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王堆和張家山出土醫籍中有脈學診斷書《脈法》，馬先生將《脈法》壹書內容分成了7個自然段（七節），其中第2自然段為“（脈）氣也者，利下而害上，從暖而去清。故聖人寒頭而暖足。”在其下有馬先生如下按語：“這三句是指出脈氣在人體作用的生理規律。所謂‘利’與‘害’和‘從’與‘去’，都是在壹定條件下具有相對的意義而言，沒有絕對化的概念。所謂‘寒頭而暖足’的主張則是和《難經·四十七難》的‘人面獨能耐寒’理論相壹致的”〔4〕。馬先生找出了出土文獻中“寒頭而暖足”這壹重要中醫養生理論與傳世文獻相印的地方，這便於用傳世文獻理解出土文獻。 《脈法》中踝上古診法的“二重證據法”研究：馬先生講：“在敦煌出土的醫藥殘卷中現存法國國立圖書館編號的P.3287錄有壹段《黃帝內經素問》的佚文，其原文是：‘以左手去足內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當踝上微而彈之。其脈中氣動應過五寸已上。蠕蠕然者，不病也（蠕蠕者，來有力）；其氣來疾，中手惲惲然者，病也（惲惲者，來無力也）；其氣來徐徐，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手者，死也（徐徐者，似有似無也）；其肌肉身充，氣不去來者，亦死（不去來者，彈之全無）。’（以上括號內的文字均原卷子之註文。）”
這段敦煌殘卷《素問》佚文即使有夾註，今人讀後也非常費解，特別是對其中踝上診脈法的操作技術如墜霧裏。
馬先生將這段出土文字與通行傳世本(王冰註本)《黃帝內經素問》的原文對照時，發現傳世本“原文中的‘左手足上’及‘庶右手足’等字樣的含義在王（冰）註中並未能真正搞清楚，故其解釋也甚為牽強。”可見傳世文獻由於經過多家傳抄與註釋已存在文意不清、解釋牽強的地方。如果沒有異本或新出土資料，這壹踝上古診法將繼續成為千古之謎而不得釋。
在通行傳世本《黃帝內經素問》解決不了這壹疑團時，馬先生首先尋找的是傳世本《黃帝內經素問》的異本，即《針灸甲乙經》和《黃帝內經太素》，他把涉及此診法的三種傳世異本文字加以對照，發現“傳世本的原文在這三句話中缺‘而’字，衍‘上’、‘庶’、‘足’三字，遂使全部文意無法確釋。而《太素》本 在‘左手’後又脫‘足’字，文意也欠通順。故通覽全文當以《甲乙經》本及全氏註本中的原文更為明確。”通過三種傳世異本對勘，發現了問題，解釋了疑問，也選擇了善本。在清楚傳世本異文基礎上，“可以初步彌補並改正原文的不足，使這種診脈方法有了比較明確的說明。”
在此基礎上，馬先生進壹步將敦煌出土卷子與《內經》三種古傳本文字對照，發現“在敦煌卷子中的這段文字，特別是著重提出了‘足內踝上五寸’和‘指微按之’的字樣，遂使之《內經》中的這種古診脈這段原文中的操作方法更加明朗易解。”因此敦煌出土的這種古脈診文獻起到了釋傳世文獻千古之疑的作用，“也可以說是對《內經》古本佚文的壹次重要發現”。如果敦煌出土文獻這壹證據為孤證難立，且為《內經》以後的別傳本的話，那麽馬王堆與張家山出土《脈法》則進壹步印證了《內經》時代甚至更早踝上脈診技術的內容，並將疑團進壹步解開。
馬先生說：“1973年末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醫學帛書有《脈法》壹書的殘文（引者按：《脈法》甲本）。由於該書原文缺損過半，全部只保存有188字。因而盡管也記載了上述在足踝部上方的這種診脈法文字，但只余存蛛絲馬跡的個別脈象記文，已無法窺覓其完整的全貌。當然更未能知曉與印證此書中尚有上述診脈方法佚文的實事。”這壹論述也充分表達了出土文獻的壹大局限，即當出土資料殘缺嚴重時，它對於傳世文獻的研究也是愛莫能助的。
然而正在人們為《脈法》甲本的殘損嚴重而遺憾時，1989年湖北省江陵縣張家山發掘出土的漢代竹簡《脈書》中的五種古醫籍有壹種與馬王堆出土帛書《脈法》甲本相同的《脈法》乙本，而乙本比甲本保存完好，多出124字，特別的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在《脈法》甲本中所記載的踝上古老診脈方法。
其原文如下：“相脈之道。左□□□□□□而按之，右手直踝而簟之。”馬先生在考釋以上原文時，得出以下壹些結論：
“第1，上文第三句的‘簟’字可以假借為‘彈’。因為簟與彈上古音均定母紐……而‘右手直踝而彈之’壹語恰好和上述包括敦煌出土及傳世的《內經》各本的‘右手當踝而彈之’的文字相同（按‘當’與‘直’古字同義《廣雅·釋詁上》：‘當，直也’。） 第2，上文第2句在‘左’字後原缺6個字。而從同壹句的最後3個字‘而按之’及第3句‘右手直踝而簟之’來看。在‘左’字之後正好可以根據《內經》各本中的佚文補入：‘手上去踝五寸’6字。這樣，全部三句話即可重新復原為：
‘相脈之道。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彈之。’”馬先生的這兩條結論充分說明傳世文獻對出土文獻考釋的價值，這比王國維的出土文獻證實（或補足糾正）傳世文獻更進壹步了，所以傳世與出土文獻可以相互印證、相互利用。
馬先生在上述分析後得出結論：“由此可見，這次張家山漢簡《脈法》乙本的出土，再次彌補與印證了位於足踝上部位的古診脈法原文。也是繼敦煌出土卷子後的再發現。而追溯其歷史淵源也更為古老。” 所以，馬王堆和張家山出土《脈法》進壹步證明了《內經》時代甚至更早踝上脈診技術的內容。
近數十年來，考古資料發現和學者們所做的文獻整理、考辨工作，特別是出土的竹書帛書對研究古書體例，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新成果，推動了學術史的研究，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第壹，有助於對古籍形成過程的認識，古書的體例壹般為：（1）古書不題撰人；（2）古書多無大題，而種類名、氏名及篇數字數稱之；（3）古書多以單篇流行，篇題本身就是書題；（4）篇數較多的古書多帶有叢編性質；（5）古書往往分合無定；（6）古書多經後人整理；（7）古書多經後人附益和增飾；（8）古人著書之義強調“意”勝於“言”，“言”勝於“筆”。[6]新發現的大量簡帛書籍，與現存古書相對比，我們不難看到，在古書的產生和流傳的過程中，有下列十種情況值得註意：（1）佚失無存；（2）名亡實存；（3）為今本壹部；（4）後人增廣；（5）後人修改；（6）經過重編；（7）合編成卷；（8）篇章單行；（9異本並存；（10）改換文字。[7]古代並沒有我們現在這種裝訂的書，所謂“書籍”都寫在竹木簡板或絹帛上，容易增改變更，古人又不註意版本問題，抄寫傳授時改動是常有的事。因此，如果發現壹兩句話只能在後代才可寫成，也只能說明那壹兩句話是後代寫的，決不能證明全篇或全書都著於後代。古代子書大都是某壹學派傳習的資料匯編，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論，也有門弟子或後學增益的學案、語錄、筆記、傳狀、註釋等內容。如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有些篇與《管子》有密切關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內容分別見於《管子》的《七發》、《參思》、《地圖》等篇，通過對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襲用、割裂《王兵》篇的。這對於了解《管子》的成書過程有重要意義。同時，古代數術、方技方面的著作，也是以較早的同類著作為依據，逐漸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如馬王堆帛書和張家山漢簡中的《脈書》，可以視作《黃帝內經·靈樞》中的《經脈》篇的祖本，張家山漢簡《算數書》即後來《九章算術》的源頭。第二，有助於對古籍真偽的辨別和時代的判斷。如今本《六韜》、《尉繚子》、《晏子春秋》、《鹖冠子》、《文子》等書，都曾被前人判為偽書，但在銀雀山和馬王堆漢墓中分別發現這些書的部分篇章，文字與今本大體相同。壹種書從寫成到流傳，總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這些書的著作年代當不晚於戰國，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說明《老子》成書的時代最晚也晚不過戰國早期。所有這些新發現的簡帛佚籍都使我們對以往似乎已成定論的學術史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第三，有助於古籍的校讀，如校正文字、闡明辭義、文義等。考古發現的古書，有些就是傳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雖是佚書，但與傳世古籍有***同的內容，因此，它們都是可以用來校讀傳世古籍的極好資料。對於墓葬中出土的古籍來說，保留了更多的原本形狀，避免後人的增刪、附會和轉抄錯誤，因而是真實可信的第壹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