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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歷史翻譯第十章經學復盛時代

經學的發展從兩漢開始,跨越千年,到了國朝又迎接來了又壹次的興盛。兩漢時期

的經學之所以能夠昌盛,是因為皇帝能夠尊崇經學,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揚經學傳

統。國朝在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揚經學傳統這件事上,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朝代。康

熙五十四年,禦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禦纂《周易述義》十卷;

康熙六十年,欽定《書經傳說匯纂》二十四卷;欽定《詩經傳說匯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禦纂《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四

十八卷;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禦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

四十七年,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經部作為開頭,***分十類。漢朝皇帝雖然召

開了石渠閣、白虎觀這樣的會議但是未曾著書,唐朝皇帝禦註《孝經》但沒有聽說

他精通六藝。國朝這些巨著,都是珍貴文獻,頒布於學官後,對弟子有教育作用。

經過明朝經學極其衰微之後,國朝經學推崇實學,力圖恢復漢朝經學昌明時代,實

在是唐宋無法與國朝相比。乾隆五十八年,皇帝下詔刊行十三經於太學,這個十三

經根據開成石經,並根據其他好的底本進行了校勘,很多地方都有所訂正。嘉慶八

年,又再次修改,這本書可以說是意義非凡。

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有近也有遠。經學之所以由衰落又再次興盛的原因:壹方面是明

朝用八股選拔人才,到了明朝末年其危害已經很明顯了。顧炎武稱:“八股文的危

害比焚書都要大。”閻若璩稱:“學者的學問不通古今,到了明朝時這個問題最為

嚴重。”壹時間有識之士們都痛批時文的錯誤,拋棄虛學,崇尚實學,希望能夠挽

回學術風氣。當時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都是有過人的才華和學問。然後毛奇

齡、閻若璩等接踵而來,考定校勘越來越精細。這是近因。

另外壹方面,朱熹在宋代儒生中,學問最為篤實。元朝和明朝崇尚朱熹的學說,但

是沒有全部得到朱熹學說的宗旨。朱熹經常教人多看註疏,不要輕易的議論漢朝儒

生的對錯。又說:“漢魏時代的儒學者,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對經

學的發展功勞非常大”。後來宋孝宗去世,寧宗即位,讀到《儀禮疏》時,鄭玄回

答趙商問父有殘疾而為其祖服制三年斬,大為佩服。稱禮經的文章如果沒有鄭玄,

這事估計肯定沒有最後的結論。朱熹晚年的時候編寫《儀禮經傳通解》,就是因為

這件事,可惜書未寫完朱熹就去世了。元明兩朝取士,專門取朱熹中年壹些還沒有

定論的觀點,當時的讀書人都認為這些是比較容易的。元朝本來就不重視經學,科

舉也不總舉行,明朝也不尊重經書,科舉的方式特別簡陋。由此看後人只是尊敬朱

熹的名字,而不去考察朱熹思想的核心觀點,這也不能怪朱熹。朱熹能夠尊崇古義

,所以跟隨朱熹學習的學者: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都很有經學根底的。王

應麟收集《三家詩》與鄭玄的《易註》,開創了國朝輯古代佚書的流派。王應麟、

顧炎武、黃宗羲三位大儒,潛心研究朱熹的學問,開創了國朝漢學宋學兼采的流派

。這是遠因。聖人的經書,本來就像日月壹樣,壹直在發光,這是常理,由於以上

這兩個原因,再加上國朝皇帝能夠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揚經學傳統,經學在國朝自

然就又再壹次興盛起來。

學術發展由衰落到再次興盛不是壹朝壹夕的事情,由近復古也不是壹蹴而就的。國

朝初年的儒生們,研究經學選用漢、唐註疏和宋元明等朝代比較好的學說。後人評

價此為漢宋兼采學派。而那些學者在當時也不過是實事求是罷了,沒有想過非要自

成壹家。江藩撰寫的《漢學師承記》,認為黃宗羲和顧炎武兩家學說,都是真正領

悟到了宋學的本質,但是也認為漢學也是不能荒廢的,所以又將兩人的故事放在書

的後面。我認為國朝初年很多儒生的學術成就都很高,不只有這兩位,《漢學師承

記》首先列出了閻若璩,江藩認為閻若璩的學說為真知灼見;不過我認為閻若璩的

功勞在於考定《古文尚書》是偽書,但是他的《疏證》中采信蔡《傳》臆想的事實

,並用邵雍的方法推測年代;他說《詩》時,認為王柏的《詩疑》是正確的,贊成

鄭風和衛風可以刪掉,這些都是用了宋學,顯然是背離漢學的。江藩對黃、顧二人

非常刻薄,而對閻又非常寬容,究其原因是江藩並沒有仔細的考察《疏證》這本書

在當時,胡渭所寫《易圖辨明》能夠寫出《圖》和《書》的錯誤,是好的;但是他

也用《洪範》來攻擊漢儒的很多缺點。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能夠反駁宋儒,表

達毛詩的真實含義,但他的書中又夾雜了佛教的學說。萬斯大和方苞等人都是精通

三禮,他們大多相信宋儒而懷疑漢儒。這些中沒有被宋學影響的只有毛奇齡,毛每

個觀點都要與朱熹不同。朱熹懷疑偽孔傳,毛就認為偽孔傳可信;朱熹相信《儀禮

》,毛就認為《儀禮》可疑,不過這些也是朱熹正確而毛奇齡有錯誤的地方。雖然

當時的學術界還有門戶之見,但是方法已經可行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冷靜客

觀,能夠體諒這些學者當時學習的苦心,不要壹味地譴責他們守護絕學的方法是否

正確。

雍正乾隆皇帝後,古代的書籍慢慢的被人發現整理,進而經義越來越彰明。惠棟、

戴震等諸儒生,舉起漢學大旗,全部拋棄宋學。惠周惕、其子惠士奇、其孫惠棟,

三代傳經。惠棟造詣尤其深厚,寫出了《周易述》《古文尚書考》《春秋補註》《

九經古義》等書。人們都認為他如果在漢朝,就是何休、服子慎這樣的水平。惠氏

紅豆山齋的楹帖上寫的是“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這也說明惠氏的學問沒有

看輕宋儒。戴震寫了《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孟子字義疏證》《儀禮正誤》

《爾雅文字考》,兼通歷法算數聲韻學,他的學問本出自江永,因為他是江永的學

生。他認為江永的學問算是自從漢朝的經師鄭玄以來的第二人。江永曾經為《朱子

近思錄》作註,他所編撰的《禮經綱目》,核心思想也出自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

》。戴震寫了《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然很多對經的理解與朱熹相抵觸,但

也都只是在爭辯壹個理字。他的《毛鄭詩考正》采用朱熹的學說。段玉裁做過戴震

的學生,段玉裁認為戴震應該和朱熹有同樣的地位。他又在朱熹的《小學》的跋中

寫道:“有人說漢朝人將小學稱為六書,這不是朱熹說過的話,這是錯誤的。漢人

說的小學只是壹藝而已,而朱熹說的小學卻是啟蒙教養的全部功夫。”

段玉裁十分精通小學,但是卻不以漢人的小學來看輕朱熹的小學,所以江永、戴震

和段玉裁也沒有不尊敬過宋儒。宋儒說解經書雖然不合古義,但是宋儒的學問也無

愧於古人。況且宋儒分析義理精深,有很多獨到之處。上面說的惠氏、江永、戴震

、段玉裁等都是舉漢學的大旗,但是也沒有抹殺宋學。學習在於求得心得,不要做

門戶之爭,因為那樣就會起無謂的爭鬥。焦循(應該是龔自珍)曾經認為江藩的《

國朝漢學師承記》應該更名為《國朝經學師承記》,認為他這個名字起的有問題。

江藩不改,於是方東樹就寫了《漢學商兌》來反攻漢學。平心而論,江藩的書裏還

有門戶之爭,這是小的瑕疵;但是方東樹以私意去詆毀黃宗羲和顧炎武等人,打著

揚宋抑漢的旗號,實際上確是寫禪學,他寫的《書林揚觶》表面是儒學,實際是禪

學,這些都不值得去看。

國朝經師,能繼承漢學傳統的,有二件事。壹是傳家法。比如惠氏祖孫父子,江戴

段的師承等。惠棟的弟子有余蕭客、江聲,江聲的弟子有孫沅,孫沅的弟子有顧廣

圻、江藩。江藩又向余蕭客學習。王鳴盛、錢大昕、王昶都曾經向惠棟學習過。錢

大昕有弟弟錢大昭,從子錢塘、錢坫、錢東垣、錢繹、錢侗。段玉裁有女婿龔麗正

,外孫龔自珍。金榜師從江永。王念孫師從戴震,傳子王引之。孔廣森也是師從戴

震。這些內容都可以參見《漢學師承記》。其他的還有:陽湖莊氏的《公羊》學,

傳給了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壽祺的《今文尚書》、《三家詩》之學,傳給

他的兒子喬樅;這些學術都是有淵源的。

另外壹件事叫做守專門。阮元說:“張惠言的《虞氏易》,孔廣森的《公羊春秋》

,都是自守專門的學問。”除了阮元所舉的這兩個例子之外,還有例如王鳴盛的《

尚書後案》,專門研究鄭義;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兼明今古;陳喬樅的

《今文尚書經說考》,專門考察今文;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陳奐的《毛詩傳疏

》,只以《毛詩》為宗;迮鶴壽的《齊詩翼奉學》,發展齊《詩》的思想;陳喬樅

的《三家詩遺說考》,同時考察魯、齊、韓《詩》三家詩;淩曙、孔廣森、劉逢祿

都是以《公羊》學為宗,陳立的《義疏尤備》;柳興宗的《榖梁大義述》,許桂林

的《榖梁釋例》都是以《榖梁》學為宗,鐘文烝的《補註》尤其詳細齊備;《周官

》方面有沈彤的《祿田考》,王鳴盛的《軍賦說》,戴震的《考工記圖》;《儀禮

》方面有胡匡衷的《釋官》,胡培翚的《正義》;《論語》有宋翔鳳的《說義》,

劉寶楠的《正義》;《孟子》有焦循的《正義》;《爾雅》有邵晉涵的《正義》,

郝懿行的《義疏》;這些學說都是自成壹家之學。這種家法專門的方法,在漢朝以

後已經絕跡了,到了國朝又被重新使用起來,該方法這樣能夠保證家法有淵源,知

識不混雜。國朝像這樣的名家輩出,上面只是舉了主要的例子而已。

國朝的經師對後人有功的有三件事。壹是輯佚書。兩漢今文經學家的學說消亡於魏

、晉時期;古文經學家的學說,比如:鄭玄的《易》,馬融、鄭玄的《書》,賈逵

、服虔的《春秋》,都亡佚於唐、宋以後。宋朝的王應麟曾經輯《三家詩》和鄭氏

《易註》,雖然不算齊備,但也開了令亡佚的古書而又重現於世的先河。到了國朝

這門學問極其興盛。惠棟教弟子時,親授體例,讓弟子們分別去輯古書。余蕭客的

《古經解鉤沈》,就是采用唐以前的舊學說,還算齊備。王謨的《漢魏遺書鈔》,

章宗源的《玉函山房叢書》,輯漢、魏、六朝時期的經說非常多。孫星衍輯馬融、

鄭玄的《尚書註》,李貽德輯《左傳》的賈逵註和服虔註,陳壽祺、喬樅父子輯《

今文尚書》和《三家詩》。其余的內容都見於各家叢書,通過這種輯書的方式可可

以看到古代壹些失傳學說的大致內容,可謂有功於後學,這是第壹件事。

第二件事是精校勘。校勘的學問,開始於《顏氏家訓》、《匡謬正俗》等書。到了

宋朝,有三劉、宋祁校史。宋、元時期有時候會校訂書籍,但那個時候這方面發展

還不好,說經也不是非要專門。國朝湧現出很多這方面的名家,比如:戴震、盧文

召、丁傑、顧廣圻尤其精通此門學文。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可謂經學上最為宏

大的壹本巨著。我有時候也看到諸家叢書,都在訂正校勘,有功於後代學者,這是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通小學。古人的語言文字與今日的語言文字不同;漢儒離古代不遠,那

時候說解經書的大多是齊、魯地區的人,他們解說經有長言和短言的區別,讀為、

讀若這樣的例子。到了唐朝時,人們已經不講求這些了,到了宋朝以後更是無法分

辨。所以那時候的解經,很多都是不得經書的真正含義的。小學的學問包括聲音故

訓。宋朝的吳棫、明朝的陳第也研究過古音,但是還是有很多的疏漏之處。直到顧

炎武的《音學五書》出現,才讓大家看到古音。江、戴、段、孔,更是越來越闡明

這方面的學問,這就是音韻學。段玉裁的《說文解字註》,發展了許慎的《說文解

字》。同時有嚴可均、鈕樹玉、桂馥,和王筠、苗夔等人繼續研究《說文解字》,

使這部書益加昌明。這就是音韻兼文字學。作為經師,大多精通訓詁和假借,這也

是包含在音韻文字學之中;而經學的訓詁學,高郵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精通

,郝懿行次之。這是訓詁學。以上這些是第三件有功於後學的事。

國朝經學的發展也經歷了三個變化。國朝初年,漢學剛剛有萌芽,這時的學問都是

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大家都各取所長,這可以稱為是漢宋兼采的學問。到了

乾隆以後,許慎、鄭玄的學問流行起來,研究宋學的人已經很少了。研究經學都以

使用為主,不去空談義理。這就是漢學。到了嘉慶、道光以後,又由許慎、鄭玄的

學為基礎向上追源,《易》以虞氏易為宗以求得孟氏易的原義,《書》以伏生、歐

陽、夏侯為宗,《詩》以魯、齊、韓三家為宗,《春秋》以《公羊》、《榖梁》二

傳為宗。漢朝設置的十四博士今文經學說,從魏、晉以後消亡開始算起,至今已經

有千余年了,到了今日又再次昌明。這時候的儒生能夠述伏生、董仲舒的文章,尋

求漢武帝、漢宣帝的治國之道。這就是西漢今文學。學問越發展就越接近古義,經

義越研究就越高尚;經學發展經過千年中多次的變遷後,到現在壹變而接近於原始

的經義了。

學者已經不用特別的知道漢學和宋學的區別,但是都知道今文和古文的區別。學術

的門徑大開之後,對很多學問的研究越來越多。對於現在的經學,學者們應該認為

是相對容易了,而不要懼怕他的難。後來有了新學,看不起舊學,又開始有了類似

燒經壹類的說法。聖人作經的目的是為了教化萬世,哪有可以燒毀的道理;但是學

問的確要簡明才有用,繁雜是無用的,學習的人也要認清這壹點。《漢書 藝文誌

》寫道:“古代的時候,人們大約需要三年的時間學通壹藝,平時用的少而積累的

德行多”這就是簡明的概括了有用的學問。又寫道:“到了後代,學問漸漸變成了

繁雜之學,年幼的時候開始學習壹藝,到頭發都白了才能解說。”這就是繁雜無用

的學問。現在的人們要學習簡明有用的學問,就像《漢誌》所寫的“存大體,玩經

文”而已。

如果妳要學習《易》就用張惠言的《虞氏義》,再參考焦循的《易章句》、《通釋

》這些書就可以了;學習《書》的話就看伏生的《傳》和《史記》,再以兩漢時期

今文經學家的學說作為參考;學習《詩》的話主要看魯、齊、韓三家遺說,參考毛

《傳》和鄭《箋》;學習《公羊春秋》的話就以何休的《註》、徐彥的《疏》為主

,以陳立的書作為輔助;學習《左氏春秋》的話,就以賈逵、服子慎的遺說為主,

參看杜預的《解》;研究《三禮》的話,主要看鄭《註》,孔、賈的《疏》,先考

查文中主要的名物制度而且在今天還是可行的或者還有的,那些細枝末節可以先放

壹放。其他那些後代儒生臆想之說,完全不要看。這樣的話專門研究壹門經學,是

壹件比較容易的事;兼通各個經,也不是什麽難事。學習的時候能夠考查這門學問

的發展源流而不癡迷於途徑,這本來是漢人研究經書的方法;用漢人有用的方法,

比如用《禹貢》治河、用《洪範》察變之類,像兩漢時代那樣人才輩出的場面肯定

會復見於今日,為什麽非要懷疑聖經而認為孔教是可以被廢的呢!

《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這兩部書,對國朝諸家學派的文章收集非常全;只

是卷數太多,普通人幾輩子也無法讀完。不過其中有卓然成家者,實際上也沒有多

少,大多壹知半解,所以這書也可以不用看。現在要是想學習經學的話,必須找到

簡易的方法,開始的時候只學習壹門經學,學習中也只依據壹家的學說;對於該經

其余各家學說都可以先不看;其他的各經,也要研究完這壹經後再說。漢朝的註非

常古奧,唐朝的疏又繁復,剛剛開始學習經學就直接看註疏的話,都會認為看困難

了,所以應當先讀近人經說的書。如果我在前面列的書還是感覺很多的話。或者認

為無法讀懂,無從入手的話,那麽《書》可以先看孫星衍的《今古文註疏》,《詩

》先看陳奐的《毛氏傳疏》也是可以的。等到能夠略通大義,明確了解古代人的學

說之後,就算是專門之學了。這就是古代研究經學的學者之所以重家法而貴專門的

原因。

國朝諸儒中有承家法和守專門的,也有無家法而非專門的人;現在如果妳以壹家為

主,那麽應當以有家法與專門者的人所寫的著作為主。《國朝漢學師承記》都詳細

的列出了家法專門,這本書成書在乾隆、嘉慶年間,所以那之後的的學者就沒有被

錄。嘉慶、道光之後,治今文說的人,《師承記》都沒有記錄,《皇清經解》也沒

有收錄這類書籍,這些書籍都被收錄在《續經解》中,所以《續經解》要比《經解

》重要的多。學者如果能夠將國朝經學源流變化研究壹遍,就知道了今日的經學,

無論今文古文、專學通學,國朝經師都有相關的學說和著作,來幫助後人學習。這

些幫助可謂讓人事半功倍。學習和了解了這些書目後,選擇起來就很方便,為自己

研究經學的道路掃清障礙。只有西漢的今文經學到近日才有所發展,還是希望後代

有識之士,能夠有誌於此類學問的研究。

《四庫提要》的經部總敘中寫道:“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

。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

。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

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

、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

其學務別是非,及***弊也悍。(原註: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

脈旁分,攀援日眾;驅除異己,務定壹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

弊也黨。(原註:如《論語集註》誤引包鹹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

闕此壹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主

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

及其弊也肆。(原註: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臆斷,考證必

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

原註:如壹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

二千多年來的經學發展,《提要》用了數十句話已經包攬無遺,又用各用壹個字在

為各個時期做壹個定論。拘者,兩漢之學;雜者,魏、晉至唐及宋初之學;悍者,

宋慶歷後至南宋之學;黨者,宋末至元之學;肆者,明末王學;瑣者,國朝漢學。

《提要》寫作的時候,是惠、戴講漢學專宗許、鄭的時侯,他們的旁征博引,偶爾

就像漢人用三萬字來說“若稽古”這樣的事。到了嘉慶、道光以後,學者大多講求

今文經學的大義微言,不會再犯繁瑣的毛病了,要學習的人可以選擇這些學說進行

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