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樂相馬”語出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七：“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裏之足。”唐代韓愈《雜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真切地描述了伯樂的重要。
伯樂相馬，這個成語指伯樂觀察、品評馬的優劣。伯樂又喻指有眼力者發現、薦舉人才。伯樂，相傳為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管天馬的星名叫伯樂，人們為了表示對孫陽的尊敬，便也稱他伯樂。關於伯樂，《列子》、《莊子》、《戰國策》等古籍都記載了他的故事。如《戰國策·燕策二》中的故事說：有壹人要賣駿馬，連續三個早晨站在市場上，卻不見有人來問價。這人便求伯樂幫忙。伯樂答應了他。第二天，伯樂到市場上，繞著那匹馬看了看，離開時又回頭看了看，壹個早晨馬價竟上漲了十倍相馬，其實是古代獸醫學和生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根據馬的外形特征和生理學等特點來鑒別馬的優劣，從而衡量它們的使用價值。掌握科學的相馬知識，有助於挑選各種不同用途的良馬，尤其是馬術運動用馬。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馬已被我們的祖先馴養成為家畜。隨著社會的發展，馬由食用逐漸轉向役用和軍用。養馬業興起，促進了對動物形態結構的認識和生理學知識的積累。在養馬的實踐過程中，古人認識到馬的形態生理和生產機能之間具有壹定的聯系，逐漸形成了相馬的知識。相畜是古代獸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伯樂是我國春秋時代著名的相馬專家，他運用機體結構與功能密切相關的原理相馬，比歐洲人提出的比較外形學說要早兩千多年。歷代相馬術的發展，皆源自伯樂的相馬理論。我國歷代養馬者和求馬者都崇尚伯樂和千裏馬。
伯樂總結了過去以及當時各地相馬專家的經驗，加上自己實踐中的體會，寫成了《相馬經》，奠定了中國相畜學的基礎。這部著作後來失傳，但相馬的基本知識卻世代相傳，延續至今。伯樂除相馬外，還善治馬病。據《莊子·馬蹄篇》記載，“燒、剔、刻、雒，僅落四下”始自伯樂。“燒”指燒烙治馬病和在馬蹄上打火印，“剔”指剔除鬃鬣和梳刷馬體，“刻”指削刻蹄甲或修蹄，“雒”指維絡，即加籠頭、口勒。
後人根據伯樂的業績，托其名寫成了《伯樂相馬經》、《伯樂針經》、《孫陽集》、《伯樂遺書》、《伯樂新書》、《伯樂明唐論》及《伯樂畫烙圖歌》等。因此，伯樂被譽為中國相馬學和治馬病的鼻祖。
漢代出現了“以相馬立名天下”的著名相馬家黃直、陳君夫等，並有相馬專著問世。這在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相馬帛書可以得到佐證。這部書總***52000字，用“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毋相其余”來概括相馬的經驗，也就是對良馬的外形提出了具體要求：“欲得兔之頭與其肩，欲得狐周草與其耳，與其肫，欲得鳥目與頸膺，欲得魚之耆與脯。”特別是對相眼更重視，“欲目上轅晨（環）如半月”，即形容上眼眶或眼盂部須豐滿如半月；《帛書·相馬經》特別用專段講馬眼睛的相法，壹連提出15個相互連貫的問答，開始是：“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聯系眼的盈滿程度、光澤和活動性、睫毛跟眼部肌肉的功能等因素，進而又聯系馬是否善走，甚至把馬體和目力能否適應環境的變化，歸因於生活條件和消化代謝是否適宜，最後到鑒別目光和神情的表現，充分反映了古代相馬家的精湛知識和察驗事物的認真精神。
由此我們可看出，漢代時古人對馬的形態學、解剖生理學的知識已經很精確了。《帛書·相馬經》的科學價值在於：它使今人見到了長期失傳而重現於世的最古的畜牧著作，證實了我國古代相馬的悠久歷史，使我們了解到古代相馬的生物學基礎知識的深厚程度。
東漢初年，傑出的養馬家和相馬家馬援（公元前14～公元49），繼承西漢東漢四代名師子輿、儀長孺、丁君都、楊子阿的相馬經驗，采取先輩相馬家儀氏、中帛氏、謝氏、丁氏確定相馬部位的特長，並結合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認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於生馬，則骨法難具備，又不可不傳後世。”在西漢相馬家東門京銅馬的基礎上，約於公元45年重新創制銅馬立於洛陽宮中。
該銅馬高三尺五寸，周（從頭到尾）四尺五寸。由此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銅馬相法，其要點是：“水火欲分明，水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裏；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馬援的銅馬模型，相當於近代馬匹外形學上的良馬標準型。它不僅是中國相馬學的壹項重大成就，也是世界相畜術發展史的壹件大事。歐洲直到18世紀才有類似的銅質良馬模型問世。後漢以後，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國處於動蕩的分裂局面。當時馬政很少建設，但相馬術仍有壹定程度的發展。
北魏時代（530～540），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闡述了對馬的外形鑒定，先是淘汰嚴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駑”，再相其余。所謂“三羸”，即“大頭小頸壹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所謂“五駑”，就是“大頭緩耳壹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骨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從解剖學上看，“三羸五駑”的馬都是整體失調有嚴重缺陷的，當然在騎乘和負重上不能合格，理應淘汰。繼之，《相馬經》就馬的形態整體和局部鑒定提出了明確要求，整體是：“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脅為城郭，欲得長；四下為令，欲得長。”這五句很生動形象地概括了良馬的標準形象。其中王、侯、將、相、城、郭、令是比喻說明各部分作用及重要性的。局部要求依次是：“頭欲得高得重少肉”，“眼欲高、眼如鈴、光亮”，“耳欲相近前豎、小而厚”、“鼻欲廣方、孔大”，“唇欲上急而方下、緩厚多理”，“齒周密、滿厚、左右不蹉”，“頸長、胍肉發達”，“胸寬、腔大”，“背平廣、腹大垂”，“兩髂及中骨齊，肩骨深、臂骨長、膝有力、股骨短、脛骨長”和“四蹄厚而大”。這些外形鑒定的要求都是從實用出發，鑒定要領達到相當精深完備的程度。
《相馬經》還提出了相馬五臟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肝小則識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利不驚，目四滿則朝暮健。腎欲得小；腸欲得厚且長，腸厚則腹下廣方而平。脾欲得小；賺腹小則脾小，脾小則易養。”這說明當時人們已經了解動物外部形態與內部器官之間、內外各器官之間、結構與功能之間的相關性；註意從外表聯系到內部，以判斷馬的生產性能，給予科學的評價。《相馬經》還提出了利用口色鑒定牛質健康狀況和生產性能，提出筋骨和馬的華質分類差異。
《相馬經》最後用十二個字概括指出千裏馬的典型是：“龍顱突目，平脊大腹、（股）重多肉”。此標準集頭顱、中軀和後軀三大主要部分的良型要求於壹馬，真是既復雜又簡單，既全面又精要，既形象又生動，體現了很高的認識水平。
唐代的相馬術，在歷代相馬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更有顯著進步。李白著的《司牧安驥集·相良馬論》提出了相馬的總綱：“馬有駑驥，善相者乃能別其類。相有能否，善學者乃能造其微。而善相者掉手飛縻，指毛命物，其質之可取者，牧畜攻教，殆無遺質；自非由外以知內，由粗以及精，又安能始於形器之近，終遂臻於無機之妙哉！”《司牧安驥集·相良馬寶金篇》指出：“三十二相眼為光，次觀頭面要方圓。”意為強調相馬的要領是掌握相眼的技術，若系“龍頭突目”，則屬好相，壹定是良驥。
《司牧安驥集·相良馬論》對馬匹各部位的相法提到：“馬頭欲得高峻，如削成，又欲得方而重。宜少肉，如剝兔頭；馬眼欲得高，又欲得滿而澤，大而光，又欲得長大，目大則心大，心大則猛而不驚；馬耳欲得相近而前立，小而厚，又欲得小而促，狀如削竹，耳小則肝小，肝小則識人意；馬鼻欲得廣大而方，鼻中色欲得紅，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形骨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以上說明馬體各部位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內外聯系，具有統壹的整體觀。
《司牧安驥集》還指出：“相馬不看先代本，壹似愚人信口傳。”按現代的說法，是看本馬的同時，還要了解該馬上代的情況如何，把外形鑒定和遺傳結合起來。唐代相馬學的進步，還表現在對壹些迷信的說法開始采取批評的態度。如《司牧安驥集·旅毛論》闡述：“如其旋毛之生，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或在其前，或在其後，而命之以名，因其名而遂有吉兇之說。大抵相馬之法，當以形骨為先，旋毛排其壹端耳。且馬之有旋，未必果為兇也，而畜之者，事或不祥，則歸咎於馬，以謂馬致然也，豈理也哉！昔人固嘗有議其居處者，而日人兇非宅兇，茲誠通達之論也。”馬的旋毛，本不足奇，根據旋毛的位置、方向判斷兇吉，顯然是迷信的說法。《旋毛論》在壹千多年前就能對這種謬論給予嚴正的批判，並指出相馬“當以形骨為先”，其科學精神是了不起的。
唐代以後，五代十國，直到宋元明清各個朝代，中國的相馬理論和實踐，基本上不超出《伯樂相馬經》、《齊民要術》、《司牧安驥集》有關篇章的範疇。總體上說，相馬術是發展得比較成熟的壹個獸醫學分支，有著壹定的經驗和成果，反應了古人在這壹方面的成就。
伯樂相馬，若無千裏馬，伯樂無用武之地；若無伯樂，千裏馬可能被埋沒。若有選擇，妳願意做千裏馬還是伯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