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壹，也是中華民族貢獻於世界文化殿堂的壹株璀璨奪目的奇葩。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遺存兩相印證，可知至遲在唐代初葉，雕板印刷術就已經出現並應用於書籍的鏤版施印了。其後經五代、宋、元的發展和完善，至明而達於極盛。其間所刻，無論規模之巨、數量之大、擬或內容之豐富，皆遠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遞嬗，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斧正。
壹、明代版刻大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
無庸置言，中國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時期出現於明絕非偶然，而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相互制約的結果，是社會需要的必然。具體些說，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眾削平群雄，驅逐元統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國號大明，是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於農家，苦無學術。但是，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他深諳“武定禍亂，文治太平”這壹封建社會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在國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詔諭中書省：“朕恒謂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說是作為基本國策而頒示的。欲行此道，圖書的作用就顯得極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時期，屢次下詔頒《四書》、《五經》、《通鑒綱目》、《說苑》等有補“教化”的書於學校。朱元璋只能說粗通文墨，但他卻寫了不少有助於維護封建倫理綱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書。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訓錄》，垂訓子孫說：“後世守之，則永保天祿。茍作聰明，亂舊章，違祖訓，亡無日矣！”在這裏，圖書成了教育其後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實，早在明立國之前，朱元璋就對圖書事業顯現出了極大興趣。據明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卷壹載：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發兵攻滅陳有諒，即下令訪求遺書。明王世貞《命將征討考》則雲：“徐達入北京，封其庫府圖書寶物。”由此可見，對圖書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視，對明太祖來說是壹個壹貫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針中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中國近百年，文化事業相對落後，書業亦然。據統計，現存元人舊刻不過六、七百部，僅及兩宋所遺之太半，就很可以說明這種情況。明太祖歷百難千劫始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大業，通過重振書業復興漢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僅是其統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擺在明王朝面前的壹個艱巨任務，亦即明代書業極隆極盛的壹個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
明王朝立國之初，采取了壹些重要的，有利於書業發展的舉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體化。據《明會要》卷二十六載：“洪武元年八月，詔除書籍稅。”同時免去稅收的還有筆、墨等圖書生產物料和農器。可見在明太祖心目中，作為文化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書業，與恢復農業生產，解決民生問題是處於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則“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善本，命書坊刊行。”（亦見《明會要》）前者是通過讓利於民來刺激書業的發展，後者則是由中央政府組織的、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圖書刊刻活動。從官購圖書予民刊刻而言，又頗有點民辦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對書業的重視，可以說不遺余力了。明享國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禎歷十七帝，其間固然不乏昏庸糊塗，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對書業卻基本上采取保護、扶持政策，這對明代書業的發展、繁榮，也是壹個重要的保證。
2、學術發達，著述豐富，出版政策相對寬松
文禍不斷，是中國古代文化史、書史的壹大特色。類似事件，明代也時有發生。但查諸史籍，除了攻訐程、周、張、朱之學的“惑世”之說，或直接與政治鬥爭有牽連的著述，如明成祖詔令焚毀有幹靖難的史料就是壹例，對於民間壹般的學術和創作活動，明政府幹涉並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劇增加，叢書、類書的編輯亦十分活躍。清黃稷虞《千頃堂書目》著錄明人著作達15，725種，而合諸家書目所載，元人著述不過三千余種。其因除明代立國時間較長外，與元代書禁森嚴亦不無關系。《元史?刑法誌》載：“大惡，諸妄撰詞曲，……凡以邪說左道，誣民惑眾者，禁之，違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則看不到這樣的禁令。明萬歷間，廷臣馮琦借焚毀李贄著作之機，上《正士習疏》，建議：“壹切坊間新說，皆令地方官雜燒之。”疏進不納，才使祖龍之火，未見於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遠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圖書編輯活躍，使書業成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則為書業發展提供了相對廣闊的空間。
明代的圖書出版政策，比較於元代也是相當寬松的。據清蔡澄《雞窗叢話》所記：“元時人刻書極難。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則其地之紳士呈詞於學使，學使以為不可刻，則已。如可，學使備文咨部，部議以為可，則刊板行世，不可則止。”明代則不然，不僅沒有這樣的繁文縟節，層層把關，逐級審查的圖書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沒有出版前的審查制度。無論官府、私宅、坊肆，擬或達官顯宦、讀書士子、太監傭役，只要財力所及，皆可刻書。以至“數十年讀書人能中壹榜，必有壹部刻稿；屠沽小兒沒時，必有壹篇墓誌。此等板籍幸不久即滅，假使長存，則雖以大地為架子，亦貯不下矣！”多則以濫，不能不說是壹個弊病，但也從壹個側面反映出明代刻書之盛。明人刻書，據統計不下2萬種，其中明人著述過半數，沒有活躍的學術氣氛和寬松的出版政策，在那個時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經濟發達，圖書消費市場活躍
明太祖出身於農家，了解下層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後，采取了壹系列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輕徭薄賦的政策，就如他所說：“居上之道，正當用寬。”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糧食產量已是元時的兩倍。永樂時經濟發展更快，“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栗自輸京師數百萬擔外，府庫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四方百貨，倍於往時”。保證了生存需要之後，才談得上更高層次的圖書消費。
明中葉之後，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手工業者和市民階層擴大，通販貿易活躍，成為刺激書業發展的催化劑。其對書業的影響，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有明顯的表現：
其壹：手工業者和市民階層的擴大，使圖書消費群體更為廣泛，相對而言這部分人在經濟上較為充裕，有余資購讀書籍。工商業城鎮的興起和增多，為圖書提供了更多的相對集中穩定的集散地。
其二：圖書是商品。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圖書貿易也更為活躍。明嘉靖《建陽縣誌》載：“書坊街在崇化裏，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壹、六日集。”說明當時的圖書行業，已經出現了專事販運，貿易的商販。坊肆除了坐店銷售自己的圖書外，也幹起了批發的生意。如織的販者，大抵類似於今天的書商，在圖書流通環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階層擴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發展。明嘉靖之後，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也可以說是“市民文學”的鋟梓激增，成為書業中最主要的品種之壹，就是以市井細民的需要為基礎的。而在嘉靖之前，此類書鮮見梓行，其中當然有市場的規律在起作用。
明陸容《菽園雜記》雲：“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疑未有。觀宋潛善《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宣德、正統間，書籍印板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矣！”陸容為明成化間進士，以明時人記明時事，應該是可信的。如果說明初是書業的恢復期，宣德至正德為發展期，嘉靖、萬歷至崇禎則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萬歷為極盛。毫無疑問，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中葉之後的出現和緩慢成長，對書業的發展是產生了積極影響的。
4、制書材料生產進步，為書業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裏所說的“器”指的是紙、墨、筆、硯等關系書業興衰的物質材料，也是書業發展的最基本條件之壹。舉例來說，現今所能見到的元代舊刻，以建寧所出為最多，其地造紙原料豐富，紙張產量較大是壹個重要原因。進而論之，元代紙、墨、筆、硯的生產遠遜於兩宋，書業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然，和圖書有關的材料制作業和書業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材料業的發展可以滿足書業的需要，書業興盛又會刺激材料業的進步。明代，兩者之間就是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中互動的。
明代紙、墨、筆、硯的制作，無論數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種之豐富，皆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期。以筆而言，明筆壹改元時筆毫軟散的習尚，硬毫成為時興。明陳繼儒《泥古錄》稱：“筆有四德，銳、齊、圓、健”，強調的就是筆毫要勁健有力，富有彈性。元及明初刻書，盛行趙（孟頫）體，尤其元中葉之後，有刻幾全為趙字風範。明中葉之後，仿宋刻本蔚然成風，字多為歐、顏體。趙體纖弱，筆毫宜柔；歐、顏體遒勁有力，筆毫宜硬。可見，制筆工藝的改革，實則就是當時書法風格的反映，當然也影響到刻書的用字。
生產規模擴大，分布地域廣泛，新品名筆後來居上，是明代筆業的又壹特點。其時，元代始崛起的湖筆如日中天，湘筆之盛，幾可與湖筆並駕齊驅。與此同時，京筆異軍突起，成為北方筆業的中堅，時人稱“南有湖筆，北有京筆”，即此之謂。名筆佳品增多，書家謄稿，根據所書字體需要對筆有了更大的選擇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寫刻本傳世，和筆業的進步是分不開的。
明代制墨業壹掃元代頹勢，制墨名家倍出，流派眾多，墨質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將此比喻為詩之盛唐，詞之宋時，誠不為過。中國古代有關墨的代表性專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譜》、李孝美的《墨譜》、萬壽祺的《墨誌》，皆誕於明，足征其時墨業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論，距今已逾三個半世紀，不少傳世之本墨色仍顯瑩潤亮澤，宛若新印，可見墨質之佳。明代的制硯業，亦頗發達。入明之後，傳統的名硯如端硯、澄泥硯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壹些新開發的硯材亦負盛譽，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硯、東北長白山的松花石硯，四川的嘉陵峽硯等，名色繁多，無復壹壹列舉。
書之所以為書，正賴紙張為其載體。明代造紙業的發展，更可謂盛況空前。清康熙《上饒縣誌》記明時江西上饒縣石塘鎮“紙廠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幫工不下壹、二十人。”也就是說，壹地紙坊用工，多達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國，紙業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明代不僅民間造紙，宮廷內府也造紙。據萬歷《大明會典》等書載，司禮監有制紙匠六十二人，所制紙品名色有宣德紙、大玉版紙、大白版紙、大開化紙、毛邊紙等。
造紙業的大發展，為明代書業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明劉若愚《明宮史》載《佛經壹藏》的用紙情況：***需用白紙45，023張，黃毛邊紙570張，白戶油紙10，395張。明人喜編印大型的叢書、類書、文集，動輒壹部書數百卷上百冊。明代產生的壹些大型著述，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等白話長篇小說；《本草綱目》、《農政全書》等醫藥、農業著作；《籌海圖編》等軍事著作，都是頁數以千計的鴻篇巨制。沒有紙張的大量生產，這類圖書鋟梓傳世根本無法想象。
明人對印書用紙頗有研究，或者正因為書業之盛，才引起學者的關註。明朝的大學問家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中就說：“凡印書，永豐綿紙為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閩中紙短窄熏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紙的名色很多，大約逾百種，但除明初承元余緒，有過少量的黃白麻紙本外，主要分綿紙、竹紙兩類。綿紙以桑皮為主料，竹紙則采用竹子的纖維為原料。
明代刻書，早期常見用白、黃綿紙，嘉靖、隆慶間用白綿紙多，也有少量竹紙印本，晚明則多用竹紙。壹般來說，嘉靖之前的綿紙質佳，紙質瑩潔，有如玉版，韌性亦佳；隆慶之後，所制則較為粗厚。竹紙薄且易老化，但絕少蟲蛀。明謝肇淛說：“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茍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所謂“醜惡極矣”，指的就是竹紙。相對於綿紙而言，竹紙質較次而價亦廉。明中葉之後，國用不足，民生雕敝，易綿而用竹，正是物力艱難在書業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後，坊刻本大行於世，坊肆為降低成本而用竹紙，是圖書商品化的必然結果，謝氏以書論書，以紙論紙，未免有些偏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