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承校
(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 , 江蘇 南京 210097)
收稿日期: 2000- 02- 26
作者簡介: 段承校 ( 1963- ) ,男 ,湖南黔陽人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關鍵詞: 權德輿;韓愈 ;文壇盟主;交遊關系中圖分類號: I206. 2 文獻標識碼: A
摘 要: 考察了權德輿、韓愈兩位中唐前後相續的文壇盟主的關系。認為: 雖然權、韓存在諸多交遊的時空條件和思想基礎 ,但終未見有文字上的往返 ,這反映了以權德輿為首的貞元後期的文人群體 ,重清檢禮法 ,不與或少與浮薄、躁進的進士新貴來往的人事交往關系。其中既有政局變更的原因 ,也有藝術追求、人生意趣的不同等方面的因素。顯露出中唐新舊交替文人代際間轉換關系: 文壇新秀既保持著對前輩們的應有尊敬 ,也在不斷地突出前輩的牢籠 ,為樹立起自己的門庭大膽地拓展著。
1 引論
權德輿和韓愈是中唐貞元、元和年間前後相繼的兩代文壇盟主 ,為中唐詩歌的繁榮和古文運動的展開各自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權德輿生於肅宗乾元二年 ( 759) ,卒於憲宗元和十三年 ( 818)八月 ,享年六十歲。韓愈生於代宗大歷三年 ( 768) ,卒於穆宗長慶四年 ( 824)十二月 ,享年五十七歲。權長韓十歲。就其生活的時代來說 ,應該算是同時代的人 ,但權成名遠遠早於韓。?
權德輿從貞元八年 ( 792)入朝為官開始 ,至元和十壹年 ( 816)末出鎮興元府 ,“元和以來 ,貞元而下 ,閣下主文之盟 ,余二十年矣。” [1] (元稹《上興元權尚書啟》 )然而就是這樣壹位文壇盟主 ,通行的文學史論著幾乎很少敘及 ,只有蔣寅先生的《大歷詩人研究》 (中華書局 1995年版 )曾給予過比較客觀的評價。筆者曾於 1994年撰寫過學位論文—— 《權載之文集校正前言及權德輿事跡系年考證》 ,與蔣寅先生持有相同或類似的觀點。?
韓愈在中唐文壇上的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世所公認 ,茲不贅述。然而 ,這兩位前後相繼的文壇盟主 ,從時空交遊的可能性及為文傾向極為相似方面 ,兩代文壇盟主之間都應有廣泛的交遊唱酬。權氏於貞元末連續三次典貢舉 ,韓愈通過陸參與權氏的關系舉薦人才 ,先後及第者達九人 ,為壹時之盛選。當權氏在元和五年 ( 810)九月出任宰相時 ,韓愈高唱: “昨聞詔書下 ,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 ,文道當大行。” [2] (《燕河南府秀才》 )看來 ,韓愈對權氏的“文人”身份及“文道”當是首肯的。權氏卒後 ,韓為其撰墓碑。權氏在為文傾向上曾深得古文家柳冕的推許。?
諸多跡象表明 ,權、韓之間應該有比較多的交遊唱和 ,卻成了“道相同卻不相謀”的文壇奇怪現象。關於此壹問題 ,自古迄今似未有人論及 ,但是對這壹問題的清理 ,能為我們揭示出中唐文壇詩人群體代際間新老交替的壹些微妙現象 ,故不揣譾陋 ,略呈淺見 ,就教於方家時賢。2 兩則詩文的辯證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權、韓交往的最早記載是《權載之文集》卷三四《左衛胄曹許君詩集序》 (此序集中缺 ,補刻於集後 ,又見於《文苑英華》和卷三《和韓侍禦白發》 ) ,但這壹文壹詩所反映的內容顯然與韓愈無關。權序雲: “有許氏子者名經邦 ,字某。……寡不交當世 ,故知之者希。惟昌黎韓愈 ,泰山羊滔最為友善。羊既物化 ,韓為江西從事。今年余役於鐘陵 ,而君去世之三歲也。文行實錄皆得之於韓。”但此序中的“昌黎韓愈”不是後世通稱的“韓昌黎”。?
此序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已疑之 ,然未得確論 ,茲辨證如下:
首先 ,考權德輿事跡 ,壹生有兩次在江西鐘陵 ,壹是建中二年 ( 781)以揚州鹽鐵巡院包佶之使役於江西鐘陵 ,壹是於貞元二年 ( 786)應江西使府李兼之辟從事於鐘陵 ,至貞元五年丁母憂回潤州丹陽舊居 ,期間權氏壹直為江西觀察使李兼幕府從事 (以上及以下所述權氏事跡並依蔣寅《大歷詩人研究》之《權德輿年譜稿》 )。韓愈於建中貞元二年間隨嫂鄭夫人避北方戰事 ,避居宣城“別業”。韓愈《歐陽生哀辭》雲: “建中貞元間 ,余就食江南。”貞元二年秋北上河中府 ,三年始至京師。(洪興祖《韓子年譜》 )因此 ,權、韓不可能在江西洪州府見面。
其次 ,也是最有力的證據 ,就是韓愈的夫子自道—— 《新修滕王閣記》。此文作於元和十五年 ( 820)初 ,韓為江西袁州刺史時 ,應江西觀察使王仲舒之請而寫的。是時權德輿已去世兩年。尤可註意者 ,韓愈在《新修滕王閣記》壹文中 ,反復再三強調自己無緣壹睹天下之勝—— 滕王閣 ,即使在任袁州刺史時 ,也不曾假公以遂觀覽。故此足以證明權序中所說曾從事於江西的“昌黎韓愈”不是後世通稱的“韓昌黎”。那麽又是誰呢? 由於史料的闕如 ,不能詳考。可能是曾任開封尉、韓愈的堂兄韓俞 ,後世刻書不詳察而誤將“俞”刻成“愈”。彭叔夏之惑可得解矣。
現在再來辨證《和韓侍禦白發》詩中的韓侍禦是不是“韓愈”。霍旭東校點《權德輿詩集》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月版 )徑謂“韓侍禦: 即韓愈。韓原詩已佚” ,直是妄斷 ,不足為據。按 ,侍禦在唐代是監察禦史的省稱。韓愈是貞元十九年 ( 803)與柳宗元、劉禹錫壹起在京師任監察禦史的 ,所謂“同官盡才俊”是也。而權詩雲: “白發今朝見 ,虛齋曉鏡清。乍分霜簡色 ,微映鐵冠生。幕下多能事 ,周行挹令名。流年未可嘆 ,正遇泰階平。”既雲: “幕下” ,當是指使府之幕。而且權詩編在卷三的前半部分 ,該部分的詩均是作於江南閑處或是從事江西使府的作品。所以筆者疑此韓侍禦即是前引權序所說的“昌黎韓俞” ,侍禦則為幕府從事所帶的憲職。辨證了這兩則詩文 ,就可以斷定權、韓在建元至貞元八年權氏入朝為官前不曾謀面於江南。
3 交遊的機緣
如果說權、韓在建中及貞元初缺乏交往的時空條件的話 ,那麽自貞元八年權氏入朝為官開始 ,在京師長安是有許多交遊的機會的。貞元七年 ( 791)冬 ,德宗詔書征權氏為太常博士 ,八年正月抵京蒞任 ,舉浙江東道義勝軍副使陸參自代。時韓愈正在京師應進士舉 ,及第 ,同登科者李觀、李絳、崔群、王涯、歐陽詹等 ,“皆天下選 ,時稱龍虎榜。[3 ] (《新唐書》卷二 三《歐陽詹傳》 )韓愈及第得到過古文家梁肅和崔元翰的援引。是年陸贄典貢舉 ,梁肅通榜。梁肅與權氏可是世交 ,德輿母之墓銘即為梁肅所撰。[4] (見《全唐文》卷五二壹 )之後至貞元十八年( 802)十月 ,權氏真拜禮部侍郎止 ,歷任左補闕、起居舍人並知制誥、駕部員外郎、司勛郎中、中書舍人 ;知制誥達八年之久。《舊唐書》本傳稱: “德輿居西掖八年 ,期間獨掌者數歲。” [5]對於唐代文人來說 ,這可是榮耀至極的仕履 ,為支撐起權氏作為壹代文宗的地位 ,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 ,後世的文學研究者們輕視此類制誥等應用性文字和應制之作 ,極不情願承認此類文人的地位 ,並壹次次改寫文學史的排行榜。?
行人寒士的苦吟哀鳴 ,總能在後世的讀解過程中找到***鳴者。於是宗主和附和者的次序被顛倒了 ,盟主退居二線 ,寒士的歌吟代替了廟堂文學、臺閣體 ,成了文學史反復述寫的主流作家。可文學史的原生狀態並未像我們今天所讀解的那樣。占據文壇盟主地位的乃是那些從容應對 ,代君擬言 ,揄揚士人 ,臧否人物的“文人” ,而這樣的“文人” ,由於各種原因 ,是為當時士人所普遍認同和仰羨的。韓愈能樹立起自己的門庭 ,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走著前輩的老路 ,只不過坎坷的程度不同而已。
韓愈從貞元二年秋北上宦遊 ,至貞元十二年秋入汴州董晉幕 ,期間是“四舉於禮部乃壹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 [6] (《韓昌黎文集》卷三《上宰相書》 )韓愈往返於長安和洛陽之間 ,有機會和權德輿見面。從貞元十二年秋至十七年秋冬間韓愈入朝為國子監四門館博士止 ,韓是在董晉及張建封幕府中渡過的。其中貞元十五年冬 ,奉府主之命壹起“朝正於京師” ,與張徹同行。十六年春“朝正”畢歸徐州。值得註意的是: 權氏的好友許孟容曾與韓同在張建封幕中。《舊唐書》張建封傳稱: “在彭城十年 ,軍州稱理 ,又禮賢下士 ,文士如許孟容、韓愈皆為之從事。” [5]權、韓關系最讓人疑惑不解的是貞元十七年、十八年兩人的行跡。十七年冬權氏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 ,陸參通榜。
韓愈向陸參舉薦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 (十八年登科 );侯喜 (十九年登科 ) ;李紳、張後余、張 亦於元和初登第。貞元十八、十九、二十壹年均為權氏典貢舉 (其二十年停舉壹次 )。韓愈舉薦人才之多 ,命中率之高 ,為有唐壹代少有之現象。陸參與權、韓關系都不錯。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雲: “執事好賢樂善 ,孜孜以薦進良士 ,明白是非為己任 ,方今天下壹人而已。愈之獲幸左右 ,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 ,升乎堂而望乎室者 ,亦將壹年於今矣。” [6]十八年春 ,陸參出刺歙州 ,權、韓二人均有詩序相送。參未到任即卒於洛陽 ,十九年韓作祭詩 ,權作墓誌。(韓愈有《送陸歙州詩》和《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2]; 權德輿有《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和《歙州刺史陸公墓誌銘》 )可是在他們的贈詩送序中 ,連兼呈之類的禮節性文字都沒有。在韓舉薦的人才中 ,有他的侄女婿張徹 ,才學出眾 ,卻未能金榜題名 ,個中是否能透露出有關權、韓關系的壹些消息呢?
貞元十九年春 ,權、韓又同有送文暢上人的詩及序。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雲: “浮屠文暢喜文章。……貞元十九春 ,將行東南 ,柳君宗元為之請。” [6]權詩見權集卷四。柳宗元貞元九年進士登第 ,曾以所業文字幹謁過權德輿柳宗元及第 ,當與權氏的薦引不無關系。[7 ] (《柳宗元集》卷三六《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啟》 )宗元為文暢師請韓序 ,為其請權詩或亦在情理之中。是時白居易、劉禹錫俱在京師。權集卷二有《奉和 州劉大夫麥秋出師遮虜有懷中朝親故》 ;白居易有《和渭北劉大夫借便秋遮虜寄朝中親友》 (白集卷壹三 )。權、白二人的詩均是和 坊丹延節度使劉公濟的。此劉公濟便是劉禹錫的從叔。[8] (《全唐詩》卷三六二《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 )劉禹錫曾於貞元九年獻書權德輿 , [4] (《全唐文》卷六 三劉禹錫《獻權舍人書》 )並與柳宗元壹起及進士第。
綜上 ,貞元末期 ,文壇盟主權德輿與新秀們雲集京師 ,為壹時盛事 ,可是不久即因政局的新舊交替 ,文壇新人相繼被黜出京師。
貞元末元和初 ,德宗崩 ,順宗繼位 ,太子 (憲宗 )監國 ,政局異常動蕩 ,德宗皇帝的權力集團迅速集結在新太子的周圍與順宗權力集團 (以王叔文、王 為代表 )展開了殊死的權力鬥爭。[9 ]韓愈於十九年十二月被貶陽山令。陽山之貶 ,韓懷疑是因為劉、柳泄漏了自己的言語。雖然後世的研究者壹再為劉、柳辯解 ,但當時政局變更的狀況不能不使人相信韓愈的懷疑是有道理的。權力集團的聚散 ,往往與詩人的個人品格沒有直接的聯系 ,我們不必為劉、柳諱莫如深 ,因為劉、柳信結在二王周圍冀圖騰達是不爭的史實。
韓愈貶謫後 ,權氏憑借其從政的經驗 ,不介入權力之爭 ,仍能固位於朝。貞元二十壹年 ( 805)權氏放榜 ,進士及第者有李宗閔、牛僧儒、楊嗣復、竇參、劉述古等。元和元年 ( 806)六月 ,韓被詔權知國子監博士 ,至元和二年正月“求分司東都”止 ,再次為權、韓交往創造了時空條件 ,但終不見有交遊唱和之作。此間韓愈有《上兵部李侍郎書》 ,希求汲引 ;權氏有《奉和度支李侍郎早朝》 ,此李侍郎據嚴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考證 ,即是李巽 ,曾和權氏相繼為戶部、兵部侍郎。元和六年 ( 811)七月 ,韓愈由河南令調任兵部職方員外郎 ,兩代文壇盟主再次聚首京師。是時權氏於元和五年 ( 810)八月至八年 ( 813)正月在宰相任上。
如果說以前是因為權德輿官位不高 ,尚不能影響決策者的話 ,此時權氏可是直接參與中樞決策的人物了;憑韓愈的個性 ,史書上稱為奸佞小人的李實 ,尚且能上書求汲引 ,此時權、韓更應有文字上的往還; 更何況權氏雖從政圓滑 ,但總還沒有什麽劣跡吧? 其時同為宰相的有李吉甫、李絳。李絳為韓愈的“同年”。韓於元和七年十二月作有《石鼎聯句詩序》 ,對執政頗有譏刺。被譏刺者當中 ,權氏恐怕是難逃幹系的。《新唐書》本傳稱: “是時帝切於治 ,事臣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 ,至帝前遽言亟辯 ,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坐是罷為本官。” [3 ]便是明證。
元和八年 ( 813)七月權氏出為東都留守 ,九年十月以後回京師改任太常卿、刑部尚書等職 ,十壹年 ( 816)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 ;十三年 ( 818)八月以疾詔許歸闕 ,卒於道。兩代文壇盟主之間終究沒有留下什麽佳話 ,以致老死不相往來地劃上了句號。
4 道相同不相謀
以上從時空條件上探討權、韓存在往返的可能性 ,但如果僅停留在時空層面上尚不足以使人費解 ,因為在唐代詩人群體中 ,有些詩人即使有交遊的時空條件也並不來往 (個中或許因詩文的遺失 ,後人不得而知 ,但盡作如是觀恐不妥 ) ;有時由於政局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文士間還相互攻訐 ,以致卷入殘酷的權力鬥爭 ,中唐後期的“牛李黨爭”便是世人皆知的例子。不過就權、韓之間的關系而言 ,他們不僅是前後相繼的文壇盟主 ,而且在為文傾向上存在諸多相似之處 ,特別是各自從自己所處的地位為中唐儒學的復興 ,為推進古文運動的展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韓愈在這方面的作用 ,學界已有相當多的論述 ,茲不贅引。以下就權德輿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作用談點看法 ,以期展示權、韓“道相同不相謀”的關系。
權德輿在中唐古文運動的展開過程中 ,是壹個承上啟下 ,繼往開來的人物。雖然他的古文創作成就不及韓、柳 ,既便如此 ,權氏的《兩漢辨亡論》等文當亦是中唐古文創作的扛鼎之作 ,他的理論主張和對中唐文學的貢獻是我們不應忽視的重要內容。
首先 ,從權氏與前期古文家的交往來看 ,他接受了前輩們的影響。權氏從小聰慧過人 ,其父權臯為天寶間名士 ,安史亂後 ,避地江東 ,與古文運動的早期作家李華、柳識、獨孤及為莫逆之交 ,德輿以師輩事之。權臯卒後李華為撰墓表。梁肅為德輿母撰寫過墓誌銘 ,稱德輿“十五文章知名”。德輿曾遊學於獨孤及門下 ,獨孤及卒後 ,他撰有《祭獨孤常州文》 ,稱“誌學之歲 ,伏謁於郡齋”。與柳冕也有較深的交往 ,在德輿任禮部侍郎典貢舉期間 ,書信往返 ,縱論為文取士之道。韓、柳等後期古文家多出生在李華、蕭穎士、獨孤及、賈至等去世之後或他們去世時韓、柳等尚為童稚年齡 ,在交遊關系上沒有或不可能存在直接的接觸。柳冕壽考略長 ,但位卑言輕 ,謫居福州 ,故而“小子雖欲復古 ,力不足也” (見權集附刻柳冕書 )。因此在韓、柳崛起於文壇之前 ,柳冕、權德輿、崔元翰等人起到了承前啟後的橋梁作用 ,或可稱為中期古文家。而其間權德輿憑借其才學及職事日重的政治地位 ,擢拔人才 ,倡導學風文風 ,為韓、柳的入主文壇作了很好的鋪墊。
其次 ,從權德輿的理論主張來看 ,兩代古文家理論的相似或相近完全能說明權、韓是同道。權氏的復古通變、 “言而蘊道” (《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舒憤滿” (《司徒張公集序》 )、“尚氣尚理”、“有簡有通” (《醉說》 )的文論思想 ,繼承和發展了前期古文家的理論主張 ,也直接啟發了韓、柳等人。尤可註意者 ,權氏久處權衡 ,操士子命運之柄 ,其理論主張和為文傾向有模範士子的作用 ,韓、柳豈可同日而語? 也正因為權氏有如此趣味 ,經韓愈舉薦的人才頻頻及第。在權氏出任宰相時 ,韓愈高呼“文人得其道 ,文道當大行”。看來 ,韓愈對權氏其文其道當是首肯的。
權氏在儒學復興方面的突出貢獻是對科舉考試內容的改革。他在答柳冕的書信中說: “是以半年以來忝考對策 ,不訪名物 ,不征隱奧 ,求通理而已 ,求辨惑而已。”希望“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 ,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求通理辨惑正是中唐儒學擯棄章句註疏之學 ,註重義理之學的重要體現。所以 ,柳冕稱贊道: “閣下因從容啟明主 ,稍革其弊。” (權集卷四壹權、柳往返書信 )但作為典貢舉的禮部侍郎 ,權德輿既要改革考試內容 ,又不可能走得太遠 ,擔心“倘有司率情 ,下上其手 ,既失其末 ,又不得其本。” (同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 ,他又是調和了當時兩派意見的 ,同時也是其受訓於前期古文家又深染於時代思想文化潮流的具體表現。
通過以上的考察 ,我們認為權、韓兩人既存在交遊的時空條件 ,在古文運動中又是誌同道合者 ,但緣何沒有留下交遊唱酬的文字呢? 以下作些未敢自是的原因分析。
5 原因試析
比較權、韓兩人的生平仕履 ,權德輿自入朝為官 ,仕途壹直比較順利 ,直至位居宰輔。而人生偃蹇的韓愈 ,造請權要 ,從事幕府 ,貶謫蠻荒 ,諸多人生的不幸 ,均未見韓愈希求職事日重的權德輿的汲引。雖個中原因或許可以用詩文的遺失來解釋 ,但就現存的權集、韓集來看 ,如果遺失的都是反映兩人間交遊的詩文 ,可能性不大;況且就權集目前的規模及《文苑英華》編錄權集之完整程度來看 ,權氏的詩文亡佚不會很多 (至於權氏《制集》五十卷的佚失與此論題關系甚微 ,故不置論 )。即便亡佚了壹些 ,總該留下蛛絲馬跡。為什麽會造成權、韓關系的這種局面呢? 我們認為從以下幾個方面或許能得到壹些啟示。
首先 ,如果我們將權德輿的交遊和韓愈的交遊情況進行排比 ,便會發現與權德輿交遊的多是具有操守氣節的禮法之士。他們重清檢禮儀 ,鄙視世俗無行文人。相比之下 ,韓愈雖重儒術 ,倡儒學 ,明道統 ,但就其交遊來說 ,為了達到目的 ,積極幹謁 ,不避流俗。在韓愈的人生仕履中 ,雖亦不乏傲骨特立之舉 ,但縱觀他的行事 ,有壹些行為是為當時有操守的士人所不齒的。如與宦官監軍俱文珍的交往 ,幹謁權幸李實等。雖然後世研究者喜歡為尊者諱 ,壹再為其辯解 ,但史實昭昭 ,恐怕是難以抹去的。裴延齡於貞元八年、九年判度支 ,巧取豪奪 ,媚上固寵 ,深得好猜忌、喜聚財的德宗皇帝寵幸 ,權傾朝野。?
權德輿兩次上疏論裴之奸佞 ,不宜判度支。與權氏關系密切的如王仲舒、陽城、馮伉、陳京、張薦、楊於陵、許孟容等 ,多為有節操峻直、重禮法的朝士。陳京、張薦合力***劾權相盧杞 ,致其不復啟用。貞元末京兆尹李實恃寵弄權 ,朝士多曲附之 (其中有韓愈 ) ,許孟容、楊於陵不媚附 ,以致改官。《舊唐書》李實本傳雲: “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郎 ,實托私薦士 ,不能如意 ,後遂大錄二十人 ,迫德輿曰: `可依此第之 ,不爾 ,必出外官 ,悔無及也。’ 德輿雖不從 ,然頗懼其巫奏。” [5]相反 ,韓愈所薦的人才 ,多數在權氏典貢舉期間及第。雖然韓愈在《順宗實錄》中對李實頗多貶抑之辭 ,但那時李實事已敗露 ,作為史館修撰 ,秉筆直書是他的職責。聯系韓曾有上李實求汲引書 ,後又被貶陽山令 ,或未得李實援救之力 ,此時書之於實錄 ,未免有些落井下石的泄憤之嫌。
其次 ,如果說權、韓關系在貞元後期韓愈入朝為官之前缺乏交遊的時空條件的話 ,那麽貞元後期至元和時期權、韓的不相往來 ,便是權德輿有意在回避與浮薄、躁進的進士文人的交往。壹方面是他久歷宦海 ,圓通世故的體現 ,同時也說明他持操守、輕浮薄的人生意趣。考察權德輿貞元後期及元和年間的唱和作品 ,其交往的士人除了從事江西幕府結下的舊交外 ,大多是在朝為官的同僚 ,唱和的作品也多是奉和應酬的禮節性文字 ,甚或是壹些矜博炫才的遊戲之作 ,與時事朝政絕少聯系。事實也證明了作為壹個練達的封建官僚的權德輿的處世之道 ,為其避免了諸多人生不幸。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 ,柳宗元、劉禹錫或即因為權氏的薦引得以及第 ,但在權集中我們只發現權氏送劉禹錫及第後省親的序—— 《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見省序》。據劉的獻書 ,劉在兒童時即蒙權氏“見器”。貞元末 ,柳、劉相繼加入王叔文集團。牛僧儒、李宗閔本為權氏門生 ,元和三年對策直指執政李吉甫之過 ,從此播下中唐後期牛李黨爭的禍根。[10 ]均未見權氏卷入進去。權氏深諳朝章故事 ,有意避開與新士子的瓜葛 ,這是他從政藝術的最佳註腳。
第三 ,權、韓缺乏交往 ,與他們各自的藝術追求和自信自負的個性特征也不無關系。以韓、柳為代表的後期古文家 ,在繼承前期藝術家傳統的基礎上 ,由於他們強烈的超越前人的意識 ,走出了壹條有繼承又有創新的道路。科舉的難及、宦海的浮沈、種種人生的坎坷 ,使他們的創作有“尚奇”、“逐怪”、求新的藝術傾向。相比之下 ,權德輿的創作更多地表現出繼承而較少創新 ,特別是他的後期創作 ,已將詩文的寫作當作交際的工具。優遊閑雅的宴飲奉和之作就像他那四平八穩的從政風度壹樣毫無生氣 ,這與在詩文中極力載道、幹世、表現個人憤滿、鳴不平的韓、柳等人的創作形成了鮮明對比。
韓愈雖曾投謁權貴 ,汲汲於進取 ,但對自己的才華卻是相當自負的 ,與之交往頗不容易。李翺曾說: “如兄者頗亦好賢 ,必須甚有文章 ,兼能附己 ,順我之欲 ,則汲汲孜孜 ,無所愛惜 ,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 ,則分食以食之 ,無不至矣。” [4] (《全唐文》卷六三五《答韓侍郎書》 )韓愈在為權德輿撰的墓碑中 ,於其人品多有褒揚之辭 ,如: “為朝德首 ,行世師之。”“無黨無私 ,舉世莫疵。”而於其創作成就僅許之“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 ,多銘卿大夫功德” ,“文世師之” [6]這樣壹些籠統的評價。看來 ,韓愈等文壇新秀們 ,雖然對前輩保持著應有的尊敬和企羨 ,但要繼續認同其作為自己這壹代新人的盟主地位 ,恐怕是很難的。?
《唐國史補》卷中曰: “權相為舍人 ,以聞望自處 ,嘗語同僚曰: `未嘗以科第為資’ 。” [11]所謂“以聞望自處” ,顯然是權德輿對自我的社會階層定位 ,將自己區別於進士新貴。權氏家族雖不是山東世家禮法大族 ,其父權臯天寶年間也是以進士及第 ,但在安史之亂前後的特立之舉足以讓權德輿炫耀於士林間 (此舉確實讓他受益匪淺 ) ,所以權德輿謹守清檢禮法 ,自異於浮薄躁進的中唐新貴。“未嘗以科第為資”雲雲 ,也顯露出自己身不由科第而能擠身掖垣 ,望處於文林的自負心態。?
權德輿長韓愈十歲 ,貞元八年入京師 ,不出二年即知制誥;韓於貞元八年及進士第 ,亦已頗具文名 ,在這種情況下 ,如韓不肯屈尊謁見權德輿 ,自負的權德輿恐亦沒有主動謁見之理。因此 ,雖屢有機緣使兩代文壇盟主聚首縱論為文之道 ,但終究沒有為後世留下美談 ,個中深層原因尚俟乎博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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