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編纂六經的原因之壹是他視文獻存亡繼絕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經做教材。
孔子認識到文獻對於了解過去、鑒往知來以及垂訓鑒戒的作用，因而重視文獻。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註：《論語·八佾》）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論語·衛靈公》）還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論語·述而》）孔子所說的“文”、“文獻”，就是文書檔案、歷史資料。他認為文獻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確了解過去的關鍵。“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時，深感文獻不足，所見現存文獻缺遺或“不知而作”之處又不少。這表明孔子對文獻不足及文獻缺佚與穿鑿妄作現象的深切憂慮。他還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註：《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禮”包含了文獻，說明文獻能起鑒往知來的作用。他曾評論晉太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且“示於朝”壹事，贊揚“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註：《左傳》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閔公元年、哀公十壹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隱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條)、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條)、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記載所起的垂訓鑒戒作用。據《論語·鄉黨》記載，孔子“式負版者”。說的是孔子乘車在外，遇到手持邦國圖籍(地圖戶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這些足以說明孔子對文獻的高度重視。但是，孔子適逢諸侯爭霸、東周之“季世”（註：《左傳》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閔公元年、哀公十壹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隱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條)、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條)、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並，禮樂廢，《詩》、《書》缺；再者，史官職位並不穩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載籍，流亡他國。
因此，博學多聞的孔子不無自豪而又自信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註：《論語·子罕》）面對各國文獻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獻存亡繼絕的歷史重任擔當起來，因而編《詩》、《書》，定《禮》、正《樂》，贊《周易》，作《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