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500年本身並沒有什麽特別，只是後人回頭看過去，才會註意到深刻變化的開始，活在當時的歐洲人卻沒有這樣的意識。這些變化都是長時段的，歷時幾個世紀：文藝復興從1300年間開始算起，到近1600年前後結束，有三百年時間；宗教改革開始於1517年，與宗教相關的戰爭卻要鬧到1650年前後;航海探險在1500年之前已經有上百年，聯通亞洲之後，歐洲依然是經濟落後地區，只能用從美洲獲得的金銀購買亞洲的香料、棉布、瓷器與絲綢，要到進入十九世紀歐洲的經濟才開始具有與亞洲競爭的能力。
軍事革命給歐洲帶來的沖擊，也要經過好幾百年的演化。火藥最早出現在歐洲是1300年間，要等到1500年前後，火炮才開始在戰場上發揮威力。但是意大利很快出現星形要塞，足以抵擋火炮的攻勢。其後，火槍火炮的制造技術漸漸改進，軍隊的規模不斷增大，17世紀末期開始出現以火槍為主要裝備，大規模的步兵隊列。軍事革新帶來王權增長，造成幾個規模較大的政治實體，包括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奧地利、普魯士等列強。整體上歐洲卻依然處於政治分裂的狀態，只是列強的沖突在規模上變得更大，在傷亡上也變得更為慘烈。特別是由宗教改革引起教會分裂，王公貴族之間的矛盾與不同教派之間的敵對聯系在壹起，使諸侯的領地之爭惡化成為信仰的對撞。
貴族和王權的激烈鬥爭
中央集權的過程不是壹帆風順的，官僚制度的建立涉及官員的選拔、監督與協調。在工業化之前，交通與通訊都不大方便，山高皇帝遠限制著國家機器運作的效率。貴族的勢力雖然無法與王權正面對抗，但是十九世紀之前歐洲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建立壹個由文官主導的官僚機構。不論是征稅還是征役，國王都有賴於各地貴族的支持與配合。面對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王權，貴族有自然的抵觸情緒。租稅流入國庫，青壯勞力被國家征用，貴族的利益與權力大受影響。中央集權的建立，進壹步帶來更大規模的戰爭，需要更為沈重的賦稅來支持。這其中的矛盾在天災人禍的刺激之下，時常造成貴族的反叛與民眾的騷亂。最著名的例子是十七世紀上半葉的三十年戰爭，起因是奧地利貴族的反叛，相應的宗教與領地爭議將歐陸列強扯入其中，到最初參戰的王公貴族都已經不在人世了還停不下來。結束也是因為貴族反叛，最大的兩個參戰國西班牙與法蘭西精疲力竭，內部都被貴族反叛弄得火燒眉毛，這才有達成國家之間停火的意願，騰出手來解決各自內部的危機。
17世紀木刻家Jacques Callot創作版畫系列《戰爭的重創》，其中的第十壹幅描繪三十年戰爭期間，違紀士兵被集體處決的情形
類似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時常出現。遠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已經發出過“苛政猛於虎”的感嘆。儒家思想之中對“仁政”有著特別的強調，省刑罰，薄稅斂，寬厚待民是基本的政治主張，天下太平更是被當成政治理想。秦始皇與隋煬帝的勞民傷財，苦役重稅，驕奢淫逸，嚴刑酷法，好大喜功，四處征伐，壹直是文人們用來告誡歷代皇朝的反面典型。儒家對國家機器的內在危害有相當清楚的認知，也有相應的壹套理論主張來限制王權的過度擴張。
歐洲的中央集權發生在1500-1800年之間，在政治制度上還沒有建立起文官體系，在人事上得依賴於貴族，在政治理論上要到十七、十八世紀才有脫離聖經框架的思考。歐洲的王公更是將追求戰場上的榮耀當作他們天賦的責任，根本就沒有“天下太平”這種理念。對王權的抵制，大多是來自貴族對他們作為封建領主所享有的特權的堅持：他們有佩帶武器的權利（盡管騎士在戰場已經沒有多少用處）；他們的財產應該受到尊重；國王收稅要與他們商議，得到他們的同意；在他們的領地之內，他們生來就有管轄權，不受國王主權的侵犯，等等。他們心中的理想，還是中央集權之前那個封建割據的狀態。他們的不滿 可以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內戰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都是貴族抵制稅收、領頭造反的結果。
從領主變為地主的貴族
進入1500年後，貴族的生活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中世紀開初，城堡不但是貴族權力的象征，也是他們家庭的居所。隨著城堡軍事功用的喪失，貴族家庭也從城堡之中搬出來，遷入莊園裏專門修建的宅邸。新建的宅邸有的在外表還保留幾分城堡的模樣，甚至取名為某某城堡，但是其內在的功用卻是以居住的舒適為考慮，不再是用來抵禦外敵入侵的堡壘。中世紀的開初，歐洲出產的物品相對貧乏，貴族家中的擺設簡陋，而且作為防禦工事的城堡也不是擺東西的地方。貴族彰顯身份最好的方式是身邊嘍羅與仆從的數目，不論是男主人還是女主人，不論走到哪裏，身邊都前呼後擁有壹堆隨從，連吃飯、睡覺、甚至解手、洗澡都在眾目睽睽之下。到現代早期，經濟與社會更為發達，貴族的宅邸有更多的家具擺設，身上的穿戴也變得更為講究起來。貴族彰顯身份的時候，講究的是家中的排場，主人與仆人之間要拉開距離，宅邸之中主人與仆人的區域要嚴格區分，貴族們這才開始有“私隱”的概念。
英國的霍華德城堡是典型的莊園建築，徒有“城堡”的虛名，完全不具備防務的功能，只是貴族的私家住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著名英國電視連續劇《風雨故園後》曾在此拍攝取景
中世紀時期，貴族的日常生活是“自給自足”。這不是說他們要自己動手勞作，而是說他們的吃、穿、用多辦是自己莊園之中的出品。進入現代早期之後，他們的生活開始與市場有更多的關系。莊園裏生產的物品有不少要拿到市場上去販賣。而平日裏餐桌上的飲食，家中的物品，身上的穿著，多半也是購自市場，因為自家莊園產出的東西質量與品種比不上購來的物品。這在中國也是壹樣，像《紅樓夢》裏賈府家中所用的珍稀古玩，美食佳肴也基本都是買來的。歐洲貴族在生活品方面從“自給自足”轉向市場，大致發生在17世紀，後來的西方學者認為意義重大，稱其為“消費的開始”。消費需要有金錢，也有壹份閑情逸致，在當時只有上層人士可以追求這壹份講究。
火槍火炮主導歐洲的戰場，貴族在政治上也有壹個角色的轉變。披盔戴甲的騎士在戰場已經沒有用武之地，但是國王的軍隊之中還是由貴族出任軍官。沙場上的廝殺仍然是他們的誌向所在，軍官基本上由貴族壟斷，要壹直延續到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得以扭轉。火藥帶來中央集權與王權的擴張，貴族不可以再擁有自己的私家軍，但是貴族的政治影響力卻沒有減弱。歐洲各國的文官制度要到十九世紀工業化之後才算成熟，於此之前，國家政策在各地的落實還得依靠貴族出面協助。官員的選拔多半看的是出身、家族勢力與裙帶關系，重要的位置還得由上層的貴族擔當，抄抄寫寫的事務官員則是從受過教育的中、下層貴族之中選拔。商人若是有資本，也可以置壹塊田產，買壹個官位，傳過幾代之後可以洗去暴發戶的名聲，躋身貴族階層。至於說貧家子弟想要通過讀書進入官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歐洲沒有學而優則仕壹說。
私家軍被取締之後，貴族還有壹份田產，這可是工業化之前是最牢靠與最受尊重的財產，也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在中世紀，作為封建領主的貴族不但擁有土地，向耕作的農民收取地租，還可以向他們收稅，強征勞役，對他們擁有管治權與司法權。在這種安排下，種田人是貴族莊園之中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奴。在歐洲不少地方（特別是東歐），貴族的這些特權要壹直沿續到十九世紀。在政治上更早現代化的西歐，國王已將稅收權拿到自己手上，直接向農民征勞役，鼓勵民眾將他們的爭端拿到國王的法庭上來解決。中央集權的形成難免損害貴族的領主權，但是貴族們在經濟上還是享有特權，稅務可以豁免，勞役可以用稅賦取代。
在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比如說英格蘭），土地可以買賣，不再與領主權綁在壹起。以前的貴族要通過聯姻、國王的獎賞、甚至私家打鬥獲得土地，脫離封建之後則可以以買賣為手段擴充田產。天災人禍總是會產生還不起債務的農民，其土地多半是被貴族買走或是收走。類似這樣的土地兼並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只是會引起官府與讀書人的憂慮，擔心沒有田地、流離失所的農民成為社會不穩的隱患。傳統中國的政治，由學而優則仕的文人主導，其角度與想法並不完全與地主階層壹致。為著天下的安定，朝廷甚至會出手抑制兼並。主導歐洲政治的王公貴族，本身就是兼並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戰爭在歐洲是常態，大家沒有天下太平的理念，土地兼並被人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脫離封建之後，土地反倒更為集中在貴族手中。
中世紀的歐洲貴族作為統治者的理據在於他們專職作戰，是大家的保護者。到現代的早期，這壹理據已經不大好用，大部分貴族不再是征戰的軍人，而只是收租的地主。相應的，也有壹套新的說法來支持他們的政治特權。作為地主，他們有獨立性：收入來自地租，自己不需要動手，不需要依賴他人，也不需要為生活擔憂。與此同時，他們也有閑暇，可以花時間來管人。他們與眾不同，可以做出獨立的判斷，有決斷的能力。再加上他們的血統，還有中世紀的傳統，使他們受人尊重，貴族的統治是天經地義的。因此近代歐洲也有“勞心者治人”壹說，但是其含義與我們的傳統不壹樣：在中國，妳得讀聖賢書，學會憂國憂民；在歐洲，妳得有高貴的血統與土地的擁有權。歐洲也有讀聖賢書的文人，讀的是聖經與古典（古羅馬、古希臘書籍），但是他們的政治地位不如貴族，而且大多是脫離塵世的教士，屬於歐洲傳統社會的另壹套權力體系，基督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