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飛的人物形象評估,越長越好
三國演義》中的張飛,是廣大讀者最熟悉、最喜愛的人物形象之壹。然而,令人感到希奇的是,半個多世紀來,在數以千計的《三國演義》研究論文中,關於張飛形象的專題論文卻僅有十篇左右,不僅遠遠少於有關諸葛亮、曹操、關羽等“三絕”的論文,而且少於有關劉備、趙雲的論文。是因為人們對張飛太熟悉所以沒有多少話可說?是因為張飛性格不夠豐富所以不易寫出新意?似乎都不壹定。我曾經寫道:“《三國演義》中的張飛,是壹個帶有較多民間色彩和市井氣息的英雄,壹個血肉豐滿、虎虎有生氣的藝術形象。”這裏想就這壹形象的形成和演化,作壹番更加深人的探討。壹從《三國誌·蜀書·張飛傳》等有限的史料來看,歷史上的張飛,主要具有這樣幾個特點:其壹,長期追隨劉備,歷經艱辛,忠心不二。漢靈帝光和七年(184年,是年底始改為中平元年)二月,黃巾起義爆發。“先主於鄉裏合徒眾,而(關)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三國誌·蜀書·關羽傳》)在長達三十八年(184-221)的布滿驚濤駭浪的歲月裏,劉備曾屢遭挫敗,喪師失地,最狼狽時甚至無立錐之地。但無論在何等艱難竭賺的情況下,張飛始終追隨劉備,不棄不離,不懈不怠,耿耿忠心,可對天日。其二,雄壯威猛,英勇善戰。在這方面,最突出、最有名的有兩例。壹是建安十三年(姍)“獨據長阪橋”之事: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壹日壹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嗔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三國誌·蜀書·張飛傳》)面對乘勝而來、氣勢洶洶的大隊曹軍,手下僅有區區二十騎的張飛毫不畏縮,橫眉怒視,以其凜凜威風展攝敵膽,竟使曹軍“無敢近者”。在古代戰爭史上,這真是罕見的奇跡!另壹例是建安二十年(215)“大破張邰”之事: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部守漢川。部別份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蕩石,與飛相拒五十余日。飛率精卒萬余人,從他道遨鄰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邰。邰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余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張飛傳》)張邰乃是曹操手下的壹流大將,機警勇猛,屢建戰功,在曹軍中的實際聲望高於深受曹操倚重的親信大將夏侯淵,此役竟被張飛打得如此狼狽,僅與十余人逃回南鄭。這既是張壹生的奇恥大辱,也是張飛壹生打得最漂亮的壹仗。難怪陳壽評日:“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其三,尊賢愛士,敬慕君子。張飛出身,史無明文;但從《張飛傳》中“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壹語來看,顯然門第不高。然而,這位劉備手下資格最老、功勞最大的元勛之壹,這位戎馬壹生、威名赫赫的勇將,卻並不滿足於做壹個赳赳武夫,對那些博學儒雅、英毅耿介之士,他非常敬重,總願與之交友,頗有禮賢下士之風。最膾炙人口的自然是“義釋嚴顏”之事: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張飛傳》)面對鐵骨錚錚的嚴顏張飛轉怒為喜,將這位階下囚變成了座上客。這不是壹般莽夫能夠做到的。嚴顏甘作“斷頭將軍”固然可敬,張飛“壯而釋之”也十分難能可貴,這正是此事成為千古美談的原因。此外,還有壹件很少被人提到的事: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三國誌·蜀書·劉巴傳》註引《零陵先賢傳》)此事發生於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奪取益州,劉巴歸附劉備之後不久。那位出身名門、才智過人而又頗為自負的劉巴,壹時瞧不起武夫出身的張飛,並不希奇。而張飛不以勝利者自居,更不因劉巴曾經壹再反對劉備而憎惡之,卻因其高名而主動表示親近,“就巴宿”,這顯然表現了張飛傾心於高雅之士的作風;盡管由於劉巴“不與語”這種很不禮貌的態度,他曾壹度“忿恚”,但經過諸葛亮的勸解,非凡是劉巴自己變高傲自負為“恭默守靜”以後,二人想來是言歸於好了的。後世記載張飛善書法,懂繪畫,當非空穴來風,大概是他與才士們長期交往,耳濡目染的結果吧。其四,性格急躁,遇下寡恩。身為勇將,歷經波折,性格急躁甚至急躁壹點,本不足怪;但馳騁疆場數十年,與士卒壹起出生入死,甘苦與***,至少應該懂得善待部屬這個起碼的道理。然而,張飛卻偏偏不懂這壹點,對士卒極其粗暴,動輒鞭撻致死。這是壹個致命的弱點。劉備就曾多次告誡張飛:“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張飛傳》)但張飛卻依然故我。還是動不動就拿部下出氣,這當然要激起某些部下的不滿甚至報復。果然,章武元年(221)六月,正當他預備從閬中出兵,到江州與劉備會合,壹起伐吳之時,卻被部將張達、範殺害。壹代虎將,壯誌未酬,竟死於非命,令人痛惜,但這卻是他自己粗暴性格釀成的可怕後果!陳壽評張飛雲:“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這實在沒有冤枉他。綜上所述,歷史上的張飛,不愧為壹代名將,劉蜀棟梁,其個性也非常鮮明;但在待人接物上,他最突出的特點卻是“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在思想感情上,他與普通百姓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難以讓後代的市井小民們感到親切可愛。二從宋元時期起,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通俗文藝的發展,三國歷史逐漸成為壹個熱門話題。人們在講說三國英雄的故事時,往往按照市民自身的歷史觀、道德觀和審美觀,改造歷史,改塑人物。在“尊劉貶曹”的主導傾向下,張飛成為壹個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在今所知見的數十出元雜劇三國戲中,以張飛為主角的就有《莽張飛大鬧府院》、《張翼德大破杏林莊》、《張翼德單戰呂布》、《張翼德三出小沛》、《摔袁樣》、《莽張飛大鬧石榴園》等十余出,數量位居前茅。而在元代刊刻的《三國誌平話》中,《張飛見黃巾》、<張飛殺太守》、《張飛鞭督郵》、《張飛獨戰呂布》、《張飛摔袁襄》、《張飛三出小沛》、《張飛捉呂布》等關目,頗為引人註目,使張飛成為此書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這些以張飛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通俗文藝作品,按照市民階層的意識,將歷史人物張飛“勇而暴”的性格特色,改造為“勇而莽”的性格特色。這是壹個輕易被人忽略、實則非常重要的變化。“暴”的精神指向是“殘暴”,意味著不講道理,暴虐好殺,它只能減弱人們對劉蜀集團和張飛本人政治上的好感,而絕不會讓小民百姓喜歡。“莽”則意味著魯莽、粗心,也意味著無城府、少心計。它雖然經常導致誤事,卻沒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殺氣;它是許多平民百姓也會有的毛病,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缺點。所以,此時的“莽張飛”,已經向市民的藝術口味大大地靠攏了壹步。不過,此時的張飛形象,由於作品的粗陳梗概而顯得不夠豐滿,還由於某些情節誇張過分而明顯失真(如《三國誌平話》寫他在長阪橋頭“叫聲如雷灌耳,橋梁皆斷,曹軍倒退三十裏”),他的“可愛”度還不高,還期待著天才作家的進壹步塑造。元末明初傑出的通俗文藝作家羅貫中,壹面充分熟悉漢末三國史料,壹面選擇吸收通俗文藝的養料,並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創造才能,在《三國演義》中塑造了壹個具有高度美學價值的、全新的張飛形象。羅貫中在塑造《三國演義》中的張飛形象時,除了保持歷史人物張飛忠於劉蜀集團、勇猛善戰的基本特點之外,主要按照市民階層的倫理觀和審美觀,著重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創新:其壹,斌予張飛壹個接近市民的出身。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張飛出身,史無明文。”《三國誌平話》卷上稱他“家豪大富”,卻沒說明他以何為業。而在《三國演義》第1回中,張飛首次出場,便自稱“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英雄。”所謂“頗有莊田”,當然算得上富裕;而“賣酒屠豬”(盡管他本人不壹定親自操刀殺豬)則是普通市民們相當熟悉、相當接近的行當。這樣的出身,很自然地賦予了張飛較多的民間色彩和市井氣息。有意思的是,劉關張三人的實際出身都不算高:歷史上的劉備,雖然說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後”,但早已家道中落,不得不以“販屨織席為業”(《三國誌·蜀書·先主傳》);《三國演義》據史敘述雲:“家寒,販屨織席為業”(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第1回,毛本《三國演義》第1回作“家貧,販屨織席為業”)。歷史上的關羽,出身不明,《三國誌·蜀書·關羽傳》開篇便說他“亡命奔涿郡”,想來應該是出身於下層;《三國演義》亦未明言關羽的出身,而第壹次寫他出場的動作則是“推壹輛小車”(嘉靖元年本《三國誌通俗演義》第1回,毛本《三國演義》第1回作“推著壹輛車子”),顯然是下層勞動者模樣;民間傳說便幹脆說他是賣豆腐(或賣黃豆)出身。相近的出身,給了他們彼此接近的機會,成為他們順利結拜為兄弟的重要基礎。然而,由於劉備後來成為蜀漢的開國之君,謚“昭烈”,關羽早在北宋即已追封為王,元代已習稱“關大王”,在普通民眾心目中,他們已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和神祗。因此,盡管劉關張原本都有市井氣息,張飛的家境還好於劉備、關羽,卻只有張飛最能使蕓蕓眾生感到親切。其二,充分突出張飛愛僧分明、嫉惡如仇的道德品格。歷史上的張飛,對劉蜀集團確實忠心不二,但那主要是群雄紛爭中各事其主的政治立場,說不上有多少高於他人的道德色彩(夏累之忠於劉璋,均不亞於張飛)。在《三國誌平話》中,張飛殺死定州太守,是因太守斥責劉備就任安喜縣尉時“違限半月有余”,“是拖酒慢功,嫌官小,故意違慢”,差壹點要杖責劉備;他鞭打督郵,則是因為督郵奉命前來調查殺太守之事,由於劉備涉嫌而下令將其拿下。這裏雖有壹點反抗暴政的因素,但主要是出於不願劉備受氣、而要為之撐腰的堅強性格,因此“善”與“惡”的界限還不夠鮮明。而在《三國演義》中,張飛的許多行動都帶有正義的色彩:軍閥董卓兵敗時曾被劉關張所救,卻因三人是“白身”而傲慢無禮。張飛為其忘恩負義而大怒道:“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他卻如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提刀便要殺掉董卓(第1回)。這是英雄好漢對勢利小人的怒斥。劉備任安喜縣尉不到四個月,督郵前來巡視,索要賄賂不成,竟拷打縣吏,逼其誣陷劉備。對這個貪財害民的家夥,張飛抓住就是壹頓痛打(第2回)。這是清白自守者對貪官汙吏的懲罰。虎牢關前,當八面威風的呂布打敗公孫瓚,縱馬追擊之時,張飛挺矛飛馬加以攔截,大喝道:“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第5回)這是具有人格尊嚴者對見利忘義者的極大蔑視。這些言行,足見錚錚鐵骨、浩然正氣,表現了正義對邪惡、高尚者對卑鄙者的道義優勢,可使那些長期遭受壓迫欺淩、滿腹怨憤、經常敢怒而不敢言的市井小民們拍手稱快。其三,大力凸顯張飛“魯莽”的性格特色。在《三國誌平話》初步形成的“勇而莽”的性格基礎上,《三國演義》進壹步強化了張飛“莽”的壹面。劉備、關羽出征袁術時,他主動承擔留守徐州的重任,卻因醉酒使性,責打曹豹,使呂布乘機襲取徐州,害得劉備頓失依據,進退兩難(第14回)。劉備依附呂布呂布前來圍攻,迫使劉備放棄小沛,投奔曹操(第16回)。這類情節雖然不多,卻使“莽張飛”的形象深人人心,與關羽的“剛而自矜”、趙雲的穩重精細、馬超的好勇鬥狠、黃忠的老當益壯判然有別,表現出獨特的風采。其四,壹再渲染張飛真誠坦率,心直口快的個性。劉備壹顧茅廬,他不以為然;二顧茅廬,他很不耐煩;三顧茅廬,他見諸葛亮高臥不起,氣得要到屋後放火;諸葛亮出山之初,他很不服氣,但火燒博望壹戰成功,他馬上與關羽交口贊揚:“孔明真英傑也!”從此心悅誠服,恭聽指揮,再不扯皮(第37壹39回)。龐統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僅任其為來陽縣令,龐統懷才不遇,每日飲酒,不理政事;他聽說後大怒,想抓住龐統問罪;而當親眼看到龐統的真才實學,便立即賠禮道歉,並向劉備極力舉薦(第57回)。當他率兵人蜀支援劉備時,被嚴顏擋住去路,還被壹箭射中頭盔,恨得咬牙切齒;而捉住嚴顏後,卻被這位“斷頭將軍”的慷慨不屈所感動,馬上來了個“義釋嚴顏”(第63回)。這些情趣盎然的故事,與歷史上的張飛“愛敬君子”的舉止在內涵上已有明顯差異,主要表現了張飛坦白豪爽、服膺善類、胸無城府的個性,從而為小說中的“莽張飛”增添了許多可愛之處。其五,不時表現張飛的粗中有細。在凸顯張飛“莽”的性格特色的同時,《演義》又設計若幹情節,描寫他往往粗中有細,偶然也會想出幾條妙計。當劉備重新占據徐州後,曹操命劉岱、王忠前去攻打。張飛迎戰劉岱,劉岱不敢出戰;張飛聲稱要去劫寨,故意走漏消息,等劉岱設下埋伏等待時,卻來個反包抄,壹舉生擒劉岱(第22回)。當陽長阪之役,手下僅有二十余騎的張飛為了阻擋曹軍,為兵敗勢危的劉備贏得喘息之機,先是靈機壹動,心生壹計:“教所從二十余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沖起塵土,以為疑兵。”他本人則獨據長阪橋,故布疑陣。等大隊曹軍趕來,他倒豎虎須,圓睜環眼,緊握蛇矛,穩穩地立馬於長阪橋頭,既不前沖,也不後退,有意在精神上威懾敵軍。經過三次大喝,竟然嚇退了害怕“又中孔明之計”的曹軍(第42回)。曹操奪取漢中後。其大將張部率兵進攻巴西。鎮守巴西的張飛與之對壘,壹次又壹次地用計,幾度戰勝張部,後又智取瓦口關,使曾誇下海口“必擒張飛”的張都壹敗塗地,僅剩十余人,步行逃回南鄭(第70回)。這些生動的情節,或超越史書記載,或出自小說的虛構,既反映了人物性格的變展,更表現了張飛性格的豐富性。其六,讓張飛的語言帶上較強的市井色彩。《三國演義》全書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成,庸愚子(蔣大器)在《三國誌通俗演義序》中稱贊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不象正史那樣“理微義奧”,“不通乎眾人”,又不象《三國誌平話》之類講史那樣“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而是雅俗***賞,“人人得而知之”。這種半文半白的語言風格,與書中人物多是統治階級的上、中層人士有著內在的聯系。但在眾多的人物中,唯有張飛的語言帶有較多的白話成分和市井色彩。如他沖進館驛擒拿督郵時那壹聲怒吼:“害民賊!認得我麽?”(第2回)關羽斬華雄後,他不顧身份卑微,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人關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時!”(第5回)陶謙二讓徐州,劉備再次推辭,張飛勸道:“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第n回)呂布到徐州投奔劉備,曹操致書劉備,教殺呂布;劉備尚在盤算對策,張飛卻徑直拔出寶劍,對呂布大叫:“曹操道妳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妳!”(第14回)留守徐州時,他宴請眾官,強迫曹豹喝酒道:“廝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妳吃壹盞。”(第14回)這些話,渾然出自市井人物之口,不僅表現了張飛粗豪的性格,而且使普通民眾感到親切。更有趣的是第16回寫張飛搶了呂布部將買的三百匹好馬,呂布怒而率兵攻打小沛,二人有這樣幾句對話:張飛挺槍出馬曰:“是我奪了妳好馬!妳今待怎麽?”布罵曰:“環眼賊!妳累次渺視我!”飛曰:“我奪妳馬妳便惱,妳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張飛的兩句話,均為通俗的口語,直率天真,較好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讀者看了,不禁會發出會心的微笑。總之,盡管《三國演義》中的張飛性如烈火,脾氣急躁,不止壹次因好酒而誤事,最後竟因此而被害;但總的說來,他粗獷的氣質、豪爽的舉止、通俗而愉快的語言都比較適合廣大民眾的審美心理,因而深受讀者喜愛。三《三國演義》對張飛形象的成功塑造,為我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啟示。首先,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的張飛,從“豹頭環眼,燕額虎須”的外貌到“賣酒屠豬”的出身,從魯莽豪爽的舉止到坦率愉快的語言,早已不是歷史人物張飛,而是經過《三國演義》改造和重塑的形象。他既以歷史上的張飛為原型,又有很大的發展變化。這種發展變化的動力,主要來自市民階層塑造自己所喜愛、所向往的英雄人物的精神需要。這種精神需要,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通俗文學和中國文化的發展。其次,張飛形象的塑造在通俗文藝的發展中,偉大的作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真正傑出的作家,既是市民意識的優秀代表,但又不是所有市民意識的簡單復制者和大雜燴式的展示者。封建社會後期的市民,成分十分復雜:既有直接從事物質生產、代表著新的生產力萌芽的手工業工人,又有大大小小的行商坐賈,還有七十二行的匠人和沒有固定職業的閑漢遊民。在某些方面,他們有***同的利益訴求和精神需要;但因實際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差異,由於文化教養和生活環境的不同,他們的愛好和欣賞習慣是千差萬別的,其中還有若幹粗糙的、庸俗的、消極的成分。傑出的作家,總是深探植根於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時又站在時代精神的制高點上,決不當庸俗文化的傳聲筒,而是市民意識優秀成分的提煉者和引導者。羅貫中正是這樣的傑出作家。他塑造的張飛形象,以“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為政治目標和道德旗幟,不僅是普通市民喜愛的豪傑,而且是符合中華民族道德觀和價值觀的英雄,因而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再次,由於《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長期以來,許多人已經習慣於將歷史人物張飛和藝術形象張飛混為壹談。在非學術性的場合,這並無大礙;但壹些學術性著作也動輒有“張飛豹頭環眼、賣酒屠豬”之類的不準確敘述,就不大合適了。二者原無高下之分,但性質究竟有所不同;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他們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宜混淆不清。筆者作為《三國演義》研究者,仍然認為,當學者們從事嚴厲的教學和研究時,還是應該將歷史人物張飛和藝術形象張飛的聯系和區別分辨清楚;在此基礎上,才能更加準確地熟悉《三國演義》的傑出成就和深遠影響。《三國演義》中的張飛形象,不僅在《演義》寫到的上千個人物中是獨壹無二的,而且開啟了明清小說中以“粗獷魯莽”為特征的英雄人物系列。他們當中有李逵、程咬金、牛臯、孟良、焦贊……而張飛,卻是這個形象系列中任何人也無法取代的、影晌最為深遠的“這壹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