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在20世紀，研究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北朝史學、中古佛學、中古文學、語言學、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築等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及研究空間。 《洛陽伽藍記》的史學價值，史學界有較多的討論及研究。
首先，在史學理論方面，臺灣學者何寄澎《試論楊炫之的歷史精神》提出楊氏是在壹份濃厚歷史感的驅策下創作《伽藍記》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傳述壹段“信史”。李曉明《〈洛陽伽藍記〉的特點》，認為《伽藍記》有以下幾方面的史學特點和價值：（1）因地敘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樣形式，寓褒貶於敘事之中；（3）廣泛的史料來源和多方參證、勇於存疑的治史態度相結合；（4）豐碩的歷史文學成就。王美秀《從質疑歷史到爭奪詮釋權——以〈洛陽伽藍記〉的歷史論述為例》，指出楊炫之身處中國民族激烈沖突的時代，在北魏長期漢化之後又遭遇所謂鮮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牽動的文化認同問題勢難規避，此書顯露的歷史特質與此深有淵源。
其次，《伽藍記》在佛教史研究領域得到了人們的關註。如潘桂明《〈洛陽伽藍記〉與北朝佛教》根據《伽藍記》記載的有關佛教事跡，勾畫了佛教在北魏洛陽繁盛的圖景。盧寧《由〈洛陽伽藍記〉看北魏的中原法化》從《洛陽伽藍記》保存的有關建築園林、教法流播、民俗風情等大量寶貴資料分析，認為北魏統治者推行的漢化與佛教法化對中原地區產生過巨大影響。
再次，人們對《伽藍記》所反映的北魏社會經濟、風俗民情、音樂藝術、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黃公渚《〈洛陽伽藍記〉的現實意義》，從揭露統治者的醜惡、反映都市經濟面貌、記錄各階層的動態和社會風尚等方面探討了《洛陽伽藍記》的社會現實意義。 《洛陽伽藍記》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在文學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庫館臣評“其文秾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註》‘肩隨’。”但由於傳統的文學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輕北朝，《洛陽伽藍記》亦因此淪為遺珠。直至20世紀80年代，《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價值才逐漸得到學界較多關註，林文月《〈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論》認為：楊炫之以冷筆寫空閭，故條理井然，以熱筆寫時間，故好惡分明，有別於後世修史之枯淡處，冷熱交織，遂令這部奇書呈現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陽伽藍記〉新探》則認為，《洛陽伽藍記》整體組織上善於經緯，融史筆與文采於壹爐的局部描述是《洛陽伽藍記》壹書的不可多得之處。
韓國學者成潤淑《〈洛陽伽藍記〉的小說藝術研究》在範祥雍研究的基礎上，對《洛陽伽藍記》的小說史價值作了專題研究，認為該書已符合小說演進中的各種特質，不論從題材上還是從藝術手法，都已成為介乎六朝殘叢小語與唐代傳奇之間的過渡形態，臺灣林晉士《〈洛陽伽藍記〉在文學史上之價值》對《洛陽伽藍記》的文學史價值進行了全面研究，指出《洛陽伽藍記》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說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從文學史料的角度而言，《洛陽伽藍記》記載的古籍逸文與俗諺歌謠，也為後世的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洛陽伽藍記》佛寺為中心，記述北魏京城的建築，次序整然，體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陽城市規劃、建築和園林藝術的重要資料。勞幹《北魏洛陽城圖的復原》，利用《洛陽伽藍記》和《帝王世紀》、《續漢書》郡國誌劉昭註引《晉元康地道記》等資料繪出了北魏洛陽城復原圖。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邦規劃》根據《洛陽伽藍記》的記栽，確定了洛陽的規模和建築，提出北魏洛陽的“坊裏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同社會經濟性能的全盤都市設計。孟凡人《北魏洛陽外郭城形制初探》，參照《洛陽伽藍記》記栽，結合墓誌以及部分地區的實地考察，對洛陽外郭的形狀、郭門、城墻和主要建築布局等進行了探究。張金龍《北魏洛陽裏坊制度探微》結合《魏書》和《洛陽伽藍記》記載，對寧術界研究歧見較大、或未曾註意又關涉洛陽裏坊制度認識的壹些主要問題作了探索。薛瑞澤《讀〈洛陽伽藍記〉論北魏洛陽的寺院園林》，認為北魏洛陽寺院園林的構成有兩種形式，其寺院園林具有達官貴人園林的特色。
在此方面，日本學者亦用力頗多，如水野清壹《洛都永寧寺解》（註：該文1939年初次發表，收入《中國佛教美術》，1968年），森鹿三《關於北魏洛陽城的規模》1（註：該文1952年初次發在，收人《東洋學研究》歷史地理篇，1970年）、服部克彥《北魏洛陽的社會與文化》（1965年）和《續北魏洛陽的社會與文化年》（1968）等，均是以《洛陽伽藍記》作為為主要史料的翹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