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瑛是他的初戀，此刻的張君勵寓居海外，秋風中，她的孤墓前顯得十分冷清，而鄭振鐸徘徊墓前，像從前那樣悵望著王世瑛的照片，感傷不已，曾經心心相印的兩人，由於年輕時的羞怯、不自信和誤會，最終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垂老仍難釋懷。
鄭振鐸和夫人高君箴郎才女貌，被稱為“神仙眷侶”，而王世瑛的丈夫張君勱也是著名政治家、曾在四十年代叱咤風雲，但兩段美滿婚姻的背後，卻也掩藏著壹段淒楚的初戀往事。
幾次陰差陽錯、幾回欲言又止，曾渴望生死相依的二人在不斷的糾結和牽扯中始終無法抵達愛情的彼岸，都另外建立了家庭，而二十年後的重逢，終於讓他們看清楚了當年的心事和誤會，也增添了相愛未果的惆悵不舍。
縱然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
王世瑛的好友、女作家廬隱曾將這段沒有結果的戀愛故事寫入了小說《海濱故人》，後來，另壹位好友程俊英又在小說中進行了續寫，基本還原了二人的感情心路。
1945年，王世瑛難產身亡後，鄭振鐸更是思量不已，住在上海期間，他常到王世瑛墓前憑吊，遷往北京後，只要來上海開會或出差，他就抽空到王世瑛墓前獻上壹把鮮花，寄寓心頭難泯的思念。
有情人未成眷屬，自是人間憾事。而細察二人的情緣始末，其實他們同樣內斂、含蓄、不自信的個性，才導致未能終身相守。鄭振鐸後來得到高君箴傾心，王世瑛獲張君勱追求，都是對方更加主動，才分別成就了兩段良緣。
深摯的愛情往往基於個人魅力的互相吸引與回應，美滿的婚姻卻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多方面因素來促成，好的婚姻，壹定意義上也確實是門當戶對、性格互補、價值匹配，而不僅僅是內心難舍的情愫。
因此，從二人好友的小說中可以看出，鄭振擇與王世瑛的戀愛沒有結果，雖是憾事，卻也是壹種必然。
王世瑛與鄭振鐸都是福建人，王世瑛1899年生於閩縣（今福州市）城內東街妙巷的壹戶望族，祖父王仁堪為清末狀元，高祖父王慶雲曾任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王家人才濟濟，高官、專家眾多，王世瑛的父親在民國時擔任過福建省教育廳長，後來成為教育部主事。
鄭振鐸原籍福建長樂縣，因祖父跟著當鹽務官的表親到溫州當幕友，舉家遷往溫州。1898年，他在溫州鹽公堂衙署出生，祖父對身為長孫的鄭振鐸期以厚望，而還沒等他長大成人，祖父、父親先後去世，鄭家在當地無依無靠、坐吃山空，只能靠祖母、寡母幫人做針線活、縫補衣裳為生。
為了早點謀生養家，鄭振鐸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北京交通大學），課余他最愛買書，對文學創作和翻譯十分喜好，也在這壹年，王世瑛考入著名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並成為女高師的學生會主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王世瑛不但熱心組織活動，還積極創作白話文作品，與她的三位同學閨蜜程俊英、黃英（作家廬隱）、陳定秀成為好友，除了來自蘇州的陳定秀外，其他三位女生都是福建人，她們在時代風雲中豪情逸興壯思飛，以春秋戰國時的“四公子”自詡，中國第壹代現代女作家大多來自女高師學生，“四公子”便是其中的出色代表。
後來，在廬隱的小說《海濱故人》，曾詩意地描述過“四公子”的友情。
而王世瑛的同班同學蘇雪林則特地為“四公子”寫了首詩，稱她們“閩水湘煙聚壹堂，怪底文章盡清妙。”
1919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門大街的福建會館召開同鄉會，鄭振鐸在會上發表了演說，怒斥了日本人在福州開槍逞兇的惡行。
王世瑛聽著他滿腔熱血的發言，深感此人才華非凡，而且鄭振鐸壹表人才，身材高大、高鼻梁、寬額頭，風度出眾，令她心生好感。
鄭振鐸也對她壹見鐘情，這位女高師的學生會主席相貌娟秀、氣質不凡，壹雙眼睛裏閃著冷靜而睿智的光芒，讓鄭振鐸壹下子被吸引了。
認識第二天，他就來到女高師的紅樓，托門房叫王世瑛到會客室見面，借著學生活動的名義，與王世瑛頻繁接觸，他們有很多相同的誌趣，都喜歡文學創作和讀書，在通信中，感情不斷升溫。
陷入初戀的鄭振鐸壹發不可自拔，只要幾天不見王世瑛，他就定不下心來。
1920年1月，鄭振鐸與茅盾、許地山等人牽頭發起成立了***12人的“文學研究會”，創辦《小說月報》，王世瑛和程俊英都加入其中。
就在這壹年的年底，鄭振鐸通過了鐵路管理傳習所的畢業考試，即將畢業分配到滬杭甬鐵路上海南站當練習生，他希望能與王世瑛明確關系，便冒著寒風來到女高師，在紅樓的會客室裏向王世瑛試探地說明了自己的心意。
此時的王世瑛才21歲，出身世家的她心性單純，還沒有與異性正式交往過，因此不敢自己隨便作主，見鄭振鐸態度誠懇、真摯，她心裏感動，仍猶豫著回答鄭振鐸說：“此事必須和我的雙親商量，才能決定。”
當王世瑛的母親打聽到鄭振鐸家中貧寒、靠寡母在溫州做針線活度日時，大不以為然。她認為兩家門不當、戶不對，王家是狀元門第、代代做官、家有恒產，王世瑛的父親也是教育部的高官，而鄭家只是小戶人家，鄭振鐸還沒有正式的大學文憑，只能在鐵路上當小職員，所以，王母直接了當地告訴女兒：“鄭絕不是我理想的門當戶對的佳婿，妳不要再和他來往了。”
見父母態度鮮明，王世瑛也不敢違拗，因此沒有及時回答鄭振鐸的求愛，內心感到非常痛苦，而鄭振鐸見她遲遲未做回復，更是大失所望，常借酒澆愁。
對此，廬隱認為王世瑛應該更勇敢壹點，鼓勵她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婚姻自主！”
而王世瑛畢竟不是性格叛逆、感情奔放的廬隱，她不敢違背父母之意，甚至她也想過，如果鄭振鐸能更堅定自信壹點，再次親口跟她告白、給她壹個關於未來的許諾，她也可以跟鄭振鐸私奔。
鄭振鐸讀不懂她內心復雜的情思，他滿心期待著王世瑛能夠主動給他壹個正式回復，壹直拖了三個月也沒去上海報到工作，直到1921年3月，再也拖不下去了，才匆匆與她辭行，前往上海。
壹個月後，鄭振鐸辭去了鐵路局的工作，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編輯，同時，他還著手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的會刊——《文學旬刊》。
1921年4月23日，《文學旬刊》在上海正式成立，王世瑛在上面發表了不少文章，如小說《心境》、《不全則無》等，雖然分居京滬兩地，但她與鄭振鐸通信密切、並沒有按母親所說斷了往來。
只是，二人在通信中只談文學創作，卻只字不提這段感情糾葛。
鄭振鐸在王世瑛的面前並不自信，他家中壹貧如洗，壹介寒儒、賣文為生，連自己的溫飽都成問題，實在鼓不起勇氣緊追不舍，但他又放不下這段真情，只得寫信托廬隱旁敲側擊地打聽王世瑛的心意。
暑假裏，王世瑛收信後，將自己對鄭振鐸的愛意和家庭壓力都告訴了廬隱，她對此也深感苦悶，卻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而且，她不能確定鄭振鐸對她是不是真愛，如果是真愛，為什麽他並沒有熱烈地追求自己，而壹直表現得不溫不火?
愛情畢竟是兩個人的私事，旁人無法為他們的內心做決定，鄭振鐸不敢明言的原因，是他當時在戀人面前自卑感很深，她的優秀讓他迷戀，也讓他覺得高不可攀。何況，他也只是個閱世不深的毛頭小夥，沒有王世瑛的鼓勵，他怎敢再往前進壹步?如果開口後被正式拒絕，以後他們連朋友都做不成了。
1921年5月，經茅盾介紹，鄭振鐸進了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事業漸有起色後，他又鼓起勇氣想追求王世瑛。
恰好當時有壹個機會放在他面前，1922年3月3日，蘇聯盲詩人、世界語學者愛羅先珂在北京女高師進行演講，而鄭振鐸是他的陪員，鄭振鐸打算見到王世瑛的時候，再吐露自己的心聲。
然而，匆匆見面之時，鄭振鐸十分恍惚，望著面前壹年未見的王世瑛，他除了寒暄之外，竟壹個字也沒多說，而王世瑛更是滿腹疑問，不明白他為什麽這麽冷淡，二人都在心中自問：對方如今是否已經有了所愛之人呢?
會面後，鄭振鐸很不甘心，寫了封短信寄去，卻沒有得到任何回音。鄭振鐸又托人帶話給她，想要得到個結果，可王世瑛仍然置之不理，她並不是不愛鄭振鐸，可是她覺得，如果要她不管不顧地舍棄家庭、跟著鄭振鐸私奔，那鄭振鐸也要有同樣不管不顧的勇氣，敢於當面向她親口承諾，年輕的她覺得，真愛，需要壹個轟轟烈烈的證明。
就這樣，雙方都盼望著對方能夠大膽主動地走出第壹步、給出勇氣和召喚，由自己來完成那剩下的九十九步，可結果是誰都沒有邁出那至關重要的壹步。兩個人都太含蓄內斂了，長期隔空打著啞謎，壹種心事、兩副愁腸，結果，在王世瑛的等待和冷處理中，壹段真摯的深情被時間和距離化成了煙雲。
1922年夏天，王世瑛從女高師畢業後，不愁衣食的她前往日本旅行考察，在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旬刊》上發表了《東京行》系列小詩，並在著名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長篇遊記，但遠在異國，與鄭振鐸的書信聯系已不如從前密切。
回到上海後，鄭振鐸借酒澆愁，常酩酊大醉，為了讓他生活充實、早點走出感情的困境，這年年底，他的好友謝逸六硬拉著他去在印書館出資的神州女校裏兼職教書，也好多壹份收入，養活他剛搬到上海安家的祖母和母親。
而鄭振鐸就在這裏遇見了他後來的妻子高君箴。
高君箴是神州女校的才女，精通詩詞與英文翻譯，與鄭振鐸言談投機。
1922年12月8日，她在鄭振鐸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翻譯作品《怪戒指》，十分高興，表示以後還要再投稿。
高君箴是商務印書館負責人高夢旦的女兒，高夢旦平生愛才如命，他見鄭振鐸壹表人才、文采斐然，又是他的福建長樂老鄉，早就對鄭振鐸十分賞識，聽說女兒結識了鄭振鐸，便積極鼓勵二人接近。
高夢旦通過商務印書館的另壹位福建老鄉鄭心南向鄭振鐸傳話說，只怕自己女兒配不上他，什麽“門當戶對”，什麽他人議論，以鄭振鐸的人品才華，如能成為自己的東床快婿，那是高家的幸事。
為了促成這段姻緣，高夢旦特地找來女兒談話，對鄭振鐸嘉許不已，囑咐她多向鄭振鐸求教，壹起談書、談文學，此後，他見兩人的交往仍然不溫不火，1923年4月，這個月老又熱心地促成女兒與鄭振鐸壹起去杭州 旅遊 、建立感情。
時間過去兩年多，鄭振鐸心裏認為，他與王世瑛的初戀早就失敗了，而高夢旦對他的賞識讓他感激不盡，高君箴的落落大方，也讓他很是欣賞。
高夢旦見女兒和鄭振鐸都認可了這段關系，便趁熱打鐵，1923年10月10日，在上海壹品香飯店裏為他們舉行了婚禮。
婚禮之後，鄭振鐸給王世瑛寫了壹封信，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他也只得狠心斬斷內心仍有的壹絲惦念，與王世瑛做個了結，可這封信他寫了又改、改了又寫，用了足足壹個晚上，最終只剩下壹句話，說他已經結婚了。
收信後，剛回國不久的王世瑛如墜深淵，她不能置信地去詢問二人***同的好友程俊英，得知情況屬實，她癱坐在沙發上，悲傷萬分。
她能愛上的人當然是個品貌出色、才華不凡的年輕人，對異性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有世家傳承的王家看不上鄭振鐸，講究新學的高家卻對他視若珍寶。壹面是王世瑛長期沒有音訊的冷處理，壹面是高家父女熱情接納和青眼有加，鄭振鐸的選擇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程俊英也如此勸解她，道：“父母之命與自由戀愛不能兩全，這是必然的結果。既是您的雙親不允，振鐸亦只得如此。”王世瑛畢竟是大家閨秀，她默默點頭，強自克制住內心的失落，認可了這個結果。
其實，才貌出眾、家世不凡的王世瑛身邊壹直追求者不斷，鄭振鐸做不到勇敢主動地表白，卻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1923年底，王世瑛在北京與張幼儀的二哥張君勱在北京文藝界迎接泰戈爾訪華的籌備會上，因廬隱的介紹相識。
張家是江蘇寶山（今屬上海）的大族，張君勱19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後來歸國成為晚清末代翰林，又獲德國柏林大學政治學博士，這壹年，他與丁文江在報紙上筆戰，已是很有影響的 社會 名人。
張君勱對王世瑛壹見鐘情，他與包辦婚姻的妻子沈氏結婚壹個月就分居了，壹直獨身，見到王世瑛後，他才知道什麽是愛情，為了有資格追求自己的幸福，他與沈氏正式辦理了離婚手續。
1924年3月，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活動期間，張君勱邀請王世瑛壹起陪同詩翁，並向她熱誠求婚，王世瑛對是否接受張君勱為終身伴侶，仍然壹時不能決斷。
她征求父母意見，這次王家十分贊同，認為張君勱無論是家勢還是才幹，都是“理想佳婿”。王世瑛又覺得自己的出現導致了張君勱的離婚，不禁心存愧疚，再次向閨蜜們征求意見，她甚至給遠在美國留學的同鄉好友冰心也寫信詢問，冰心雖然不認識張君勱，卻讀過他許多文章，對其才華見識很佩服，因此回信極力贊成二人婚事。
在親友們的鼓勵下，王世瑛答應了張君勱的追求。1925年，二人在福州舉行了婚禮，當時張君勱39歲、王世瑛26歲，婚後，王世瑛放棄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她為張君勱生了五個孩子，像丈夫期待的那樣，壹心相夫教子、成為丈夫學術上的得力助手。
1929年，張君勱曾因政見不同在上海遭歹徒綁架，王世瑛冷靜與匪徒周旋，托人找到青幫頭目杜月笙等人居中調解，才救出了丈夫。張君勱對此感激不盡，後來刊行的作品中，處處可見他對妻子的欣賞與敬佩，他後來的成就，離不開王世瑛的奉獻，而張君勱的 社會 影響力與日俱增，也讓王世瑛感到自己沒有嫁錯人。
與鄭振鐸分開後，她同樣得到了自己的良緣。
鄭振鐸的婚姻同樣受人稱道，被人稱為“神仙眷侶”。
高君箴與鄭振鐸婚後，二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童話集《天鵝》，鄭振鐸撰寫《中國文學者生卒考》和《文學大綱》、《插圖中國文學史》等書，高君箴甘居幕後，為他做了大量的資料準備工作。
她雖然年輕卻堅定，與丈夫誌同道合，壹同面對人生風雨。
1927年，白色恐怖時期，鄭振鐸因發表怒斥蔣介石罪行的公開信遭到搜捕，高夢旦催促他離妻別子、前往法國避難，旅歐期間，鄭振鐸在日記中寫下對妻子的思念，後來結集為《歐行日記》壹書出版。
抗戰期間，鄭振鐸化名蟄居於上海，到淪落敵手的各大江南藏書樓裏冒死收購各種稀世孤本和秘稿古籍，避免“史在他邦、文歸海外”的奇恥大辱，壹家老小的生活，就由高君箴獨自承擔，她卻毫無怨言。
如果不是後來的壹次重逢，可能鄭振鐸與王世瑛曾經的感情就這樣被時間徹底掩蓋了，畢竟，他們已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走了兩段不同的人生。
抗戰期間，鄭振鐸聽說王世瑛在上海杜美路娘家養病，多年音訊斷絕，如今近在咫尺，怎能不想念?人到中年，亂世之中亦不知何時就會成為生命的終點，他終於按捺不住，找到程俊英，帶著哀求的聲音說道：“我很想念世瑛，妳能陪我去她家敘敘舊嗎?”
再次重逢已經過了二十多年，昔日的青澀少年，已是名聞天下的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昔日的如花少女，也變成了兒女成群的端莊主婦。
王世瑛起身招待老友，倒完茶後端出壹盤新鮮龍眼道：“嘗嘗家鄉的香片和龍眼吧，借表多年的鄉思！”
鄭振鐸喝了壹口茶又嘗了壹顆龍眼後，忽然感傷到差點落淚，紅著眼睛感嘆道：“香片、龍眼味道年年都壹樣，可是人卻變了！”王世瑛端著茶碗的手不禁顫抖起來，那無疾而終的初戀，在兩個中年人的心底，已是別壹樣滋味，傷心多於甜蜜，遺憾多於喜悅。
和當年壹樣，鄭振鐸用極其憂郁的眼神看著王世瑛，而王世瑛卻避開了，將目光投向了手中的茶碗。
不久，王世瑛被丈夫接往重慶，二人又失去了聯系。
1945年3月，46歲的王世瑛難產身亡，張君勱此時正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大會，聞訊後傷心欲絕，為失去這樣壹位“非徒夫婦，實誼兼朋友”的賢內助而痛苦萬分。
鄭振鐸直到6月8日才得知噩耗，當晚徹夜未眠，在日記中寫道：“聞世瑛君逝世訊，愕甚！前塵往事，不堪思量……”
抗戰勝利後，王世瑛的棺木被運回上海安葬，受打擊的張君勱再未續弦，退出了政壇，此後飄零海外、專心儒學，直到82歲時在舊金山療養院去世。
鄭振鐸則常常去給王世瑛掃墓，在墓前壹待就半天，直到1949年他舉家離開上海前，還特地到王世瑛墓前告別，在墓前嗚嗚地哭道：“我會經常回來看妳的，不然，妳壹個人我不放心。”
即使對亡妻之情，也不過如此了。
他們的愛情往事，由好友廬隱、程俊英的兩部小說記錄了下來，在小說裏，王世瑛叫作雲青。前塵往事，不堪思量……情深緣淺，讓二人內心的牽掛始終不渝，卻永遠無法走近。
其實這也是壹種必然，從王世瑛後來的人生軌跡可以看出，她只是外表是新女性，因為世家出身，內心仍然具有禮教 社會 裏的傳統女性特點，溫和敦厚、推己讓人，性格並不激進，在意他人看法，當然不會為了愛情而叛逆家庭。鄭振鐸也遠不具備張君勱的大膽果敢，不能放手壹搏，只能在無盡的等候和拘謹的試探中錯過機會。二人都是穩重自矜之人，因個性、愛好的相似而走近，也因這種相似而不能大膽流露真情，根本無法抓緊這段緣份。
這是壹曲初戀的悲歌，其中，卻也可以印證出人性與人生的某些必然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