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900—1902）鄉紳徐樹蘭獨家捐資“銀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余兩”，在自己家鄉紹興府城古貢院，創辦了中國第壹所公***圖書館——古越藏書樓。古越藏書樓的誕生，是中國圖書館史上壹次重大文化創新，不僅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具有開創意義，而且對中國近代教育，特別是社會教育事業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古越藏書樓的創辦過程，是樓主徐樹蘭及其後繼人學習並融會古今中外文明成果、創造所處時代先進文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通過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來實現的。 徐氏申明創建古越藏書樓的宗旨是“壹曰存古，壹曰開新”。以為“不談古籍，無從考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鑒變通之途徑”。唯有存古開新，才不失偏駁之弊。這種認識，既反對了以往士大夫“詳古略今”的弊端，又批判了戊戌變法失敗後士林中存在的“尚今蔑古”的傾向，是獨步當時的嶄新的藏書思想。 同時，徐氏針對當時官府藏書深扃，私人藏書樓秘而不宣，即使是維新派辦的藏書樓，也只是對學會會員或部分與學會有關系的人士開放的這種封閉或半封閉性，闡明藏書樓宜“與學堂相輔而行”，尤其要為那些“購書既苦於無資，入學又格於定例”的好學之士提供讀書學習的機會，認為藏書樓應當是無限制開放的，須有社會教育和為文化、學術服務的職能。此外，藏書樓“新設存書之例”，有願將書籍放在書樓托管者，可存取自便。還為讀者供應茶水、承辦用膳等。徐氏提出的所有這些嶄新的藏書理念，對古越藏書樓的自身建設和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理論先導的作用。 其次，徐氏為實現自己的藏書思想，“參酌東西各國規制”，“仿照東西各國圖書館章程”，制定了《古越藏書樓章程》。它從書樓名稱、辦樓宗旨、藏書規程、管理規程、閱書規程、雜規、附則七個方面，將藏書樓千頭萬緒的管理工作進行分解，並加以制度化和規範化，以確保樓主藏書思想的貫徹和實行。 再次，在“存古開新”的藏書思想指導下，古越藏書樓的藏書主要是徐樹蘭捐入的家藏四部之書，並添購當時新書整合而成，計書籍“七萬余千卷”。藏書樓古今圖書兼收，東西新學著作並蓄的藏書格局，必然導致圖書分編技術的革命。古越藏書樓編印過兩個書目，早出的壹個為徐樹蘭生前手編，將藏書分為經、史、子、集、時務五部，編為35卷，訂成6冊，由古越書樓刊行。此書目除繼承四庫分類的傳統之外，將四庫未能包容的新學書籍歸入增設的“時務”部，這是壹個創新。1904年，慈溪孝廉、紹興府學堂總教習馮壹梅，應邀為古越藏書樓再編了壹個書目，改編為20卷，裝為8冊，由上海崇實書局印行。馮氏書目吸收了徐氏書目的優點，徹底沖破四庫分類的樊籬，將藏書分為政、學兩部，以適應新舊書籍的類分，並將新學之書與“經”並列，這是壹個很大的改革和創新。在編目方法上著錄詳明，有分析、互著、參見，充分揭示了館藏。徐、馮二氏所編古越藏書樓書目，前者已佚，後者尚存，對中國圖書分編技術的改革、進步，是起了借鑒作用的。 在經歷了伴有陣痛的這3次創新後，古越藏書樓才得以誕生，並在中國近代圖書館史上牢固地確立起自己的開創地位。1903年，杭州始有浙江藏書樓之設。1904年，長沙才開辦湖南圖書館。在古越藏書樓建成後的10年間，辦公***藏書樓、公***圖書館蔚然成風，這都是與徐樹蘭建古越藏書樓有直接關系的。 徐氏的家鄉紹興，文化積澱深厚，在古代，特別是明清兩朝藏書業極為發達，藏書樓棋布林立，徐樹蘭即是清末享譽浙東的著名藏書家。徐家還自己印書，蔡元培曾於1886年至1900年在徐家校刊圖書，存世的“融經館叢書”等書籍，均為徐氏的家刻本。蔡元培曾自述在徐家校書的這段經歷：“徐氏藏書很多，我到徐氏後，不但有讀書之樂，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然而，因封建私有制的關系，舊時藏書家的藏書，是秘而不宣的，除自己的子孫後代可以閱覽之外，寧餵蠹魚也不示人，帶有明顯的封閉性。生活在藏書之鄉，自己也是藏書家的徐樹蘭，對封建藏書樓的這些弊端自然也是知根知底的，但要破除這些舊的藏書理念，只能是在他積極投身變法維新運動以後。 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由此釀成的戊戌變法維新運動，也波及紹興，當地的壹些鄉紳出於救亡圖存的愛國之心，也同情和支持改良派的改革主張，徐樹蘭即是他們中的壹個代表。徐樹蘭光緒二年中舉，授兵部郎中，改知府，較早接受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變法主張，“是紹興頭壹個提倡維新的人”。他主張改革教育，務農富國。 於是他身體力行，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倡捐巨資，擬借豫倉”，創設了紹郡中西學堂（後歸並紹興府學堂），自任校董，延訪中西教習，禮聘督課生徒，開設文學、譯學、算學、化學等新學科，每學期招生，少則數十人，多則百余人。1899年，徐董聘蔡元培為學堂的總理兼總校，對學堂教學作了進壹步改革，增設日文、體操、格致等新學科，並創設學堂圖書館——養新書藏。 1898年4月，徐樹蘭會同胞弟徐友蘭及同人羅振玉、朱祖榮等，創辦上海務農會和《農學報》，並在昆山“購地墾荒，辟種植試驗場，以振興農業”。 蘭創立的嶄新的藏書理論和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對藏書制度和藏書編目技術進行改革，直至罄其所有，建成向公眾開放的古越藏書樓，正是他在執著藏書事業、熱心維新救國的實踐基礎上勇於開拓創新、樂於奉獻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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