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裏。’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壹旦壹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讒而弗見，後‘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壹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翻譯：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才‘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五百年了，‘誰能夠繼續在太平聖明的時代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探求《詩經》、《尚書》、《禮記》、《樂經》之間的本原而著述？’”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麽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為什麽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了為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系，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跡，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為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壹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比《春秋》更‘用了。《春秋》全書‘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裏了。《春秋》中，臣殺君的‘三十六起，亡國的‘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厘，差之千裏’。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壹朝壹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壹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為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壹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為壹國之君和壹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壹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為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壹定會因為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壹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為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麽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為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麽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著適當的順序進行著，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麽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裏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制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歷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布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跡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托，沒‘什麽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妳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嘆：“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裏，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才‘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為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所郁結，沒‘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於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