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對古代集市的描寫

北宋東京 商業、娛樂和習俗 宵禁的廢弛，坊市制瓦解，促進了東京的城市繁榮。《東京夢華錄·序》描寫北宋末期東京時說：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識幹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禦路，金翠耀日，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註：《東京夢華錄》第39-40頁，第1頁，第14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這可以說是對東京城市繁榮、人文鼎盛的總體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內外的商業活動更加活躍，尤其是宋元話本裏提到的東京城裏的“鋪席”，從中足可見出城市繁榮之壹斑。《張主管誌誠脫奇禍》：“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壹個開線鋪的員外張士廉”，這張員外的“門首是胭脂絨線鋪，兩壁裝著廚櫃”（註：《京本通俗小說》第44頁、第47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與此相參對的是《鄭節度立功神臂弓》（胡士瑩先生以為宋元話本）中的記載：“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有個萬萬貫的財主員外，姓張，排行第壹，雙名俊卿。這個員外，冬眠紅錦帳，夏臥碧紗廚；兩行珠翠引，壹對美人扶。……門首壹壁開個金銀鋪，壹壁開所質庫”，這裏所描寫都應是東京“鋪席”的景象。 對於“界身”和“鋪席”，《東京夢華錄》有較詳細的描述，據卷二《東角樓街巷》條：“自宣德東去東角樓，乃是皇城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jiāng＠④行。高頭街北去，縱紗行至東華門街、晨暉門、寶lù＠⑤宮，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鬧。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藥鋪席。南通壹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壹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註：《東京夢華錄》第39-40頁，第1頁，第14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這無疑是東京城裏最繁華的街市之壹，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與商業活動緊密聯系在壹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娛樂場所——勾欄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設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子”，城市娛樂活動帶動了相關服務性行業，促進商業貿易，形成了較大規模的集市。我們來看話本中的有關描寫。《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寫到閑漢趙正騙到衣服以後，“再入城裏，去桑家瓦裏，閑走壹回，買酒買點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來”，《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盜墓賊朱真，“當時搜捉朱真不見，卻在桑家瓦裏看耍”。 作者： 南冠生 2006-10-4 19:02 回復此發言 -------------------------------------------------------------------------------- 4 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孫遜,葛永海） 宋元時頗為興盛的勾欄瓦舍在五代時已有了，《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譚正璧先生以為宋元話本）就寫到了後周太祖郭威在當時東京的瓦舍裏廝混的情況，“這郭大郎因在東京不如意，曾撲了潘八娘子釵子。潘八娘子看見他異相，認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養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裏看，殺了勾欄裏的弟子，連夜逃走。”（註：《喻世明言》第215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瓦舍的設立，我們可以從五代上溯至唐代，從中看出唐代城市娛樂活動所造成的影響（註：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72-27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唐人已經在長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樓，進行各種曲藝活動的比試，《樂府雜錄》就有琵琶能手之間比試的記載，另外長安的戲場集中於慈恩寺、薦福寺等地，也應該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進行表演。宋時的勾欄也應始自街頭空地上臨時設置的戲場，比如，在南宋，沒有固定場所的表演藝人，即所謂“路歧人”，就是在路邊空地上開展表演的。臨安“執政府墻下空地，諸色路歧人在此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閑地段，多有作場之人。”（《都城紀勝·市井》）勾欄最初創立時，也應有這壹階段，然後逐步發展並固定下來，最終形成“瓦子”的規模。 北宋開封瓦子以東角樓最為集中，其他如曹門外、保康、舊封丘門、大內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這在前文提到的話本裏有較多的反映。《東京夢華錄·東角樓街巷》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可見當時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娛樂和習俗總是結合在壹起，以節日習俗而言，則以元宵節最為引人註目，由於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這壹時間裏，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間和時間被無限制放大，因此在歷代小說中，元宵節描寫總是濃墨重彩的壹筆。在宋元話本中，東京的元宵節更是被極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節制度比之前代，更顯寬松。《燕翼詒謀錄》卷三：“國朝故事，三元張燈。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谷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為例。”（註：《燕翼詒謀錄》第25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如果說《鄭意娘傳》中對元宵的描繪總是處於追憶中，其他話本對此則有大，量的正面描寫，《戒指兒記》：“不覺時值政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賞慶元宵。鰲山架起，滿地華燈。笙簫社火，羅鼓喧天。禁門不閉，內外往來。人人都到五鳳樓前，端門之下，插金花，賞禦酒，國家與民同樂。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萬姓歌歡，軍民同樂，便是至窮至苦的人家，也有歡娛取樂。”（註：見《清平山堂話本》，此篇譚正璧先生以為宋元篇目。） 關於元宵的紮鰲山、賜禦酒、撒金錢在《宣和遺事》前集中也有描寫：“東京大內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壹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壹個龍口裏點壹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壹個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個大字，寫道：宣和彩山，與民同樂”，“那看燈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禦酒壹杯。”再如撒金錢，那四個貴官“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註：《宋元平話集》第344頁，第3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雲雲。除了宮廷主持的元宵活動，壹些貴官豪族也紛紛縛鰲山，放煙火。如《張主管誌誠脫奇禍》寫到“王招宣府裏抓縛著小鰲山”，張員外宅“添許多煙火”（註：《京本通俗小說》第50-51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