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壹是不“盡信”的原則。不盡信，就是不完全相信、不過於相信。“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程子解釋為“茍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即如果執著於言辭表面，有時就會妨礙對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其實，孟子的“不盡信”有三個層次的涵義，程子只道出了其壹。第壹是材料的層次，對作品所記載的事實不要“盡信”。“血流漂杵”的景象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是很誇張的，孟子推此及彼，認識到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合事實的成分，因此他不像漢唐經學家那樣圓聖人之說，但也沒有采取“古史辨”派學者推翻記載、詳細考辨的認真態度，而是以不“盡信”的閱讀原則要求讀者對那些事跡不必太認真。可以說，孟子的態度既不是史學的，也不是經學的，而更接近文學的，他把這些記載作為“事典”而不是“事實”。
將對材料的態度擴大到整個文本，就要面對程子所說的“辭”和“義”，即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的關系，這是不“盡信”的第二層次。這點很容易使我們聯想起孔子的“辭達”說和魏晉六朝人對“言不盡意”的討論。孔子處於文學發展的初級階段，以史學家的立場力求保持上古文學的質樸風格，因此提出“辭達而已矣”，反對雕潤和藻飾；而文學自覺之後的魏晉齊梁理論家，則或從哲學的高度來探討思想的表述問題，或從文學的本質特征出發自覺追求更高超的表現技巧。孟子所處的戰國後期恰好在二者之間：縱橫家們早已拋棄了古直的傳統，形成鋪張揚厲的散文風格，卻又未暇作出理論總結；孟子的散文頗有戰國策士之風，他顯然已自覺意識到技巧對於表達的輔助作用，所以在創作上背離了孔子的“辭達”原則而顯示出辯才無礙的風度。象同時期的莊子和縱橫家壹樣，孟子常使用寓言和取譬誇張手法來說理，有些文字即使是尊奉他為“亞聖”的程朱壹派理學家也只能註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雲雲，這卻卻恰恰犯了孟子所謂“盡信”、程子所謂“執於辭”的錯誤。孟子不“盡信”原則的第二個層次正是要求讀者不要迷戀於辭藻，把握言辭背後的思想內容，《孟子·萬章上》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就是這個意思。
由此上升到觀念意識的層次，就是要以懷疑的精神讀壹切書，缺乏懷疑的精神讀書就失去了意義，“不如無書”。儒家向有“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的傳統，以至到荀子手中發展出了“征聖”、“宗經”的文學思想；而孟子卻率先垂範，對經典所記聖人之事表示懷疑，變的確是很大膽的，顯然，後學對孟子這個思想的發揚遠不及對荀子的繼承。然而孟子的懷疑並不就是反“征聖”、“宗經”。在先秦儒家中，孟子代表“法先王”的壹派，特別愛懷古上征，“言必稱堯舜”，《孟子》壹書中也有很多處是他征引“詩雲”或“孔子曰”來為自己的思想行為辯護的，從聖人的言行和經典中尋找思想依據，其實也是另壹種形式的“征聖”、“宗經”。
孟子的不“盡信”是壹個非常微妙的態度：既反對“盡信”，又不說不信。那麽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該信呢？孟子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問題，用主動的“取”代替了被動的“信”，提出“吾取”，也就是他的第二條閱讀原則。“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並未說明是哪“二三策”，但據下文及《孟子》的其他篇章，我們可以推測，壹定 有關“仁人無敵於天下”的，因為孟子 標明了是“吾取”，那麽這種取舍必然帶有學生的孟子的主觀色彩，而“仁人無敵”又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壹個具有核心地位的命題。孟子的“征聖”本著“吾取”的態度，不是削足適履地遵循古聖先賢的行為準則，而是斷章取義，不惜曲解經典和聖人來作自己的論據。認清了這壹點，我們就更容易理解何以孟子遊說當時昏聵的諸侯，甚至對其“好色”、“好貨”、“好今之樂”也必上征先王，孟子上征的目的與其說是取法先王之政，不如說是闡發自己的仁政理想。再深入壹步說，孟子在這壹章裏也只是作出壹個“吾取”的榜樣，要求讀者對包括經典在內的壹切文本都采取為我所用的態度。這樣，同壹部作品，不同思想的人，“妳取”必不同於“吾取”，“孟子取”必不同於“告子取”、“莊子取”，“壹千個讀者就有壹千個哈姆雷特”。
對於古聖經典，持“取”的態度已經很大膽了，再進壹步就是“作”。孟子是作古的高手，雖然他諱而不言，但我們今天知道，有很多流傳千載的關於上古政治的傳說都是孟子“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孟子》壹書中有相當多的虛構，只是他不象莊子以玩世的態度明確聲稱“寓言十九”雲雲，孟子的作古是認真的，他要讀者也認真接受，不過這接受不是“盡信”，而是“吾取”。孟子的不“盡信”和“吾取”兩條閱讀原則正是壹個作者從創作甘苦出發對讀者提出的要求。
《孟子》的這壹章雖然常被提及，卻很少有人深入探討其作為文論的思想意義。批評學中對於“疑古”和“信古”的態度久有爭執，大致可分為兩派意見。壹派以為學術的價值在於“求真”，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繪古籍以精確的詮釋，必須從懷疑開始。清代樸學的“實事求是”精神在“古史辨”派手中發揚光大，而曹聚仁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簡直就象壹部“疑古”的宣言。另壹派則認為學術的最終目的是“求用”，對於古人的話語只需激活而已，可以“不求甚解”。這種意見在時下的議論界頗為流行，“誤讀”的的得到了最充分的體認。孟子雖然提倡懷疑精神，但並不求真，他提出“吾取”的原則。顯然是壹種有意識的“誤讀”。我們提到現代文論的這樁公案，並非想過分擡高孟子思想的超前性，孟子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其實還相當朦朧，但是清代以前中國學術史上的“懷疑”和“誤讀”兩種思想是交織在壹起的，而這種認識，孟子實肇其端。
孟子的精神隨著膾炙人口的《孟子》散文散文貫徹後世：在學術思想上，陸王“心學”所提倡的“六經註我”固然是上承孟子的典型，而北宋諸儒的疑經疑註風氣也正是伴隨著對孟子的日益推崇而興起的；這兩條閱讀原則反饋於創作，文學史上引領風騷的幾位大家往往在縱筆之際因文運事、對經典取舍自如；至中晚明勃興的作偽風氣、明清之際金聖嘆在理論上總結出“事為文料”的創作論，如果溯其源頭，孟子其庶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