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政局動蕩不安、革命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出現了壹股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社會思潮。1905年“國學保存會”的成立以及《國粹學報》創刊是這股國粹主義思潮出現的標誌。國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他們大多是國學根底較深的革命黨人，其中章太炎、鄧實、劉師培為國粹主義思潮的舉旗人。國粹派認為，“國粹”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註：章太炎：《演說錄》，原載《民報》1906年7月第6期，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446～455頁，三聯書店，1977。）”。他們提倡國粹的目的，壹是“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鼓吹“革命光復”；二是從古代“良意美法”中尋找克服和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對策，反對“醉心歐化”。
（壹）
國粹主義思潮產生在20世紀初，乃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並與傳統文化發生碰撞的結果。在中西、古今文化沖突融會的過程中，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把保存發揚傳統文化與吸收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對此，國粹派提出了明確主張。
首先，國粹派認為，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侵略而來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帝國主義文化；而當時中國思想界卻對此不作分辨，推崇備至；甚至妄自菲薄，宣傳中國文化落後，鼓吹“全盤歐化”。對這種錯誤傾向，國粹派堅決予以批判。
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滲透中國，其中包括以傳教、辦學、開報館為名的文化侵略。中國思想界由於長期封閉，對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現出極大興趣，壹股學習西方的熱情勃然興起。19世紀60年代開始，沿海各城市譯風大盛，時人舉凡西書皆讀。19世紀末，了解和傳播西學、“大購西書以歸”蔚然成風。20世紀初，大批知識分子留學域外，學習西方之風愈熾。此時西方諸國已由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在資本輸出過程中加緊掠奪弱小民族，並汙蔑東方民族愚昧和野蠻。對此，國粹派指出，這種西方文化輸入，實質是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章太炎說：“外人所……者，莫黃人自覺若，而欲絕其種姓，必先廢其國學。”（註：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參見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75頁，中華書局，1977。）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辦學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專崇歐語，幾有不識漢文者”（註：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參見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75頁，中華書局，1977。）。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入侵，國粹派高揚起“國學”旗幟：“不自主其國，而奴隸於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於人之學，謂之學奴。奴於外族之專制謂之國奴，奴於東西之學，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國之不立而學之日亡，於是瞻天與火，類族辨物，創為《國粹學報》，以告海內。”（註：章太炎：《國粹學報發刊詞》，《國粹學報》1期，光緒三十壹年正月廿日。）同時，針對帝國主義分子濫用“進化論”，散布“先進民族應統治落後民族”、“西方應統治東方”等謬論，國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責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認為當時流傳於中國的基督教義是帝國主義侵略思想，並非宗教信條，人們所信奉的並非真正的基督，不過是“西帝”罷了.
國粹派的“復興古學”，不是僅復興孔學，而是“復興諸子學”，即重新宣傳先秦諸子思想。誠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壹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固。”（註：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285頁。）故復興“古學”，首先便是還歷史“本真”，恢復諸子百家應有的學術地位，把孔學從“至尊”寶座上拉下來。國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學獨尊的用意有二：壹是指出孔學是專制積弊、國家落後的根源，為反對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清除思想障礙；二是通過對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諸子百家獲得平等學術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精華，達到對“古學”的全面復興。
在“復興古學”口號下，國粹派熱情從事國粹主義宣傳。“國學保存會”編緝的《國粹學報》發表了大量宣傳國粹的論文，並匯集當時國學權威著作六七百種，明末遺民和乾嘉以來諸儒遺文四五百篇，刊錄名人畫像圖片六百余張。此外“國學保存會”還大規模從事古籍校勘整理，編輯出版《國粹叢書》、《國粹叢編》、《神州國光集》、《國學教科書》等著作，在上海設藏書樓、印刷所，並擬設國粹學堂。同時，開辦國學講習會，由劉師培主講，並編寫《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等。後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長的國學振起社，“振起國學，發揚國學”，廣泛開展國粹主義宣傳。與此同時，亦有壹些其他報刊宣傳國粹，使國粹主義成為當時頗有影響的社會思潮。
在宣傳國粹、整理國故的同時，國粹派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研究，提出“西政出於中國”、“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觀點。“西政出於中國”論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該書從儒家典籍、史書及諸子著作中，輯出近200則史料，分別從自然科學、商、工、政俗等21個方面說明“西學、西法、西政皆出於中國”。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所著《周禮政要》壹書系統闡發“西政暗合《周禮》”的觀點。他把周代三詢之法與近代議院制，周代三刺之制與陪審制度，周代司布之官與商部，周代的國學、效學、鄉遂之學與近代大中小學進行比照，認為都有相合之處，據此提出西政符合“聖人之道”。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則論述“民主中西相合”說。該書從歷代名人著述中輯錄180余條體現反專制精神的言論，並用盧梭《民約論》中的觀點與之比附，說明古聖與西哲的相通之處和相異之點，並據此得出結論：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
國粹派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主張，深刻反映出在半個世紀的“西學東漸”過程中，國人對中西文化的對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學中源”，繼而出現“中體西用”，19世紀末有“全盤歐化”，時則提出“復興古學”。這表明，如何對待中西文化，如何會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國必然遇到也必須做出回答的問題。但國粹派卻沒有能夠解決這壹課題。
首先，在“復興古學”口號下，國粹派表現出壹種對中國古代文化學術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優劣地壹律大加贊賞，甚至把封建糟粕也當做精華進行吹捧的過分崇古傾向。譬如，他們壹面倡導掙脫家族束縛、爭取人性解放，壹面又提出“家族倫理不可驟廢，若以家族倫理為可廢，於壹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註：劉師培：《倫理教科書》，《劉申叔先生遺書》65冊。）；壹面宣傳“合眾***和不可已”，壹面又揚言“***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註：章太炎：《代議然否論》，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69頁～470頁。），造成人們思想認識混亂，也削弱了國粹派反封建的鋒芒。為攻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國粹派盲目崇信、無限擡高中國傳統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錯誤。譬如在宣傳民主***和思想的同時，不倫不類地把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詢民之法”比附於西方民主制度（註：馬敘倫：《天廬政學通義》次六、次三，《國粹學報》9期，光緒三十壹年九月廿日。）；並認為中國本已有“君”，實無必要再設“總統”，“是國不可以廢君，廢君，是廢群也”（註：馬敘倫：《＠②天廬政學通義》次六、次三，《國粹學報》9期，光緒三十壹年九月廿日。）。對“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揚，極易將人們思想導入誤區，似乎只要回復古代，現實壹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國粹派中許多人都是剛從封建士大夫營壘中決裂出來的，他們雖已投身資產階級革命，但頭腦中還有太多的封建意識。在建設近代民族文化問題上，他們雖然主觀上想創造新文化，但又過分推崇古代學術思想，這在壹定意義上助長了封建復古主義逆流，阻礙了資產階級文化傳播，妨礙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