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眾分層看古籍整理的新趨勢
當前，隨著古籍整理借助通俗化手段而獲得新的發展，壹個新的問題已不能回避：新的受眾群體對古籍整理有著怎樣的新需求？出版界應當選擇怎樣的方式才能滿足他們的古籍閱讀需要？對此的全面考察至少需要涉及五個方面，這就是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著名的“五W模式”——誰、說什麽、通過什麽渠道、對誰說、
產生了什麽效果。但限於篇幅，我這裏僅僅打算從第四個“W”即“對誰說（to whom）”角度去做點嘗試性探討，著重從受眾需要的變化角度看古籍整理的現狀與趨勢。“對誰說”，突出顯示的是受眾角色在古籍整理中的重要性，它要求我們思考當前古籍整理究竟為了誰，向誰傳播的問題。
我們應當從變化視角理解受眾在古籍整理中的角色和需要。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我國古籍受眾群體大約經歷了三變：壹變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精英內斂階段。盡管曾有過古代典籍的通俗化要求，如“評法批儒”、“批林批孔”運動中重新編輯出版部分古籍（如《史記》、《資治通鑒》等），但那主要是出於政府高層政治鬥爭需要，與普通受眾個人的閱讀需要關系不大，因此涉及面很小、數量也很少，而古籍整理的真正的受眾主流還是少數精英人物或文化人，這種精英受眾呈收縮或內斂態勢。二變是指80年代的精英復蘇與通俗化並存階段。雖然針對受眾的文化啟蒙需要，加強精英化建設成為“新時期”古籍整理的主要任務，但隨著物質生活的變化、教育水平的快速普及與提高及文化啟蒙進程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普通受眾開始擁有了消費和接受古籍的需要與能力，這就迫使古籍整理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通俗化熱潮，如《史記註譯》、《聊齋誌異全譯》、《文心雕龍譯文》等。三變是指90年代以來至今的精英擴張與趣味分化階段。壹方面，隨著我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文化時代，精英受眾群數量迅速擴張，古籍整理的需求量隨之增多。例如，今年我國高校本科高專計劃招生530萬人，為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時（27.3萬）的19倍，為1991年時（62萬）的8.5倍。另壹方面，隨著大眾媒介、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文化消費市場的發達，古籍整理面臨著以前從未有過的新形勢：受眾的層次變得更多了，他們的閱讀趣味也分化了。古籍整理如何應對這種受眾新形勢？
冷靜地分析當前古籍受眾的結構，不難發現壹種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已經出現，這就是受眾分層。受眾分層在這裏是指受眾群體在傳播活動中由於社會身份與閱讀趣味差異而出現的層次分化狀況。不同的受眾會有不同的古籍需要，這與20世紀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領域那種單壹的精英受眾群體相比顯然是變化驚人。粗略說來，當前的受眾分層狀況具體體現為如下三層次分別：精英小眾、文化大眾和普通大眾。這三種人群在數量上的關系如果以圖的形式表示，則呈現為壹種金字塔分布： (見圖)
在這個金字塔的內部構成關系中，盡管可以梳理出四類群體，但從它們之間相互分別又交叉的復雜情形看，分成三個層次應更合理。首先，處於金字塔高層即塔尖上的是精英受眾群體，有專家學者、大學教師、科研工作者等。他們的文化教育層次最高，專業性強，但人數最少，屬古籍整理受眾中的“小眾”，可稱精英小眾。其次，處於金字塔最下層的是低等和初等文化程度的人群，文化教育程度低，但為數眾多，擁有最龐大的受眾數量。最後，位居金字塔中部、上下兩層次的變化與交叉地帶的是普通文化人群體——那些受過普通高等教育的受眾群體，如擁有大專、大本甚至部分研究生學歷的工薪階層、白領、機關工作人員、媒體從業人員等，可稱文化大眾。他們中不少人雖受過高等專業教育，但往往轉而從事非專業的其他應用行業，因而在文化消費方面會呈現需要和趣味的多樣化面貌。有意思的是，囿於傳統的精英與大眾二元對立觀念，這個日漸重要的中間層次往往容易受到忽略。隨著我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接受高等教育而從事非專業的職業人員數量迅速增長，文化大眾隨之會不斷膨脹，他們攜帶其強烈而又多樣的文化消費欲望會成為圖書市場、尤其是古籍整理圖書的重要消費群體。這壹群體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面對上述受眾分層情形，古籍整理應該如何進行？是繼續堅持過去的精英主流戰略，還是順應當前大眾化趨勢而義無反顧地走通俗化道路？我認為這兩條道路都有其片面性而不足取。精英戰略完全以精英需要為宗旨，明顯地與當前受眾變化趨勢背道而馳。雖然其堅守古籍原味的初衷值得敬重，但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顯然會遭遇市場困境——古籍高則高矣，無人問津又奈何？而大眾化戰略主要從大眾趣味出發去整理古籍，壹味地滿足大眾趣味而忽略提升，難免有時容易滑向庸俗化絕境。我的主張是，根據受眾分層狀況而實施相應地不同的多元化古籍整理戰略。
多元化古籍整理戰略，是受眾分層時代的壹項必然選擇，要求根據不同受眾群體需要而采取分層化古籍整理方式。（1）面向精英小眾層次的古籍整理，應盡量滿足這個層次人群的高雅文化需求。這類古籍圖書需求量較小，印數壹般不會超過5000冊，但這類古籍在整理出版時就需要盡量保障專家們所偏愛的“原汁原味”，如繁體、豎排、無標點或者線裝書之類。市場銷量小卻又質量要求高，往往造成要求高、投入大而市場虧損嚴重的結果。支撐這類古籍整理的應是政府或各種團體的文化事業專項投入，以及下面幾類古籍整理的市場回報和補貼。（2）面向第二層次受眾即文化大眾的古籍整理，則壹方面要保障高雅文化的雅趣，另壹方面又要適當增強趣味性。因為這壹層次文化水平較高，人數稍多壹些（近年每年高校本專科畢業人數就已達三百多萬人，未來幾年將激增到五百余萬），是文化消費市場的壹支主要力量。他們既有文化閱讀需要，又有壹定的購買力，同時還有強烈的日常生活娛樂與休閑需求，因此對於古籍有既高雅又廣泛靈活的需求。這類古籍整理則可能既需要簡體、橫排、標點、註釋甚至白話譯文，還有相應的研究性著述，以及某些圖文並茂、趣味性強的課余通俗讀物。這樣的古籍整理顯然就有更大的市場，既可以養活出版機構，又可以促使它們把盈余投向上述精英小眾的古籍整理補貼。（3）面向第三層次受眾如初高中文化程度階層（包括高中生、初中生、工薪階層等）的古籍整理，則需要走提高與賞析結合的路線，即壹邊接受古籍教育壹邊有趣味滿足。這個群體人數更多，大多處於青少年成長與認同階段，性情活潑而為定型，受教育的欲望強烈、文化提升任務繁重，但又受到經濟實力的限制，比較謹慎，選擇時比較挑剔——即喜歡讀那些相對不大費力的文字。因而這類受眾在閱讀古籍時，可能需要在第二層次書籍形式基礎上更多地配以插圖、連環畫、評書、白話重寫、演義、武俠小說等通俗形式。金庸小說雖然可以“雅俗***賞”，深入到所有階層讀者群中，但受眾數量最多的可能正是這壹讀者群。（4）面向第四層即較低文化層次如小學生、普通人員、打工仔等的古籍整理，就需要實施娛樂中學習戰略了。娛樂中學習，是說以娛樂為主而輔之以潛移默化的感染與提升效果，大抵相當於古代所謂“詩教”或古羅馬賀拉斯所謂“寓教於樂”。這個層次的人數最多，其中小學生是壹個特殊群體，在目前重視素質教育的大背景下，家長舍得在教育方面下本錢，在孩子身上花錢。而這些兒童少年尤其需要的古籍形式，就可能是邊娛樂邊學習了。如何使廣大少年兒童在娛樂中逐漸地接受中華古代典籍的潛移默化熏陶？這無疑是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考慮的迫切課題。
當然，對上述多元化戰略的描述尚是初略的，有待於進壹步探索。無論如何，我們既不能死守“原汁原味”的老路，也不能幹脆全盤通俗化，而應面對受眾分層狀況而制定相應的多元化與分層化古籍整理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