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是古代中國詩歌的泛稱，在時間上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詩歌作品，從格律上看，古詩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以唐朝為界限，以前詩歌均為古體詩，其後，古體詩漸漸式微，逐漸消亡。古體詩又稱古詩或古風；近體詩又稱今體詩。從《詩經》到南北朝的 庾信，都算是古體詩，但唐代之後的詩歌不壹定都算近體詩，具體在於格律聲韻之分。
1 字數詩行
古體詩的字數和詩行：
古體詩有固定的詩行，也會有固定的體式。所有古體詩都是按照 詩句的字數分類。四字壹句的稱四言古詩，簡稱四古；五字壹句的稱五言古詩，簡稱 五古；七字壹句的稱七言古詩，簡稱 七古。 四言詩，遠在《 詩經》時代就已被人們采用了。但至唐代卻逐漸衰微，寫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體詩仍以 五言、七言為代表。
五言古詩，是古體詩的正統，寫的人很多。
七言古詩，不是古體詩的主流，這是它起源較晚的緣故。所以，七言股風頗受七言近體詩的影響。
五言古詩和 七言古詩，都是字數整齊的古體詩。另有壹類 雜言古詩，詩行裏的字數長短相雜，參差不齊。
2 古詩分類?
中國古代詩歌體式繁多，在古詩的分類和叫法上也眾說紛紜。尤其是對於 樂府、古風、 歌行體三類詩，更易混淆。因為，從形式上看， 樂府體與古風都是五言體，七言古詩與歌行體都是七言體，很難區分。但是，從古代以來，人們比較壹致地承認它們在表達內容、手法、風格特色的區別，對它們有約定俗成的稱呼。
人教版八年級（下）在《詩五首》的“研討與練習”第二題中說：“《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是‘歌行體’詩，形式自由，語言流利，格調奔放。請從句式、敘事、抒情等方面說說這兩首詩的異同。”又九年級（上）知識短文《怎樣讀書》中說：“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較寬，叫古風……”
這裏的叫法，不符合習慣。人們習慣上把杜甫的《茅屋》壹詩叫做“七言古體詩”，而把 岑參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體”，編者也明顯看到了兩詩的“異”，所以出了這樣的問題。而杜甫的《三吏》《三別》雖然在形式上與“古風”同為五言，但習慣上人們把《石壕吏》叫做“ 新樂府”，而不叫“古風”。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對中國古代詩歌體式作壹簡要回顧。
我國最早的詩體是四言的“ 詩經體”，接著出現了以 屈原《離騷》為代表的“ 楚辭體”（也叫“ 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為後來的五、七言詩提供了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為中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了專門負責搜集各種詩歌、民歌的機構“ 樂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響的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漢樂府民歌”。它最大的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 五言為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的《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的《 飲馬長城窟行》《 十五從軍征》等，即是“正宗”的“ 漢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內容體式影響了當時及後世的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的《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了樂府民歌的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 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的發展衍變形成兩種主要的形式。壹種是文人以模擬為創作的“古題 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 漢樂府”的題目，寫新的內容，猶如“ 舊瓶裝新酒”，如 曹操的《 步出夏門行》（（七上）、 楊炯的《從軍行》、 李賀的《 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高中）等。這些詩歌的特點是雖沿用了漢樂府的題目，但寫的內容是新的，不過與原題有壹定的聯系，如“ 從軍行”與軍隊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的敘事為主轉變為以抒情為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鑒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的古題 樂府，今能見到最早的是三國時 曹丕的《 燕歌行》，至南朝 齊梁時的 鮑照始大力為之，寫出了《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以歌唱，而七言 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為主，在內容篇幅上，壹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壹氣而下。它可以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的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誌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為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 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為“歌行體”。
另壹種則主要是借鑒了“ 漢樂府”敘事為主、反映現實的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的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註。它並不再借用“ 漢樂府”的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的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 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寫了許多這樣的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潼關吏》《 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了“漢樂府”“感於 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的 元結、 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的詩。至中唐時， 白居易、 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為了挽救當時國家的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引起統治者的註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 新樂府”的稱號，發起了“ 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的“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樂府詩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