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遷富豪，收兵器，防止六國勢力復起
秦始皇統壹六國後，最擔心的是六國貴族圖謀復辟。為防止封建割據局面再現，他把六國富豪和強宗12 萬戶遷至京城鹹陽，壹部分遷到巴蜀、南陽、三川和趙地，使他們脫離鄉土，削弱其社會基礎；或置於中央政權直接監視與控制之下，不致於形成反抗勢力。與此同時，又下令收繳天下兵器，運到鹹陽銷毀，鑄成12 個各重千石的鐘鐻、銅人。用這些方法防止百姓手執武器反抗和六國舊貴族起而造反。
第二，確認土地私有
秦統壹六國後，於秦始皇三十壹年（公元前216 年）頒布“令黔首自實田”法令，進行全國性的土地登記，令所有占有土地的人向政府自報占有土地的數額，政府據此征收田租。這項政策意味著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權的保護，也意味著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國範圍內正式得到確認。這對推動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但也使地主階級利用土地剝削農民成為合法，使農民遭受的地租、賦稅以及各種徭役剝削日益沈重。
第三，“書同文”、“車同軌”、統壹貨幣、度量衡
在統壹六國後，秦始皇把統壹文字作為當務之急。李斯以秦國文字為基礎，參照六國文字，制定出小篆；程邈根據當時民間流行的、更為簡化的字體，整理出隸書。兩種形體的文字均在全國推廣。但把小篆作為秦國標準文字，隸書作為日用文字，皇帝詔書和政府正式文件壹般用小篆書寫，非官方文件用隸書抄寫。秦始皇下令統壹和簡化文字，對我國文字的發展是壹次重大改革，既為推行法令、傳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對漢族文字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修築了不少關塞堡壘，各國間的道路也寬窄不壹，嚴重影響交通往來，有礙於中央集權制的推行。秦始皇統壹中國後，下令拆除這些關塞、堡壘，並從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 年）起，陸續修建了以鹹陽為中心的三條馳道：壹條向東直通過去的燕、齊地區；壹條向南直達吳、楚地區；還有壹條是為了加強對匈奴的防禦修築的，從鹹陽直達九原（今包頭）的直道，全長1800 余裏。馳道寬50步，車軌寬6 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樹壹株。中間為皇帝禦道，用明顯標誌標出，壹般人不得行走。此外，還在今雲南、貴州地區修“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之間修築攀越五嶺的“新道”。通過拆除壁壘、修建馳道，形成了以鹹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把全國各地聯系在壹起，使我國今日長城以南、以西的地區，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這龐大的交通網絡內，便利了交通往來，有利於促進經濟的交流發展。
戰國時期，各國貨幣和度量衡也很不統壹，貨幣形狀大小、輕重各不相同，計算單位極不壹致，換算十分困難。度量衡制度也相當混亂。這主要是由於各諸侯國自鑄貨幣、自立度量衡標準所致。秦統壹中國後，滅六國龜貝寶玉之屬，把貨幣統壹分為上幣和下幣兩種，在全國通行。上幣為黃金，以鎰（yì音億）為單位，秦制二十兩為壹鎰；下幣為圓形方孔銅錢，以半兩為單位。除此之外，秦始皇還把商鞅變法時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以及度量衡器作為標準器，在全國推廣。大大方便了全國範圍的商品交換和經濟交流，促進了統壹國家的發展。
第四，焚書坑儒，強化政治思想統治
秦始皇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改革，並不是壹帆風順的。還在統壹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為王的問題上發生了壹場爭論。以丞相王綰為首的壹批官吏，請求秦始皇將諸子分封於占領不久的燕、齊、楚故地為王。認為這樣有利於鞏固秦的統治。但廷尉李斯則堅持反對態度。認為，春秋戰國諸侯之所以紛爭，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惡果。只有廢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禍亂。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意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兵”。於是在全國確立了郡縣制。
事隔八年之後，到始皇三十四年（前213 年），在秦始皇於鹹陽宮舉行的宮廷大宴上，又發生了壹場“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焚書之舉正是由此引發的。在宴會上，仆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於越針對周青臣的腴詞提出了恢復分封制的主張。他說：“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秦始皇聽後不動聲色，把淳於越的建議交給群臣討論。丞相李斯明確表示不同意淳於越的觀點。他反駁說：“三代之爭，何可法也”。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統壹可能遭到破壞。為了別黑白而定壹尊，樹立君權的絕對權威，他向秦始皇提出焚毀古書的三條建議：（1）除《秦紀》、醫藥、蔔筮、農家經典外，諸子和其他歷史古籍，壹律限期交官府銷毀。令下三十日後不交的，處以鯨刑並罰苦役四年；（2）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3）有願習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批準了李斯的建議。在宴會散後第二天，就在全國各地點燃了焚書之火。不到30 天時間，中國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獻，都化為灰燼。留下來的只有皇家圖書館內的壹套藏書。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於壹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權力和享受到榮華富貴之後，十分怕死。在統壹中國之後，他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藥。方士侯生、盧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應為秦始皇找到這種藥。按照秦律謊言不能兌現，或者所獻之藥無效驗者，要處以死刑。侯生、盧生自知弄不到長生不死藥，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誹謗秦始皇“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事情無論大小，都由他壹人決斷，“貪於權勢”等等。秦始皇聽後，盛怒不可抑止，以“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進行追查，並親自圈定460余人活埋於鹹陽。這即是歷史上所說的“坑儒事件”。
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殘暴的事件。秦朝統治者的目的在於打擊復活的舊貴族政治思想，強化思想統治。但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深遠：壹是使先秦大批文獻古籍被付之壹炬，給中國文化造成重大損失；二是使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自由思索的精神，遭受了壹次致命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