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誌異》版本很多，現存的主要有：
半部手稿本（解放初發現，曾影印出版），乃作者修訂本，從中可以看到壹些原作面貌，可惜僅存 203篇（《豬婆龍》重出文不計），約當原稿之半。稿本中有作者手錄的王士□評語。
乾隆十六年(1752)，歷城張希傑（別號練塘）根據濟南朱氏殿春亭抄本過錄了壹個本子，是為鑄雪齋抄本《聊齋誌異》。此本***12卷，有目488篇，但有目無文者凡14篇，實有文474篇。此本也附有王士□評語。
與鑄雪齋抄本同時，另有壹種《二十四卷抄本聊齋誌異》（1963年發現，已影印出版）。其底本當是作者的另壹稿本，並參照其他抄本作了校對、復核。此本***有文474篇(《王桂□》、《寄生附》合為壹篇)。這是現在所見到的最完整的兩個早期抄本,對研究《聊齋誌異》有重要價值。
現存最早的《聊齋誌異》刻本，是乾隆三十壹年（1766）趙起杲刻的青柯亭本。其“弁言”和“例言”，記述了底本的來源和刻者所作的工作。書***16卷，凡 431篇。篇目雖不完全，但重要的篇章都已包括在內。其文字的更定，亦有可取者。
青柯亭本出後，壹般通行本都據此翻印。此本也有幾種內容互有歧異的本子,壹種是文目不全本,即比壹般趙本少文10余篇,少目40余條;壹種是刊有鮑遷博《刻書紀事》和“杭油局橋陳氏”書牌的本子；還有壹種本子則無“紀事”和書牌。此本亦附有王士□評語，並在某些篇後附有有關的附錄。次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有王金範刻本刊行。這是壹個“冊繁就簡，分門別類”的選輯本，***18卷，分26門,收文270余篇。此外，尚有同文書局繪圖本，其特點是在趙本附錄之外，又加了壹些有關附錄。至於別種版本，如乾隆三十二年福建李時憲刻本、光緒七年(1881)邵州經畬書屋刻本以及小藝山樵精選本等，其文字大同小異。
《聊齋誌異》的註解本，通行的有呂湛恩、何垠兩家。呂註原為單刻，有道光五年(1825)刻本。道光二十三年(1843)廣東五雲樓刻本始將呂註與《誌異》原文合刻，後又有廣百宋齋和同文書局繪圖本。何註有道光十九年（1839）花木長榮之館刻本，又有光緒七年(1881)邵州經畬書屋評註合刊本。兩種註本，指明典故，詮釋字義，都給讀者閱讀《聊齋誌異》以很大便利。但呂註較為詳贍謹嚴，錯誤較少；何註則嫌蕪雜，錯誤較多。
《聊齋誌異》的評語，最早者為王士□評。王評雖頗簡略，但時有精當之處。後刊刻成書，又有馮鎮巒、何守奇、但明倫諸人評語。諸家評語，或闡明作者旨意，或品評為文之法，或考據傳聞異同，都富有參考價值。但其迂腐附會之處，亦所難免。
《聊齋誌異》尚有多種拾遺本。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由張友鶴輯校的《聊齋誌異》會校會註會評本，編定為12卷，合***491篇（其中“又”篇和附則,均屬正文，不作壹篇計）,連同附錄9篇，較通行本增補近70篇，采錄宏富，是目前較為完備的壹個本子。清代刻本《詳註聊齋誌異圖詠》
友人從內地購得壹本上海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蒲松齡《聊齋誌異》手稿，卷首附有清代名畫家朱湘麟在蒲氏生前為其繪制的壹幅彩色畫像，畫像楣端有蒲松齡於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公元1713年)親筆題跋。題跋筆跡與手稿書體無異，證明此稿確系蒲氏親筆所書。
200余年來，《聊齋誌異》廣為刊行，盡管版本紛繁，但均是依據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午)歷城張希傑根據濟南朱氏殿春亭抄本抄錄的本子，這就是著名的《鑄雪齋抄本聊齋誌異》。可是產生於雍正年間的殿春亭抄本早已亡佚，那麽蒲氏原稿面目如何？長期以來壹直是個謎。
這部手稿是在四十年代末期，遼寧省西豐縣農民蒲文珊獻出來的，曾在文化界引起轟動。蒲文珊當時已年過半百，為蒲松齡之九世孫。他雖系務農，實溫文爾雅，筆者曾有緣拜識，聽他講述過蒲氏歷代家藏此手稿之經過。
原來，蒲松齡所著《聊齋誌異》最後壹稿謄清後，曾囑其子孫，善自珍藏，世代相傳，不要遺失。蒲松齡的七世孫蒲介人(即蒲文珊之祖父)，在清光緒年間曾在奉天(沈陽)當差，其眷屬亦從祖籍山東淄川縣(今淄博)移居沈陽，民國初年，介人之子灝充任西豐縣吏，遂遷居西豐。又據蒲文珊稱，此手稿原為四函八冊，現存之四冊僅為前壹、二函，尚有三、四兩函(即下半部)在光緒年間，被盛京駐防大臣伊克唐何借去，帶至北京。
本來蒲氏立有家規，對所藏先祖墨本，概不外傳。那麽，下半部手稿何以又借給駐防大臣呢？大概是蒲介人懾於伊的權勢，不敢不借。伊約以先看上半部兩函，待歸還後再借下半部。後來伊果然如期歸還上半部，因而順利借到了下半部。不料，伊在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3月病逝。接著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公私珍藏的財物多被洗劫。據悉下半部在這時被外國人掠去，流落國外。偽滿康德八年(1941年)，《盛京時報》曾援引德國的壹則消息：“《聊齋誌異》部分原稿48卷現存柏林搏物館。”如消息確實，則這兩個情況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