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種是舊式的傳統偏見，即積貧積弱說。從前人們往往壹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壹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宋代弱而不貧，不能因其弱而稱其貧，即社會生產力低下、社會經濟不發達。宋代弱，但不貧，這在今天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壹定要說宋代貧，也僅僅是指其中央 *** 在壹段時期內財政比較困難。有宋壹代?革命?多。某些學者將宋代石炭即煤的廣泛使用並運用於冶煉稱為?煤鐵革命?或?燃料革命?，其實質為能源革命；將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大幅度提高稱為?農業革命?；將城市面貌大改觀，坊市制度的打破，商品交易在空間和時間上都不再受限制稱為?商業革命?；將紙幣的產生稱為?金融革命?；將印刷技術的提高以及所引起的書籍逐漸普及稱為?印刷革命?，其實質為信息革命，人們儲存和傳遞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諸如此類，不壹而足。對於上述現象所達到的實際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使用?革命?壹詞是否恰當，人們可以提出質疑。但很難否定宋代在不少領域的較大發展，有的領域甚至可以用?突飛猛進?壹詞來形容。積貧積弱之說實不可取。另壹種是新式的傳統偏見，即上行下行階段說。此說始於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傳入。蘇聯的權威史學刊物《歷史問題》曾開展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討論，最後以編輯部名義發表了總結性文章。這篇文章認為，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為上行即上升階段，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性質，促進社會經濟順利地向前發展，甚至突飛猛進；第二階段為下行即下降階段，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社會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當時的時髦語言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中國歷史學界同全國各行各業壹樣，壹味盲目學蘇聯。於是，上行下行階段說被移植到中國古代史研究中來，用所謂?理論?宰割歷史，不加論證就把宋代判定為已進入下行階段，社會停滯。此說是對生產關系壹定適應生產力性質原理的刻板理解和機械運用，將社會發展的模式簡單地描述為滑梯式的，由兩條筆直筆直的直線所構成的?人?字形，直上直下，陡升陡降，不符合歷史實際，不足憑信。如今人們常常講到的?唐、宋變革?，就不是停滯性的下降型轉化，而是前進性的上升型運動。中國古代社會從宋代開始進入了繼續發展、進壹步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絕非停滯或下降。要把握壹個時代的歷史地位，應當將這壹具體歷史時代放在歷史發展演變的總進程中去作動態考察。不僅要順看歷史，而且要倒看歷史。也就是說，既要瞻前，也要顧後。北宋大臣李清臣誇耀：?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漢、唐?［1］（卷135，《歐陽文忠謚議（李清臣）》。蒙古出使南宋的使者郝經把宋朝連同先前的漢朝、唐朝盛贊為?後三代?：?漢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貴朝享國之久則似夫周，可以為?後三代?。?［2］（卷39，《使宋文移?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李、郝之說均屬於瞻前，即與前代作比較，（宋朝歷史 ）確實可以凸顯宋代的歷史地位。人們經常引用的陳寅恪先生的論斷：?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3］（p245），也屬於瞻前。其實，顧後比瞻前，或許更重要。所謂顧後，即與後代相聯系，而不是刻意去論證宋代如何為後代所不及，那樣的論證並無多大意義。如果把宋代與後世聯系起來考察，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兩點。第壹，開後世之先河。元、明、清時代不僅其社會經濟在宋代的基礎上發展，其政治制度對宋代因襲之處頗多，而且其某些標誌性的突出社會現象早在宋代已見端倪。目前，學術界論唐、宋變革多，講宋、明聯系少，當然也並非絕對沒有。如朱瑞熙將明清八股文的雛形即時文追溯到宋代［4］，李弘祺認為，明清時代舉人所享受的種種待遇和特權，宋代已有之［5］。諸如此類的現象還很多，只是我們研究得不夠而已。如明清時代的居住鄉間而有功名，近似於官而異於官，近似於民又在民之上，並代表地方勢力的鄉紳，北宋時已出現，南宋時為數更多。第二，為後世留下遺產。據前輩學者研究，主要是兩大筆：壹筆是物質遺產?發達的江南經濟；另壹筆是精神遺產?理學。僅就這兩大筆遺產而言，宋代對後世的影響也十分深遠。已故旅美學者劉子健指出：?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壹帶為重點。?［6］（p80）此前，嚴復作為啟蒙思想家，其認識更高遠也更深刻。他說：?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壹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具不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7］（p1）盡人皆知，唐代以善於對外來文化的優秀成分具有驚人的吸收力而於史有名。對於外來文化，唐朝人胃口好，消化能力強，不怕吃了外來物種變為異形。由於唐代正處於消化外來文化的過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難免帶有某些所謂?異國情調?。而宋代文化則是在消化過程基本告壹段落以後，建立起來的更加富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化。今天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審美觀點以至表達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獨特個性，明顯地不同於外國人。按照嚴復的看法，所有這些都與宋代、宋朝人和兩宋文化有很深的淵源。難怪某些外國學者，如曾在20世紀50年代發起國際性宋史研究計劃的已故法國學者巴拉茲（漢名白樂日）認為，要認識當前的中國，應當從宋代開始。可見，宋代不僅對後世有深遠影響，而且具有其特殊的認識價值。壹種傾向掩蓋著另壹種傾向。當前，學術界每逢探討歷史課題，必首先論述其地位，其中不乏過甚之詞。就宋代歷史而言，從前的主要傾向是貶低宋代。目前這種現象仍然存在，同時似乎又出現了高估宋代的傾向。如果我們今天仍沿用宮崎市定當年的說法，將宋代視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並認為東方的文藝復興引發了西方的文藝復興，早於西方的文藝復興幾百年，就不免有哄擡兩宋歷史地位之嫌。如今在有關書籍中，不時發現將宋代艷稱為傳統社會的?理想狀態?、?最佳境界?等提法。在我看來，這些只怕也屬手過甚其詞。參考文獻：［1］呂祖謙。皇朝文鑒［M］。四部叢刊初編本。［2］郝經。陵川集［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陳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朱瑞熙。宋元時代的時文［J］。歷史研究，1990（3）。［5］李弘祺。宋代的舉人［A］。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C］。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6］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匯編［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7］宋史資料萃編?靖康要錄［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張邦煒：1940?，男，四川省江安縣人，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原載《河北學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