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比較熟悉壹些，因為大學時代我們中國哲學史課程的教材就是他主編的那套四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其實這個本子還是延續北大馮友蘭中哲史的寫法，是老北大和社科院哲學所班底搞出來的，比北大版上下冊的《中國哲學史》詳盡，但沒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宏大。當年年輕氣盛對任繼愈這套《中國哲學史》是極不喜歡的，因為階級分析法貫徹始終，好像中國哲學史就是壹部階級鬥爭史。南派蕭捷夫、李錦全合編的《中國哲學史》有所突破，但是顯然是在任繼愈版基礎上有針對性的做工作，而晚近的北大版教材的《中國哲學史》則爛到連古籍原文都很少引用了，真是宣告北大中哲的衰落。也後來本人對中國哲學的興趣大不如前了，只是偶爾翻翻《哲學研究》上壹些中哲史方面的論文，總體的感覺是讀不懂了。往往是先列壹大堆資料，甚至加上漢學外文資料、帛書、竹簡等材料，但是就是搞不清他們要說什麽，更有甚者，無端借來壹堆西學範疇，但是運用卻格勞，並不融會，處處掣肘，感覺是兩張皮。最後，思想沒有提煉出來，反而更混亂了。突然有壹天，我收檢舊書又翻了翻任繼愈的那套《中國哲學史》，壹口氣讀了大半部，感覺若除去那些唯物、唯心的話語，其原文引用時很到位的，說理也清晰明白。尤其是對難解的墨家名學、魏晉道教思想以及隋唐佛學的解讀都很曉暢，這可不容易啊。其實唯物唯心之法若作為壹家之言，也可以對理解思想有所助益。且歷史與邏輯的春秋筆法直到今天也是漢學界的方法之壹，妳看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同樣是將人物思想與時代背景聯系起來考量，只是我們學者徒用其表，未覺其實。
由於任繼愈先生堅持儒家即儒教，所以 後期跳出中國哲學史，專研佛學，編修宗教學詞典等，並當上了國家圖書館館長，主要是做組織工作，完成了學者向學官的華麗轉身。而且盛世修佛典，做了許多功德無量的事情。近來翻了各種新版本的中國哲學史，發現題目新穎，但是大多新瓶裝舊酒，甚至是勾兌的假酒，臺版的壹些中國哲學史也讀了些，說理還明白些，但是舊學痕跡較重。任繼愈老壹輩中哲學者相繼仙逝了，中國哲學史卻是越來越讀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