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268年無重大發明。
明清時期，這壹時期是中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終結，封建社會進入末期，各種矛盾激化，資本主義萌芽得到發展，西方的科學技術進入我國，封建階級的保守性並沒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積極作用。同時土地兼並嚴重，階級鬥爭尖銳，科技發展緩慢，但與此同時手工業生產有所發展。
康熙曾經對西方科學技術很有興趣，請了西方傳教士給他講西學，內容包括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動物學、解剖學、音樂，甚至包括哲學，光聽講解天文學的書就有100多本。
但問題是當時雖然有人對西學感興趣，也學了不少，卻並沒有讓這些知識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起什麽作用，大多是坐而論道、禁中清談。
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制中國地圖，後用10年時間繪制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這樣壹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麽作用。反倒是參加測繪的西方傳教士把資料帶回了西方整理發表，使西方在相當長壹個時期內對我國地理的了解要超過中國人。
這說明了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壹種獵奇，只是壹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
擴展資料：
從康熙帝親自領導這兩項大工程，尤其是《律歷淵源》的編纂，我們可以壹窺其名為“禦制”實為禦用科學的性質。
第壹，是指導思想上追求為皇朝現實政治服務。
觀象授時是皇權的象征，關乎皇權的合法性和神聖性，因此倍受重視。
《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書既然是禦制典籍，那就要求做到“有裨於天下國家，以傳於億萬世”，必須保證政治上合乎當時的“崇儒重道”的既定政策。表現在指導思想上，這就要求以中國傳統的天文數學為準則，而僅吸取西方的算法和技藝。
於是，康熙帝禦用的歷算專家就將河圖洛書附會為“數理本原”，以所謂周公制作的《周髀算經》為“西學中源”說張本。其用意雖說也有吸收西法的積極意義，但這不僅與科學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馳，而且將清代科學引向了“會通中西”的羊腸小道。
第二，同等重要的是，禦用科學必須由皇家來掌握、控制和壟斷。
康熙帝對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加以嚴格的控制，壹旦傳教士的活動超出了他許可的範圍，他就嚴加禁止。因此，耶穌會士的科學活動在相當程度上僅局限於宮廷壹隅，未能得到必要的傳播。至於《皇輿全覽圖》和隨後增修的《乾隆內府輿圖》等都深藏大內，不容他人染指和置喙。
然而，《皇輿全覽圖》早就由傳教士寄回法國公之於世，為歐洲人所周知，而清廷卻當作珍籍秘不示人。這真是對康熙帝等清朝統治者實行專制愚民政策的莫大諷刺。
第三，禦用科學追求的是實用性、權威性，而不是創新性。
《歷象考成》和《數理精蘊》等禦制“壹代大典”，不過是天文學、數學和歷法計算的實用手冊，服務於欽天監等機構的歷法編制和天象觀測。這兩部書對相關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的介紹都十分簡略，較之明末的壹些譯著，在系統性和理論深度上反而倒退了。
《律歷淵源》的權威性不容置疑，盡管雍正和乾隆年間《歷象考成》所載的方法推算結果與實測結果出現了差異，不得不加以修訂，但仍然沿用了原有的體例和模式。
因此，這部康熙禦制的科學經典，盡管在清代科學史上有壹定的進步意義，但放在17—18世紀的世界科學之林，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與禦用科學的權威性密切相關的是其保守性。
四庫館臣對清代官方的西學政策總結得十分精辟，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這壹政策即源自康熙帝，它妨害了中國人了解西方、理解西學。
在康熙帝的影響下，欽天監雖然聘用了耶穌會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務和工作則依循舊軌，毫無求新求變，清朝也沒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機構，最終導致在中西交流頻繁的康乾盛世，國人對近代科學毫無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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