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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士”，指先秦士階層，就是指那些“離其宗國，輕去其鄉，遊說他土，以幹時君世主，以取祿位之士。”那麽，為什麽有這些遊士呢？
首先，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出於富國強兵的需要，開布衣卿相之局和禮賢下士之風。凡是受過“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的能文能武的士子紛紛以遊學、遊說的方式參與到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例如，春秋晚期鄧析講學於鄭，孔子講六藝於魯，“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這就是講的孔子講學的狀況，最終發展成為儒宗，儒家學派。孟子，也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 其次，除了統治階級的需求以外，也是士階層進於仕途的兩個主要門徑。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的垂直流動包括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兩個方面。士人們實現向上流動的時候，可謂春風得意，權勢煊赫；士人們向下流動的時候，可謂火盡灰冷，權勢盡失。各諸侯國對人才的渴求和士人積極的入仕精神是推動士階層向上流動的兩大直接動因。從各諸侯國的角度講，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的兼並爭霸鬥爭使得各諸侯國急需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人才，這為士階層的向上流動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從士階層的角度講，他們滿腹才學，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政治理想，樂於入仕參政，這是士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主觀條件。在主客觀因素的***同作用下，士階層以滿腔的熱情效力於各諸侯國君主的麾下，施展自己的施政理想。比如商鞅，以“霸道”說服秦孝公先後兩次實施變法，使秦國壹躍而成為當時諸侯中的強國。商鞅本人亦被秦孝公封為“商君”，賜予“商（今陜西商縣東南）、於（今河南內鄉縣東）兩地15處城邑”，成功達成了自己的向上流動。
士階層的向下流動在於他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體現在如果想實現向上流動，就必須依附王權，倘若士人失去王權的庇護，其敗亡便是“翹足而待”。仍以商鞅為例，秦孝公死後，繼位的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削其爵位，並最終對其施以車裂的極刑。士階層不掌握社會經濟資源，僅以知識為立身手段，因此必須依附王權。無論是向上流動還是向下流動，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都是士階層的悲哀，他們即使才華、學識、能力卓爾不凡，依舊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運。
大部分士人並沒有實現個人在社會分層結構中的變化，而是實現了地理空間上的移動，他們或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聚而學之、著書立說、設帳授徒，或投入某個貴族門下成為私家養士，這種地理空間上的移動為士階層贏得更多的是社會結構中的聲望資源，屬於士階層的水平流動範疇。比如孔孟二人周遊列國數十載的事實、以公家養士而著稱的稷下學宮和碣石學宮、以私家養士著稱的戰國四公子（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齊國孟嘗君），都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士階層頻繁的水平流動。
士階層很有意思，這個階層在古代政治中的獨特情況表明。士更多的只是壹種身份的標誌，從制度上講，是屬於貴族之列，有某些特權，但如果不與官職相結合多半就是空的。所以在很多的古籍中出現“士大夫”或者“士庶人”之說。在宗法制度上士的地位並不高，他們不壹定可以與卿大夫平列，低則以庶人同等。士這個階層有非常多的精彩故事，我們以後慢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