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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南宮——淡於仕宦的張裕釗

張範津

張裕釗堪稱清末大師級的人物,可謂高山仰止。然而與其在文學以及書法方面的成就相比,仕途上的進步則就乏善可陳了,因為他是晚清最具影響力的肱骨大臣曾國藩的高足,是著名“曾門四弟子”中唯壹沒有官名的人。“國藩即成大功,出其門者多通顯。裕釗相從數十年,獨壹治文為事”,這是《清史稿?張裕釗傳》中的壹段話。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在徐世昌等編纂的《清儒學案?張先生裕釗傳》中記曰,張裕釗“平生淡於仕宦”,我以為這裏給出的解釋是非常切合實際的,可以說,著壹“淡”字而境界全出。

張裕釗的仕意之淡是由仕意之濃發軔的。仕途經濟壹向為文人學子們的首選出路,誌向遠大才情聰穎的張裕釗既沒有生活在真空中,更沒有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的本領,因此他對科舉之途不但有著本能的向往和憧憬,而且還有積極主動的行動。他十六歲即通過童子試考取了秀才,第二年便赴省參加鄉試,因其“齒最稚”(《張裕釗詩文集?範鶴生先生六十壽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頁)未中。之後居鄉苦讀,於二十四歲中舉,二十八歲參加會試,官授內閣中書。至此,可以說張裕釗的仕途之路是壹帆風順的。

仕途的正道可謂找對人,走對門,此二法門,張裕釗均已得到。“找對人”——他入京會試即見賞於廟堂清要,禮部侍郎 曾國藩 ,不但親自召見,而且還收為門徒。禮部侍郎即禮部副部長,正二品。曾侍郎不但是高官,中興功臣,而且還是晚清文章大家、文壇巨擘,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了“中華千古第壹完人”的美名,在當時曾國藩可謂壹支潛力巨大的成長股。在他的引導提攜下形成了“出其門者多通顯”的景象。所謂“走對門”——他科舉正途出身,考中了舉人,通過了殿試,盡管所授內閣中書品級不高,但這畢竟是“部級公務員”,可謂居廟堂之高了,幾年後壹旦外放,壹般都要給個地方大員。然而張裕釗對此不但沒有用心“把握”,反而輕易地放棄了。進京兩年後,於鹹豐二年(公元1852年)八月即辭官,並且“自壬子出都後,即絕意仕進”(《張裕釗詩文集?附錄?哀啟》第551頁)。

俗話說鞋子好看不好看別人說了算,而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張裕釗之辭官是他人生歷程中超俗而又不失理性的壹個重大轉軌。從現有資料看,可以肯定地說,他的這壹決定絕非心血來潮的壹時沖動,也不是被逼無奈的純然被動。這其中定然關涉著豐富的歷史人文信息,既有外因的作用,更取決於內因的驅使。

從外因分析。此壹時期,對張裕釗思想和行為可能產生影響的起碼有三件事。其壹,其拜官之次年即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八月,洪秀全陷永安,建太平天國,壹場歷時十四年之久的大規模反清運動拉開序幕。其二,是年他的家鄉“湖北各地,七月間有撚黨活動頻繁,通城縣人民抗糧紛起,清庭嚴令督繳並懲辦肇事罪首”(《張裕釗年譜及書文探討》聞鈞天著,湖北省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8頁)。其三,恩師曾氏於鹹豐二年(公元1852年)七月以江西鄉試正考官之身赴任,行抵半路,得母喪,即返湖南湘鄉守制,使張裕釗於京城之中失去了知遇甚厚的知己。以上三事,對張裕釗的影響是肯定的,但他從中領悟出了多少社會信息、程度如何不得而知。

再從大的歷史進程分析,此時已至滿清王朝乃至整個封建社會的末期,康乾盛世的風韻早已蕩然無存,政治腐敗,治理無能,官場齷齪,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羲軒堯禹盡塵土,伯益庭堅不可攀。”(《張裕釗詩文集?放歌行》第367頁)羲軒堯禹似的聖君已後無來者,伯益庭堅樣的名臣求之亦難。此情此景致其“年來心緒冷如冰”(《張裕釗詩文集?新歲口占》第306頁)。盡管張裕釗“疇昔少年日”即“抗意追唐虞”(《張裕釗詩文集?秋懷》第320頁),並且“早歲心期隘八垠”(《張裕釗詩文集?與友人夜話》第301頁)。但由於時代、氣質、關註點的差異,張裕釗的政治抱負僅限於文人符號似的理想層面,同李白“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壹。”(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遠大誌向的浪漫和執著, 杜甫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杜甫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政治理想的明晰和自信壹樣,是無法進入操作層面,因此也是註定難以實現的。“自非松與柏,歲寒誰能持”(《張裕釗詩文集?種花》第292頁),既然“自度其才不足拯當今之難”,無才可去補蒼天,因此只好“退自伏於山澤之間”了(《張裕釗詩文集?贈吳清卿庶常序》第49頁)。作為壹介書生他可以出汙泥而不染,而於大廈將傾之時,他壹孤柱獨木怎能挽頹勢以回天?在進與退、仕與隱的抉擇中,知識分子骨子中固有的清流名士之氣占據了上風,張裕釗的治世之誌動搖了,對朝廷、對君王的忠信之基塌陷了。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若從內因層面作更深層次的解析,則可看到,張裕釗之辭官無疑是他在特定境遇下基於心性誌趣作出的理性選擇,是其對自己深度自省之後自知的表現。舊時的官場不啻壹架磨滅人性的機器,只要投入其中,不論賢與不肖,都要首先把妳粉身碎骨,然後再依其所需進行另壹番塑造,政客們是決不容許在自己的群體中有異類出現的。唯其拋棄自我、犧牲自我、甚至出賣自我,才能得到壹個新的自我,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這對於“顓顓獨不化,難與俗為緣”(《張裕釗詩文集?客去》第365頁),以追求靈魂高貴為主旨,以保全自我為至上的張裕釗,無疑就是官場死刑的自我宣判,而退出官場則確為再合適不過的選擇。做出這樣的決定對於常人可能非常痛苦,但對於張裕釗卻又順理成章。

十年寒窗無人問,壹舉成名天下知。在洗盡多少年來書房油燈熏漬的煙垢,穿上華貴的朝服,封官列品後,張裕釗確實感受到了“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的尊崇和禮遇,但卻沒有引發他內心的欣喜,反而總有於我如浮雲之感。因為他從未把當官作為終極目標,為了當官而當官,為當官而不擇手段,特別是因此而葬送本真的自我。他說不論出處仕隱,都要“壹惟其職與其誌之所必為”(《張裕釗詩文集?送黃蒙九序》第38頁),以此為前提,“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則聽之而已”(《張裕釗詩文集?答李佛笙太守書》第94頁),“壹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脫屣耳”。此即先賢所謂“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但不論“仕”還是“止”,“出”還是“處”,“唯其可焉爾”《張裕釗詩文集?送黃蒙九序》第38頁)。此處之“可”,是相稱、適合的意思,即相稱於心、適合於道、“職”“誌”稱合的理想,是至純至凈的境界,是“唯求不失己而已”(《張裕釗詩文集?附錄?哀啟》第552頁)的要求,這就是張裕釗對於求仕為官的態度。然而,此境只應天上有,人間能有幾回見? 在這樣的心境下,辭官豈不由偶然成為了必然?

對於張裕釗而言脫離官場後最好的出路就是文事,從文事中找尋對自我的滋養,既符合他的心性,更是他的理想。他說“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之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饑者溫飽者,擾擾壹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因對修研文事愛之甚深,心中有足樂者,所以不以身外之物為念,又豈“以壹官置意中”?“雖百郡守,不以易也。”可謂好文者的極端之論,不亞於曹丕“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說。特別是在他看來“人生通塞、行止、去往,皆有定分,非人之所能主。惟讀書立品,則我之所能自必者。”既然惟文事可以自己主導,可以自由馳騁,堪稱相稱於心,適合於道的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以其為畢生追求,可謂順理成章。“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張裕釗詩文集?與黎純齋書》第80頁),這是他與好友黎純齋的對話。“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壹意摶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張裕釗詩文集?答李佛生太守書》第94頁),這是他與同道李佛生的交流。“閑居絕塵鞅,眷此壹床書。萬卷安可窮,卷帙還自娛。”“聊從吾所好,寧爭賢與愚。”(《張裕釗詩文集?幽居》第290頁)這是他於文事的表白,“人嘲春蠶自纏縛,蠶不作繭復不樂。”(《張裕釗詩文集?燈下放歌》第310頁)這是他於文事的自悟,這裏“喜文事”是他的誌趣,而“不失己”則是他的本性。得意門生賀濤最解老師之願“先生未嘗求知與人,故能不踐窮通之途,以自適所樂。令學者毋戚戚於先生之遭。”(《張裕釗詩文集?附錄?武昌張先生七十壽序》賀濤第564頁)這裏賀濤說得多麽明白,先生從不希求知遇,更不求有所依附以圖進身,他之退伏山澤之間,以修研文事、授業解惑為業,既免於官場的傾軋和齷齪,更自得其甘,妳們千萬不要以己之心度彼之腹,以為先生不去做官就好像遭遇了多大不幸的似的。確實張氏辭官,若人各以所願為者期之,則實乃人生之大損失。而若以本性誌趣分析,這壹決定無疑是張裕釗的自我解脫,是對其固有心性的放飛。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壹決定無非是使官場少了壹個小吏,但卻使學界多了壹位大家,於人、於世得失自明。

思想決定行動,因為淡於仕宦,“不以壹官置意中”,所以他就更專註於文事、專註於教育。正如不同讀者之於《紅樓夢》壹樣——“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絳洞花主〉小引》)。在張裕釗眼中,集朝中重臣、學界大家於壹身的曾國藩,自然也就不是全力攀附的高官、委身依附的後臺,而純然壹位文章大家、文壇巨擘了,因為他的興奮點和關註點是學術而不是宦術。“張裕釗與曾國藩其他僚屬不同,他對當時的軍政時務均不感興趣”(《清代名人傳略?張裕釗》)。“嘗從曾國藩軍中,壹小屋***處者五人,比屋居者凡三十余人。國藩興則治文檄者治文檄,讀書者讀書,國藩寢而誦聲輟。有出與人賭酒者,有***為戲謔者,有引被臥者。唯裕釗自有常課,未嘗視國藩寢興為作輟”(《近代名人小傳?張裕釗》)。安安靜靜地讀書治學,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曾國藩閱人無數,以相人見長,張裕釗為曾氏賞識並收其為徒,顯然看重的也是文才而非吏能。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初三日,曾國藩日記記曰“張廉卿於午刻及夜間來船痛談古文,喜吾學之有同誌者,忻慰無已。”(《曾國藩全集?日記》第十六冊,嶽麓書社2012年版,第466頁)這裏“吾學”,顯然是指曾氏之學術思想及學術追求,“同誌”,當然是誌同道合的人。鹹豐九年九月八日曾國藩日記再記“旋送廉卿去。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曾國藩全集?日記》第十六冊,第468頁),由此足見曾張二人感情之深,相知之深。在鹹豐十壹年十壹月“張廉卿往兩江總督府治安慶謁見曾國藩,在曾幕,曾勸他不要做官,專治文事”(《張廉卿詩文註釋(下)?附錄?張廉卿先生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2頁)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對張裕釗的放棄,而是為他開啟了另壹扇大門。同治元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後,隨即著手為張裕釗擇較優書館。從而更加固化了他半隱半仕的生活狀態,維持了壹個文人學者必須的體面。所謂半隱,即他辭官之後終身未仕。所謂半仕,即他壹生主持多家書院並出任山長。書院山長盡管是有別於官員的壹種職位,而且書院亦是民間教育機構,但清季書院山長地位為時人所重,因此均由官方選拔任命,非名儒碩學不得禮聘,這無形中不但使山長之職具有了官員的性質,而且亦有了相當高的尊嚴和地位。由於不參與社會的治理實踐,所以非常適合張氏那種散淡不羈的個性,使其有了“生平處賓師之位,稍不合,輒托故辭去,亦不言其所以然”的機會(《張裕釗詩文集?附錄?哀啟》第552頁)。

因為人性過於復雜和無措,為自身所難掌控,所以說人是矛盾的綜合體,這壹點在張裕釗身上顯得也尤為突出。他自稱“已無將相王侯念,更問千秋萬歲名”(《張裕釗詩文集?飲酒》第334—335頁),他表白“我生固坦蕩,畏從簪紱儔”,他認為“古來賢達人,往往沈林丘”(《張裕釗詩文集?端居》第292頁)。他悠然於“門無車馬客,室有旃檀香”(《張裕釗詩文集?空堂》第326頁)這種名實忽兩忘的境界。對於官癖之人嗤之以鼻,視被罷官的李佛生,主動辭官的黃蒙九,“其仕也……壹聽其自至而已,非有慕於榮利,而求得之也。”(《張裕釗詩文集?範月槎觀察六十壽序》第67頁)的範月槎為同道知音。盡管這樣,卻也絕不表明他對仕途的厭惡、同社會現實的剝離,他不但“區區之隱,則未能壹日以忘斯世”(《張裕釗詩文集?贈吳清卿庶常序》第49頁),“猶有憂時心未減”(《張裕釗詩文集?秋夜》第285頁),而且對於自己的辭官有時又表現出了些許悔意“長謝軒車吾已了,蒸黎可惜與輕拋”(《張裕釗詩文集?當時》第303頁)。因此他之辭官,既沒有徐誌摩“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那種“走了”的輕盈和優雅,更沒有陶淵明堅辭彭澤縣令後“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的暢朗和快意。因為他所離開的畢竟是最高權力中心,盡管當時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但這對於壹個小小內閣中書生活上的影響實在是微乎其微,所享受的不可預知的優渥待遇,卻是實實在在的,棄之不舍自在情理之中。因此在他的意識中,並不存在希望所有人都棄絕仕途的想法,更沒有要求別人也都以自己所為為師的念頭。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張裕釗親赴金陵為老師送行,在詩詞唱和中他勉勵友人“大業相期各努力,未應身後識方幹”(《張裕釗詩文集?疊原韻留別諸公》第287頁)要積極進取,建功立業,揚名身前,切莫象唐代的詩人方幹那樣,盡管身後揚名,但為時已晚。他抨擊摧殘人才、束縛人才的科舉制度,“歷數百年,而其弊已極”,並指出這樣培養出的人才“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乂安?內優外患,何恃而無懼哉?”(《張裕釗詩文集?重修南宮縣學記》第279-280頁)誤國害民顯而易見。但他卻希望自己的兒子專舉子業,通過科舉之途順達顯通。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八月66歲的張裕釗親送其子後澮赴京會試,足見他對仕宦之途的態度。

張裕釗酷喜文事,並將此作為名山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為往聖繼絕學,雖久不廢的大事。但他也不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書呆子,沒有那種壹朝入夢,終生不醒的癡勁。他說“文字虛名終底事,山林幽寄自前緣”(《張裕釗詩文集?贈方存之》第287頁),他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質問,“伏首攢眉巧語言,燥吻幹喉誦文史。其朽不朽爾能必,必不朽時競何益?”(《張裕釗詩文集?燈下放歌》第310頁)他與好友黎蒓齋曾有過非常深切的交流,直白的表達了對於文事問題的思考。他說,夫文章之事,非資才超越而且刻苦勤奮者很難成功,即便成功寫出好的文章,能否傳於後世,傳於後世是顯還是晦,是近還是遠,則又憑天意了。退壹步說,所寫文章“傳焉而顯且遠”,其文亦“不敝於百世”,然而於其時也“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到那時雖然仍有人對我的文章褒揚珍愛,但我還能見到、知道嗎?他由此發出這樣的感嘆“捐棄壹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行瘁神以僥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張裕釗詩文集?與黎蒓齋書》第81頁)對自己堅守的困惑,對仕宦之途的遊移顯而易見。

金剛不敗之身難以練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同樣難以企及,張裕釗終是凡人。 ?

?2015年春節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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