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公元230年春，東吳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壹支由1萬余名軍士組成的船隊，從章安（今浙江省臺州市）啟程，到達夷洲（今臺灣），並在當地進行開發經營，這是中國正史中，大陸與臺灣通航的最早記錄。
公元230年，在三國競爭統壹的重要時刻，孫權為實現“普天壹統，開拓海疆”，遣將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從浙東古港章安出使海外，遠規臺灣,《三國誌·吳主傳》載：“黃龍二年春正月，浮海求夷洲（即臺灣）及亶洲（海南島），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但得夷洲（即臺灣）數千人還”。這是古代東亞航海史上壹大罕見壯舉，也是歷史上大陸和臺灣大規模交往，以國家政府名義第壹次出航臺灣，並在臺灣行使國家權力的首次記錄。是我國古代，以至太平洋地區航海史上罕見的奇跡，在世界文化史上寫下濃重光彩的壹頁。國務院《對臺白皮書》註錄該歷史事件，並有簡略介紹。2003年浙江電視臺為此拍攝了對外電視紀錄片，並於中央電視臺第四臺轉播，影響頗大。臺灣著名史家連雅堂先生《臺灣通史》稱：“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又說：“臺灣固土番之地，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長育子女生。故自開辟以來，官司之所經劃，人民之所籌謀、莫不以理番為務”。衛溫、諸葛直此行對開發臺灣，密切東南沿海文化和經濟聯系、交流；開拓我國東海，以及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各國的海上航道，可堪為漢武帝開通西域，唐太宗和親吐蕃，甘英出使大秦等相媲美，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政治和歷史意義。
衛溫、諸葛直率萬人船隊從章安古港出使臺灣，我國古籍語焉不詳。壹是章安是兩漢我國東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壹，轄區遼闊，海運比較發達，北起天臺山、南及閩江口，有今臺州、溫州、麗水和福建建甌、福州五州之地，《漢書》載：“章安，故治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永和三年，以章安、東甌鄉為縣，”又稱：“南北海運，皆從東甌”。《府誌》雲：“章安古名郡，晉代衣冠物，東西列街市、潮頭送船舶”，稱：“乃浙南閩北之門戶”。又稱章安：“海東有東鎮山（今大陳島），山下望海中，突出壹石，舟往高麗，倭國，必視以為準也”，海上航運發達，也是後漢軍事重鎮東南都尉的治所之地。其後，由於我國華夏壹統事業東南發展，政治、經濟重心南移，溫州、福州、泉州興起，章安衰落不振，千余年來，幾成為東南沿海默默無聞的荒落村鎮。二是衛溫、諸葛直奉命進入夷洲之後，唯《三國誌》和《臨海水土異物誌》、《資治通鑒》略有記述；有關重要的政治、軍事、行政管理、官員任免，以及城池、制度建置，更無具體記錄；諸如進入夷洲之後，衛溫諸葛直所率軍隊和當地夷王、酋長、人民的友好接觸，以及征服期間發生有關的重大戰事等，已湮沒不明，故至今學者很少問津、研究。再如此行出海地點及到達夷洲的簡要概況，史界尚無系統述評。有雲：“自會稽東縣入海行”；有雲：“自句章”，“自臨海”；或“東冶浮海 求夷洲”。有鑒於此，筆者於1984年在《中國水運史》寫過有關此行的考析論文《東吳衛溫諸葛直從章安遠規臺灣考析》，經十余年查閱資料，研究考析，並借助有關考古、文物佐證，從當時臨海郡的章安出海的，進入夷洲，先後壹年，確和夷王酋長和當地人民“進行了廣泛的和平接觸”，暫時行使過短暫的國家的權力。在中古航海客觀條件下，衛溫、諸葛直率師萬人，漂洋過海，遠涉不毛，艱難險阻，風波難測，誠不惜為罕見的壯舉。即使衛溫、諸葛直最後為孫權誤判為：“無功而被誅”，悲劇性地結束了自己壹生，但力竭完成了吳國制定的“拓展海疆，以定大業”，不辱使命，乃為華夏民族發展史留下了光輝壹頁。
其壹，衛溫、諸葛直出使海外，已到達臺灣，正史都有明確記錄。從有關史籍記載判斷：《三國誌·吳主傳》稱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資治通鑒》卷七壹，太和四年引《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亦有遭風流至亶洲者”。我國先秦史誌：《史記》、《漢書》、《越絕書》、《山海經》、《禹貢》等，已載錄浙閩的會稽、句章、閩中郡，有民間海航漂流至臺灣，其後章安、東甌、東冶人民相繼進入夷洲，並較多見著我國古代史冊。《通鑒》更明確記載此行：“夷洲，即今臨海郡東二千裏”。臺灣，即夷洲，史界早有定論。章安，即兩漢回浦、東吳臨海郡郡治，即今臺州。晉司馬彪《續漢誌》註冶和章安地望曰：“冶即章安故地”；我國海運史上第壹部海港、海運、海產的傑出著述，東吳沈瑩所撰《臨海水土異物誌》，對夷洲的方位、地理、民情風俗有簡要的介紹，其文稱：“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裏，由東冶入海行”。又雲：“夷洲者安家之民”。《臺州府誌》雲：“章安，古城，在縣東壹百五十裏，漢回浦縣，靈水匯其趾，海門峙其旁，東西列街市，浦敘會經商，潮頭送船舶，入境欖千檣”。可見，章安郡城有壹定規模，造船發達、海上商貿興旺，且南北海航比較活躍。所以《後漢書·會稽郡》曰：“章安故治冶”，《太康記》也雲：“冶，鄞縣南回浦鄉”。又載軍事重鎮東南都尉，東漢由鄞縣移至章安，“始不再遷”。鄞縣即四明、寧波；回浦，鄞縣之南，即章安。“安家之民”即東吳時臨海郡安陽羅江人。綜上有關古籍所記，回浦、東甌、東冶，皆郡內所屬，有傳統的海上歷史航道；只是官方的大規模的衛溫、諸葛直出使臺灣，從會稽之東臨海郡出海，是中國史冊上的首次記錄。
這裏值得壹提的是：舊誌書有關東冶註處，說法不壹，出海港口，始有爭論。有認為東冶乃臨海郡的章安，或永寧（今黃巖）、溫州，也有認為候官、福州。《臺州府誌》、《臨海縣誌》記臨海東有“鐵場”之名，亦載章安、臨（海）、黃（巖）兩界牛頭山是三國東吳設置的“古冶鐵之所”，今章安還有鐵場大隊。但細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壹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與冶鐵無必然聯系。所以司馬彪《續漢誌》則雲：“冶即章安故冶”，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進而雲：“冶即今臺州章安故縣”，章安即冶之說在兩漢、東吳時期當是正確的。今研究臺灣的史家葉國慶，和輯校《臨海水土異物誌》的張崇根先生也認為“東冶在東吳時有曰永寧，永寧應是黃巖”。明萬歷《黃巖縣誌圖》雲：“黃巖襟海枕山，為閩廣吳越之門戶，古東南壹大都會”。章安是黃巖澄江和臨海靈江二水出海處，黃巖在東吳時為臨海郡之轄區；那麽衛溫、諸葛直出海地點在今臨、黃兩縣界處的章安港，當是可信的。
其二，再從章安當時所處歷史地位看，衛溫諸葛直出使夷洲，符合東吳當地形勢和出海條件，有利於東吳開拓海洋，競爭魏蜀吳三國的“普天壹統”。章安在臨海郡東端，壹面瀕海，氣候溫和，地位險要，有山海之饒，古代文明發達甚早。章安是我國東南沿海最早崛起古港之壹，是東吳臨海郡的政治、經濟重心，也是開拓東南沿海的軍事重鎮東南都尉的所在地。《吳誌》、《宋書·州郡誌》稱：“臨海（郡）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也。吳太平二年立”；稱沈瑩《水土異物誌》是“蓋郡誌之最先者”。唐時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亦雲：“是書於周處《風土記》之前，兩人同仕於吳，蓋（海外）方物之事，盡在是矣”。《臨海水土異物誌》所載章安壹帶，山出銅鐵，自鑄甲兵，郡內有較多船屯，海陸交通亦甚方便，是古代東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壹。漢初“建回浦縣、治章安”，漢昭帝在會稽東置東部都尉，尉治先治冶、鄞縣，後在章安“始不再遷”。東吳少帝太平二年置臨海郡，轄今臺州、溫州、麗水等三個地區，郡治和尉治亦在章安。北去遼東，南下海南，“皆及東甌”，盛稱“乃海上壹大都會”。臨海郡內的橫嶼、永寧、東冶、建安都有較大規模的造船基地，東吳出任溫臺永寧長的著名大將賀齊，大力發展海上造船事業，《三國誌·賀齊傳》引《風土記》稱：“小曰舟，大曰船，溫麻五會者，永寧縣出橡木，合五版以為大船，因以五會為名者。”又稱賀齊坐艦：“雕刻丹鏤，青益鋒瞻，幹櫓戈矛、皆取上材……蒙沖鬥艦之屬，望之若山”。與北方滬瀆（上海）、連雲、常山、遼東，和南方的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密切海運往來，並“遠去東南亞各國”。東吳新置臨海郡，是東吳開拓東南沿海的最重要的戰略基地，這些都說明章安古郡有出使海外及夷洲的各種條件，衛溫、諸葛直率軍從會稽東的章安出海，政治、軍事謀劃和物資、兵力的準備，亦較便捷，軍事指揮機構放在章安，當為合情合理。故沈瑩註引此行：“由臨海東入海行”，出海地點指的就是章安。
今臨海的章安、湧泉、杜橋、大田等地發現多處兩漢魏晉的砌磚墓穴，磚面有線紋、鯉魚紋、席狀紋和繩紋等。文革期間，章安曾發現“都尉”銅印，惜今散佚，不知所終。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學家在臺北發現東吳時期砌築城郭的指掌型古磚，磚面亦有線紋、魚狀紋、席狀紋。我國封建王朝，特別是三國時期的魏蜀吳，為爭奪地盤，實現天下壹統，每征服壹地，必“治城郭，置樓臺”，以示國家政府正式管理。葉國慶和張崇根先生在其所撰的論文中，都較為肯定地指出：“今在臺灣臺北發現的東吳指掌型的古磚，與其說是臺灣和大陸進行經濟交換的結果，毋寧說是衛溫、諸葛直出使臺灣留下的物證”。臨海和臺灣既有出土相似的遺物，那麽此遺物很可能是衛溫、諸葛直出使時帶過去或傳過去的。
其三，從沈瑩所撰《臨海水土異物誌》提供的有關資料判斷。《臨海水土異物誌》，是壹部記載當時臨海郡及臺灣高山族海域物產、地理、風土人情和社會生產、生活的出色地域誌。可以說是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東南沿海越族和高山族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習俗的百科全書，也是研究東南沿海和臺灣、海南，以至於南海各地海上交往的壹部珍貴的歷史地理著作，具有極高的資料和文獻的價值。作為地方史誌，它可和浙江省最早的方誌力作《越絕書》珠璧雙聯；作為歷史地理著作，可和當時編纂的康泰、朱應《扶南異物誌》、《外國誌》，萬震《南州異物誌》、法顯《佛國記》等並駕齊驅。《沈誌》散佚，著錄於正史《隋書經籍誌·史部地理類》。此後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南朝孫詵《臨海記》；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劉知已《史通》、歐陽詢《藝文類聚》、段成武《酉陽雜俎》、李善《文選註》；宋李昉《太平禦覽》；元陶宗儀《輟耕錄》；明清李自珍《本草綱目》等，都有註錄。
沈瑩是孫吳後期人，其出生當在衛溫、諸葛直出使前不久，陳耆卿的《嘉定赤城誌》稱其為：“臨海郡章安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誌考證》卷二壹中稱：“吳有沈珩，字仲山，吳郡人，……瑩與珩各皆從玉，或昆季行”，認為沈瑩“大抵吳興武康人”。《吳誌·孫皓傳》及裴註，說他後來出任過丹陽太守，從其所撰《異物誌》中，對臨海郡和東南沿海及臺灣的山川地形、海陸異物、風土人情極為了解，在出任丹陽太守前曾擔任臨海郡守、校尉壹類官職當有可能。《吳主傳》載：東吳臨亡前夕，他曾和丞相張悌率師於長江天險牛渚，“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阻扼晉軍杜預、王渾率師南伐，可見，沈瑩為東吳海軍主要指揮官員，有水戰經歷。其部屬臨海東陽人柳榮，也隨從丞相張悌、護軍孫震統率“青巾軍，屢陷戰陣”，後兵敗“晉獲悌、瑩，柳榮便去”。榮可能是沈瑩從護幕僚，熟悉海域、海戰，是瑩從臨海奉調丹陽時跟隨去的。
連橫《臺灣通史》根據《閩書》和《浙江誌》：稱孫吳之後，隋煬帝大業年間，仿效東吳，曾三次遠規“流求”（即臺灣），其文稱：“大業六年春，武賁郎將陳棱，清朝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但據沈氏《臨海水土異物誌》記載，衛溫諸葛直率領的萬人船隊，到了臺灣，似沒有重大的軍事戰鬥；並以和平的遠規，和合了當地人民，並進行了短暫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該誌稱：“浮海求夷洲及澶洲，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可見，臺灣人民還是願意和平到達大陸來的。該書粗略地記載了臺灣歷史、地域方位、社會生產，風俗民情，山海物產等，並有具體生動描述。說明臺灣仍處於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時期，生產方式處於金石並用階段。如雲古越在夷洲“山巔有越王射的”的歷史遺跡；稱高山族原始社會組織：“名號為王，分劃土地、人民各自別異”。階級已經分化，王者分劃土地，人民隸屬各地王者，酋長統治。還記載周綽進入沿海島嶼：“毛人之洲，乃在漲嶼，得毛人，送詣秣陵（南京），”毛人，近乎奴隸身份。又稱夷洲：“土地饒沃，草木不死，又多魚內，地無霜雪，種植五殳，其地亦出銅鐵”。《臺灣通史》上卷174稱基隆、高雄：“古為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地絕北，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養，林深瘴盛。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礦之利取之無窮”，與《臨海水土異物誌》記錄的夷洲臺中地理和礦山分布十分相附。還記錄了夷洲人民，善於戰鬥，“唯用鹿骼為矛以戰鬥，磨礪青石為弓矢”；又有濃烈海洋生活習俗：“取生肉雜燴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余日，以為上肴”。還提到早期文化、風俗民情的情況，和浙閩沿海十分相似：“洲上人民，載歌善舞，父母死亡，殺犬祭亡，飲酒歌舞畢，乃懸著高山巖石之間”。這與《北史·流求傳》所載也十分壹致：“其民歌呼蹋蹄，壹人唱，眾人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水而舞”，和臺州的民情風俗，嘆有驚奇的雷同。唐開元年間，浙東爆發臺州農民大起義，波及浙閩蘇皖贛五省之地，“積眾二十余萬”，當時起義領袖臺州臨海人袁晁就是用古越民間流行的“牛酒嘯聚”儀式發動人民，積聚兵眾：“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唐書》稱浙東西觀察使韓滉為鎮壓起義，曾嚴禁牛酒嘯聚：“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罪涉疑似必誅，壹判即數十人，下皆愁怖”。
值得強調的是沈瑩在該誌描述臺灣人民生活風土習俗：“唯用鹿骼為矛以戰鬥，磨厲青石為弓矢”，“取生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余日，以為上肴”，和“地產銅鐵，自鑄兵器”，“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洲相似”等，至今臺州亦有相似文物發現，臺州人民還保留了壹些生活習俗。自然，沈瑩了解衛溫、諸葛直出使臺灣的壹些真實情況，故吳壯達先生認為：“沈瑩《臨海水土異物誌》記夷洲之事當在公元230年壹役之後，它的材料主要來源也可能與此役有關，或直接從此役取得”（《臺灣的開發》第5-6頁）。總之，衛溫、諸葛直出使臺灣為沈氏撰寫該《誌》提供寶貴而豐富的材料，故其《誌》註引：“夷洲去臨海東”，不註句章、福州。“臨海東出海”，當是此役出海港口之確指無疑。
其四，衛溫、諸葛直率軍出使臺灣，從章安出海另壹重要原因，是當時浙東爆發頻繁的山越動亂，且夷洲人民中，亦有相當壹部分是從浙閩沿海遷移飄洋過去的。東吳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贛、閩、皖和蘇南諸地，孫氏割據江東並向東南沿海開拓，壹是遭到當地山越反抗，二是吳郡會稽世族的權爭利奪；構成吳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孫吳統治集團把山越視為“心腹之大患”。東吳著名大將陸遜在其初出時，即對孫權曰：“山越舊惡，依險阻地，心腹未平，難以圖遠”；名噪江東，為孫權贊為“功軼古人，勛超前世”的諸葛恪，就是在擔任丹陽太守期間，堅壁清野，剿撫兼施，用了整三年時間，才平定了丹陽和吳郡兩界的山越，迫使十萬山越出山歸降。東吳平定山越戰事，頻繁叠起，屢平屢起，繼而復始，嚴重影響了東吳政局和三國競爭的形勢，終使東吳政權下決心，全面制定由西向東的徹底平定山越的政治軍事的謀劃與戰略，最後追擊山越到浙閩沿海，迫使他們逃亡海洋、流竄山林。衛溫、諸葛直率眾萬人，當與浮海追擊逃亡海上的山越有密切關系，故《吳主傳》載：“夷洲殊方異域，欲俘其民以益眾”，以充實兵源戰馬，強固海防、海運、海交活動。
其五，孫權競爭海內統壹，吳國瀕臨東南沿海，在魏蜀吳三國競爭的鬥爭中，政治、軍事的優勢和實力，誠不如魏、蜀，史載：“曹魏勢強，蜀漢義正，吳介其間，所皆不敵”；其最突出的經濟、地理形勝的優勢，就是有遼闊的海洋、海域，據有出海的重要基地，只有大規模開發海疆，發展開拓海洋、海產、海運、海港事業，孫吳才能戰勝魏蜀，完成歷史使命。孫權是我國歷史上大力開拓海洋、海域最英明傑出的君主。228年孫權稱帝，雄心勃勃：“今漢吳既盟，益力壹心，同伐魏賊，普天壹統”。他制定了全面開拓東南沿海的宏偉計劃，“舟楫為輿馬，巨海化夷庚”，力爭達到秦皇、漢武難以實現的“東方海洋大國”。他曾派遣張彌、周賀等七次遠征遼東，深入高句驪，史載：“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珠貨，九賜備物，乘海至遼東”，結果“公孫淵稱藩於吳”。其後秦旦、張群壹支小分隊穿過崚嶇山谷，“遠至高句驪”。其後又派遣呂岱遠涉海南，“既定交州，復討九真”。又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朱應、康泰“南宣國化，既繳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史載“黃武五年大秦賈人秦論來交趾，太守吳邈遣使詣權，權問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權差使會稽吳鹹，送論於道物故，往還本國”。東吳海洋開拓，海外交往，已經波及東亞、東南亞，並和非洲、大秦亦有間接往來，而有輝煌建績。
關於東吳遠規夷洲的重大的政治軍事行動和計劃，孫權還是經群臣集體研究謀劃的。《資治通鑒》卷七壹記引《陸遜傳》：“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公元230年），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綜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壹旅，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裏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滋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是知衛溫、諸葛直出使臺灣，是經廷議之大事，最後壹切由吳主親自斷定。總之，孫權裁定章安出使夷洲，顯然是因章安為在東南沿海的東吳政治軍事重地，南北海運中樞地帶，又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勝出海窮追遠逸之山越，雖有困難，但相對而言，最為適宜、便利。若福州，則其時道路懸遠，山川多阻，若其重新經營壹個遠征基地，非惟指揮不便，抑且形勝地利，亦有所不能。
至於衛溫諸葛直率師萬余人，遠規臺灣的歷史壯劇，帶著華夏壹統的使命，歷經千辛萬苦，艱難險阻，最後以“無功而被誅”的悲劇結束，原因極其復雜。壹是孫權和魏蜀競爭海內壹統，“規萬年之計，建海上強國的不世之略”，開疆拓土，積極開發江南，發展海上航運事業，這是他立國的基礎，也是抗衡魏蜀的最主要政治軍事的戰略。惜在衛溫諸葛直遠征，並沒有完成孫權預定的計劃和遠征的目標。再者“雖俘千余夷洲之眾，但未獲戰馬，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又“遠涉不毛，萬裏襲人，既未建置城池，亦無遣使奉貢，而稱藩於吳”；而且乘勝出海、窮追遠逸山越，也沒有達到明顯的積極效果。三者此行正中太和四年陸遜、全綜等庭議之所反復“皆諫”：“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滋利反害，欲益更損”。誠不如三次南下海南，扶南、林邑，七次北去遼東、高麗，所取得的實際戰績：“奮擊七郡百蠻”，“斬獲以萬數”，“並獻貉、馬”；“南宣國化，扶南、林邑，堂明諸正，各遣使奉貢”。所以《吳主傳》雲：孫權晚年，“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更滋”，終以“違詔無功，下獄誅”，成了千古歷史悲劇，引人深思，令後人無限感慨而悲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