此外，那些跟隨王建出生入死的將領們在地方上的權勢是受到朝廷認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統治還得靠他們的維系。為了安撫地方的豪族，並將他們納入王朝的統治體系，王建采取拉壹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連姻的策略，是為了鞏固王室和豪族之間的關系，促使在他們為了高麗政權的強化、社會的安定上作出貢獻。王建和全國二十多個大族有姻親關系，比如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樸氏、廣州王氏。另壹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對王朝的功勛、他們多領城邑的大小、多寡，將全國大小豪族的領地相應的設置成府、州、縣，執掌這些府、州、縣的官員依然是原來的豪族，這樣壹來他們就被王建納入了高麗的國家機器中，高麗的郡縣制由此而來的（高麗的地方政區設置沿襲我國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縣這五級，王建時代府、州、郡、縣僅僅是壹個開端，至高麗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區的設置才告壹段落）。盡管王建想方設法籠絡地方豪族，他們仍然不願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從容豪族的缺點），王建死後兩年就爆發了“王規之亂”，差點沒顛覆高麗王朝，這場叛亂宣告了王建懷柔策略的失敗。
如果說在對待國內豪族的問題上，王建采取了懷柔和推恩的策略，那麽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王建在朝鮮半島的北部積極進取的戰略。在王建經略北境的全盤戰略裏，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壹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軍攻破以後，平壤逐漸荒廢，王建以防禦女真侵擾為由將平壤升格為西京，派遣從弟王式廉為長官駐守。在高麗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長官擁有很大的權力，他只需要對國王本人負責，其部下官員的任免完全由長官自己決定。與此同時，王建采取了移民實邊的策略，將大量的人口從半島的南部遷往北部。王建的這些措施增強了高麗北部的邊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國土面積。
高麗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興兵滅亡渤海國，並以皇太子耶律倍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東丹國”。到公元928年，由於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遺民的不斷反抗，“東丹國”被遷移到了遼東，壹時間廣袤的渤海故地成了無人過問的空地。渤海的滅亡，使高麗與契丹的關系迅速緊張，契丹與後百濟的盟約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麗開始主動的吸納渤海的遺民，自天授十壹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戶來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斷的湧入了高麗境內。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眾數萬來投”，四年後“渤海人樸升以三千余戶來投”，景宗獻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數萬來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麗為修復國交做最後的努力，結果失敗。據《高麗史?太祖世家》所載：“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來遺橐駝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背盟軫滅。此甚無道，不足遠結為鄰，遂絕交聘。流其使三十人於海島，系橐駝於萬夫橋下，皆饑死”。於是，高麗與契丹的關系徹底決裂。與此同時，王建經略北邊的步伐壹刻也未停止，到他統治的末期，高麗的北境已經遠及今鹹境南道的永興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過了新羅。
高麗文化的壹大特色是佛教的興盛，這壹點和獨尊儒術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麗佛教，太祖王建對佛教的熱忱是不能不提的。據《東國通鑒》卷十兒並《高麗史?太祖本紀》記載，太祖二年，遷都松嶽郡，升郡為開州，創造宮闕。又建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禪、新興、文殊、圓通、地藏十寺於京內，此乃高麗官辦寺院之始。縱觀王建壹朝，他在全國各地廣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過於開京內所立之七層寶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層寶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個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維系國家穩定的考慮。李齊賢所撰之《開國寺重修記》中記載：“天授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造開國寺，募卒伍為工徒，破戈盾充結構，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見，王建利用宗教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為對死亡的恐懼而成為壹名虔誠的佛教徒。《白雲山內院寺事跡》有雲：“太祖敕諸州，建叢林，設禪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舉，如果不是出於真誠的信仰，是很難做到的。
後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麗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傳給惠宗義恭王遺訓十條，茲抄錄壹二如下：
其壹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故創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業。後世奸臣執政，徇僧請揭，各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
其二說，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道誢雲，吾所占定外，妄加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久。朕念後世國王公侯、後妃朝臣，各稱願堂，或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高麗史》卷二）
可見，王建對於佞佛事的危害並非沒有認識，但是他的後世子孫終究還將為此付出代價。不過，王建對此已經無能為力，因為這位文武雙全的好國王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