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由於數百年經學典籍與經傳註疏相當雜亂，觀點互異，不符合唐王朝的政治需要，經學的統壹成為必然的趨勢。唐太宗以儒家經書流傳久遠，文字多誤，詔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行天下，作為定本；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組織學者撰定《五經》義疏，定名《五經正義》，作為訓解五經的標本，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成為朝廷欽定的“五經”讀本，壹直到宋代，科舉考試都以此為準，成為廣大士子生徒的必讀書，極大地提高了儒經的影響力。
後來《五經正義》與賈公彥的《周禮》《儀禮疏》，徐彥的《公羊傳疏》，楊士勛的《谷梁傳疏》，合稱《九經義疏》。義疏主於詮解註文，不欲有所出入，註不駁經，疏不駁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