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1597年(明萬歷二十五年)-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明末清初文學家，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別號蝶庵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張岱是公認最偉大的明代文學家，著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三不朽圖贊》、《夜航船》等絕代文學名著。 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晚年窮困潦倒，避居山中，仍然堅持著述。壹生落拓不羈，淡泊功名。張岱愛好廣泛，頗具審美情趣。喜歡遊山逛水，深諳園林布置之法；既懂音樂，又諳彈琴制曲；善品茗，茶道功夫相當深厚；喜歡收藏，鑒賞水平很高；又精通戲曲，編導評論都要求至善至美。前人說：“吾越有明壹代，才人稱徐文長、張陶庵，徐以奇警勝，先生以雄渾勝。”
張岱的名士風度
張岱(1597－1684年，壹說卒於1689年），字宗子、石公，號陶庵、蝶庵、會稽外史等，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祖籍四川綿竹，故又自稱“蜀人”、“古劍”。張岱出身於仕宦之家。高祖天復，官至雲南按察副使，甘肅行太仆卿。曾祖張元汴，隆慶五年(1571)狀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萬歷二十三年（1595）進士，官至廣西參議。父張耀芳，副榜出身，為魯藩右長史。張岱的出身，又是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先輩均是飽學之儒，精通史學、經學、理學、文學、小學和輿地學。天復、元汴父子曾撰修《紹興府誌》、《會稽誌》及《山陰誌》，“三誌並出，人稱談遷父子。”（《家傳》）(下引張岱詩文及評論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鹹淳點校的《張岱詩文集》者，均只註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學，博覽群書。”（同上）至老，手不釋卷。曾積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韻山》，後因與《永樂大典》類同而輟筆（《陶庵夢憶韻山》）。張氏三世藏書，岱“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陶庵夢憶三世藏書》）張岱的出身，還是壹個文藝之家。祖孫幾代都工詩擅文，鹹有著述。天復有《鳴玉堂稿》，元汴有《不二齋稿》，汝霖有《石介園文集》，耀芳“善歌詩，聲出金石。”（《家傳》）張氏從汝霖起，自蓄聲伎，講究此道。耀芳“教習小蹊，鼓吹戲劇。”（《家傳》）到張岱這輩，則“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陶庵夢憶過劍門》）他拜師學琴，習曲三十余首，指法“練熟還生，以澀勒出之。”（同上《紹興琴派》）並“結絲社，月必三會之。”（同上《絲社》）張岱仲叔聯芳，“能寫生，稱能品”，與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輩“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鑒賞，“所遺尊?、卣彜、名畫、法錦，以千計。”（《附傳》）張岱耳濡目染，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種種文物古玩之題銘，諸多磁窯銅器之品評，確為行家裏手。
張岱生活於明清鼎革之際。明中葉以後，宦官擅權，奸臣當道，特務橫行，黨爭酷烈，內憂外患，愈演愈烈。賢能忠直，或被貶逐，或遭刑戮。與此同時，思想界湧現了壹股反理學、叛禮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贄為代表的王學左派，公開標榜利欲、欲為人之本性，反對理學家的矯情飾性，主張童心本真，率性而行。這無疑是對傳統禮教的反叛，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的挑戰。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文人士子在對社會黑暗絕望之余，紛紛追求個性解放：縱欲於聲色，縱情於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他們壹方面標榜高雅清逸，悠閑脫俗，在風花雪月、山水園林、亭臺樓榭、花鳥魚蟲、文房四寶、書畫絲竹、飲食茶道、古玩珍異、戲曲雜耍、博弈遊冶之中，著意營造賞心悅目、休閑遣興的藝術品味，在玩賞流連中獲得生活的意趣和藝術的詩情；另壹方面他們在反叛名教禮法的旗號下，放浪形骸，縱情於感官聲色之好，窮奢極欲，焚膏繼晷，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張瀚《松窗夢語》卷七）如果說前者主要表現他們的避世玩世的話，那麽後者主要發泄他們的傲世憤世。在張氏祖孫的交遊中，不乏這樣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這樣的家庭出身，這樣的社會思潮、人文氛圍，造就了張岱的紈絝習氣和名士風度，決定了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和《王郎?文集》的主要內容。
張岱自稱：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自為墓誌銘》）可謂兼紈絝子弟的豪奢享樂習氣和晚明名士文人縱欲玩世頹放作風兼而有之。張岱博洽多通，經史子集，無不該悉；天文地理，靡不涉獵。雖無緣功名，卻有誌撰述。壹生筆耕不輟，老而不衰。所著除《自為墓誌銘》中所列十五種之外，還有《王郎?詩集》、《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石匱書後集》、《奇字問》、《老饕集》、《陶庵肘後方》、《茶史》、《桃源歷》、《歷書眼》、《涫朗乞巧錄》、《柱銘對》、《夜航船》、雜劇《喬坐衙》、傳奇《冰山記》等***三十余種。其中《夜航船》壹書，內容殆同百科全書，包羅萬有，***計二十大類，四千多條目。張岱涉獵之廣泛，著述之宏富，用力之勤奮，於此可見。而他與壹般玩物之紈絝、玩世之名士的畛域，也於此分界。
張岱對於自己的才高命蹇，是不勝其憤的，並將其憤世疾俗之情，寓於山水：以紹興府治，大如蠶筐。其中所有之山，磊磊落落，燦若列眉，尚於八山之外，猶遺黃琢。則郡城之外，萬壑千巖，人跡不到之處，名山勝景，棄置道旁，為村人俗子所埋沒者，不知凡幾矣。（《黃琢山》）余因想世間珍異之物，為庸人埋沒者，不可勝記。而尤恨此山生在城市，坐落人煙湊集之中，僅隔壹垣，使世人不得壹識其面目，反舉幾下頑石以相詭混。何山之不幸，壹至於此。（《峨眉山》）
這兩段文字，壹則言名山勝景被埋沒之多，另壹則言其被埋沒之易。在反復回環的議論感嘆之中，發泄了他不遇的憾恨和對世俗的鄙薄，深得柳宗元《永州八記》的騷體之精髓。但宗子畢竟不同於宗元：“山果有靈，焉能久困？余為山計，欲脫樊籬，斷須飛去。”（《峨眉山》）他比宗元多了壹分自信，多了壹分詼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