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節卦的核心思想是講節度的，主要表現在修身齊家、為政治國等層面；同時節卦也包含節儉的思想，這主要是財用等日常生活層面。儒、墨各執壹端。儒家主要繼承了節度的思想，以此豐富了中和、時中的中庸思想；墨家主要生發了節儉思想，提出了節用、節葬等主張。
《周易》包羅萬象，是中華智慧的源泉，先秦諸子的思想也多受《周易》的啟發和影響。本文試就《周易》節卦所蘊涵的思想與墨子節用、節葬思想的比較，及儒、墨在“節”上的不同取向作壹分析。① 《周易》作為壹部閃爍著先哲智慧光芒的、百科全書式的經典，在六十四卦中能夠有壹卦專門講“節”，足見作易者對節的重視。與之相應的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也對節情有獨鐘，在《墨子》壹書中今存“節用”上、中篇，“節葬”下篇，另有“辭過”篇也是專門講節的。②那麽，節卦的節與墨子的節有什麽關聯？我認為，墨子尚節思想是受《周易》節卦影響而生發的，但他重點發展了節卦中的節儉思想。對節卦中的節度思想，墨子雖有繼承，但其發展節度思想不如孔子生發的徹底、深刻。
節卦之節是廣義的節，既包含在為人處世、為政治國方面的節度意思，也有財用方面的節儉意思。《序卦傳》“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孔穎達解釋“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以節，其道乃亨。”朱熹亦曰“節，有限而止也。”《周易》節卦肯定“安節之亨”，“甘節之吉”，指出“苦節貞兇。”因此，節卦重點突出的是節度的思想，反對過和不及，並從對不節、苦節兩個極端的否定，引出甘節的得位中正。在《周易》中，節度的思想不只存在於節卦壹卦之中，在許多卦裏都或多或少地蘊涵著類似的觀點，而且體現在為政治國、修身齊家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如作為《周易》首卦的乾卦就是以龍為喻，進行總論式的闡發，提出要居中得位，中節合度不逾越，在下則“潛龍勿用”，在上則“亢龍有悔”，惟有九五居中得正而“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如臨卦九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說的是君王應該具有臨卦《彖傳》所說的 “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那樣的大智。除了修身、治國等要講節度，古人在狩獵等活動中也強調節度。比卦九五的“王用三驅失前禽”講的就是在田獵方面要遵守節度的狩獵習慣和規制。凡狩獵必使虞人將狩獵區域圍三面而留壹面。圍獵時，虞人將獵物趕出來，如果獵物朝著留出的那面逃竄則不能射殺，任其逃逸；而對往裏跑的，則逐而獵之。屯卦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則講如果沒有虞人配
周易研究
學界對《周易》節卦與墨子尚節思想的比較研究尚不多見，孫熙國在《周易研究》2001年第4期發表的《<周易>古經與墨家思想》雖有壹部分專門談了“《節》卦與墨家的尚節思想”，但還不全面、不深入。
墨子校釋
王煥鑣先生在《墨子校釋》壹書中認為現存《墨子》“辭過”“篇中只言宮室、城郭、衣服、飲食、舟車和蓄私之節，無壹語及於‘辭過’，而與《節用》上、中兩篇內容全同，當為《節用下》篇原文。”
合、引導的獵鹿行動是不宜進行的。如果強行追獵，必有吝。這些都是先民在狩獵方面的節度觀，說明當時已經有了不涸澤而漁的意識，體現了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思想，後來將這種狩獵方式引伸到治國上，則衍生出網開壹面的法律寬宥。儒家所說的“不教而殺謂之虐”[1]和反對“罔民”[2]等思想主張都與此有關。這種講求節度的狩獵方式說明了很早中國人就有了科學發展觀，就理解了人與自然的依存和***生關系，並能自覺地將其應用到為政治國上。
治理其財，用之有節
《周易》節卦除了具有節度的核心概念，還具有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財用上應該節儉的意思，只不過由於節卦更多談的是節度意義上的節，節儉的意思不很突出罷了。對於節卦的節儉含義，《彖傳》明確指出：“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朱熹在《周易本義》中也認為節卦有節儉的含義，所謂“治理其財，用之有節。”這些都是把節儉作為節卦的應有之義來看待的。其實《周易》中重視節儉的卦還有壹些，如否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告訴我們否卦也是講節儉的，並把節儉作為壹種道德來看。這種觀點成為後世“儉，德之***也；侈，惡之大也”[3]的思想淵源。
墨子尚節的思想在含義上與周易的節卦側重不同。墨子主要強調的是財用上的節約和節儉，他的節觀集中體現為節用、節葬、非儒、非樂。墨子認為“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4]是造成壹個人貧窮的原因；為政者橫征暴斂，在宮室、衣服、食飲、舟車、蓄私等方面不節儉，是導致國家昏亂的根源。與此相反，“禹七年水”、“湯五年旱”卻沒有出現“凍餓之民”，就得益於“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5]由此得出結論是，不論個人還是國家，不論修身還是為政治國，都要尚節，並提出了“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5]和“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5]的思想。墨子強調財用上的節約，最終落腳點也在於治理國家上的應用，通過“節於身，誨於民”，達到“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6]的目的。同時，尚節也是墨子兼愛思想在財用上的體現，更是他關於為政治國的壹個重要主張。墨子把節作為實現富國強兵的手段，認為“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6]在他看來，在治國上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須“去其無用之費”，“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7]只要這樣才能“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7]並壹針見血地指出“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7]的為政誤區。墨子把培養崇尚節儉之德的社會風氣作為壹種統治手段，認為“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6]“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谷盡收，則五味盡禦於主，不盡收則不盡禦。”[5]主張在國家遇到饑謹災荒時要損祿以縮減行政支出，並在飲食、衣服、車馬等方面降低規格，“徹驂騑，塗不蕓，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5] 苑囿。
甘節與苦節
從初爻到六爻的漸次演變，節卦向我們昭示了有節乃亨，乃吉；不節或苦節，特別是苦節，都將導致兇的結果這壹義理。從初九“不出戶庭，無咎”和九二“不出門庭，兇”這兩爻的關系看，“不出戶庭”是針對節之初而言的，所謂“知通塞也。”[9]告訴人們要謹言慎行。“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10 ]而由戶庭發展到門庭時，則應知節而動，到了該通塞的時候，如果仍然蟄居不出，則兇。即所謂的“失時極也。”[9]初、二兩爻體現的是“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10]的道理。六三是告戒不節的人要知嗟悔，六四則要求人要“安節”，“安節，亨。”節卦的核心之爻在於九五“甘節”，“甘節”是節卦所倡導的理想之節。節卦反對的是“不節”和“苦節”。不節若嗟悔尚可無咎，而苦節由於“其道窮也。”[9]必將“貞兇，悔亡。”節卦卦辭開門見山說：“節，亨，苦節不可貞。” 壹語道破了節卦尚節、反對苦節的主旨。因此，我們不難看出，節卦所倡導和弘揚的是九五這個全卦之主所體現出的義理——甘節。金景芳和呂紹剛先生認為“甘是味之中，甘可以受和。和就是節鹹枯酸辛等偏味而使之適中。”[11]《周易》尚中、尚正。此九五，以陽居中得正，把節卦的意蘊都囊括於此。正如《周易》坤卦用黃裳的色之中來譬喻壹樣，這裏作易者用味之中來譬喻節的中正內質。與九五相反，上六則居節卦之極，過中，故雲“其道窮也”。《周易》講陰陽消長、否極泰來，上六過中，按照易理，必將發生質變，發展到下壹卦。因此，作易者用苦節來給上六定位，而這個定位正是卦辭 “苦節不可貞”理念在爻辭中的具體體現，是《周易》所否定的。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在對節卦的六爻進行縱向維度的解讀後，我們有必要將節卦與他卦進行橫向維度的綜合考量。在六十四卦中，與節卦關系較密切的，壹是艮卦，壹是小過。先說艮卦。“節，止也。”[12] “艮，止也。”[13]節卦初、二兩爻講言語之節，艮卦的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亦講言語之艮止。艮卦《象傳》所強調的“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輔，以中正也。”說明艮止的關鍵在於居其位、中正，這也與節卦《象傳》所說的“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的意思相同。艮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13]的思想與節卦所隱含的“知通塞”、“時極”的觀點是極其相近的，並且成為儒家“無可無不可”、“時行時止”的處世哲學的理論濫觴。再說小過。節和小過在六十四卦中分處第六十卦和六十二卦，中間僅隔壹個中孚。《序卦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闡明了三卦之間內在的邏輯關系。苦節必過，但中孚是講誠信的，所以“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14]故為小過。而同樣是 “慎言行，節飲食”[15]的頤卦，卻因為頤養使得養患為大，頤之後，必大過。“大過，顛也。”[12]“小過，過也。”[12]《雜卦傳》對大過、小過卦名之釋正說明了作易者有循序漸進、量變質變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除了從義理上分析節卦與小過的關聯，我們還可以從象數上得到進壹步印證。從兩卦的卦象看，如果暫不考慮上爻，節卦與小過兩卦的其余五爻從初到五都是陰陽顛倒，惟獨兩卦的上爻都是陰。那麽為什麽在這點上沒有顛倒呢？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周易以陽為大，以陰為小，故大有、大畜、大壯、大過皆陽多於陰；小過則陰多於陽。①如果小過上爻不是陰而是陽，則小過全卦的陰爻、陽爻數均為三，陰陽爻數相等，則無過可言。
苦節的傾向
對比《周易》節卦，我感到墨子的節用、節葬思想已有苦節的傾向。如，在衣服方面，主張“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輕且凊，則止。”[16]在飲食方面，提倡聖王之制“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無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16]反對“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6]的驕奢淫逸。在居住方面，認為住所“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血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16]在交通方面，墨子認為聖王作舟車是因為“重任不移，遠道不至。” [6]因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16]
①小畜是個例外，乾下巽上，陽多陰少。對此，金景芳和呂紹剛先生在《周易全解》中解釋為“此壹陰爻畜五陽爻，故曰小畜。又，巽順畜剛健，是用柔順即‘小’的辦法，不是用強力即‘大’的辦法，也是本卦取名小畜的壹個因素。”
而舟車的作用就在於“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7]“以便民之事……可以任重致遠。”[6]因此“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7]“足以將之，則止。”[16]在喪葬方面，墨子反對“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差通，壟雖凡山陵”[17]的厚葬做法，倡導“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17]的墨家節葬之法。總之，墨子的節用、節葬思想就是取法古者聖王的“節用之法：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16]
墨子把衣、食、住、行、葬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支出方面的節儉引申到禮樂制度上，則主張非樂，反對儒家所倡導的繁復侈糜的禮樂制度。《墨子》“非樂”篇開宗明義指出：“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墨子痛切地看到，“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銹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18]並以齊康公喜好“萬”舞而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為例，揭露了“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18]的問題實質。由此可見，墨子不是簡單地反對禮樂，而是針對驕奢淫逸的殘酷社會現實主張非樂。他把非樂的原因歸結為王公大人為了享樂而厚斂於民。
墨子節用、節葬、非樂等尚節思想是他面對“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6]的社會現實所發出的吶喊，雖然有壹定程度的“苦節”傾向，但其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現實合理性。“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19]墨子不僅在思想上有苦節的傾向，其行止更是壹個徹頭徹尾的苦行僧。墨者大多過著“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糧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19]的簡樸生活。其形象更是“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20]的苦修者。墨子本人則是身體力行“苦節”的榜樣，曾從魯國出發，“裂裳裹足， 日夜不休，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21]長途跋涉到楚國，說服楚王無攻宋。墨子取法大禹“形勞天下”，率領徒眾“以裘褐為衣，以屐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22]被時人稱為有“狂疾”[23]的人。也正是由於墨家過於苦節，後人在探究墨家起源時，猜測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24]墨子自苦至甚，乃至連“言距楊、墨”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認，墨家學派的人具有“摩頂放踵利天下”[25]的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莊子更是稱贊墨子為“天下之好也。”[22]但象墨子這樣自虐狂般的苦修，非人人可為。“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22]王夫之在談到“苦節”時所說的“孤行自尚，苦不可貞，亦危矣哉！”[26]用在墨子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盡管“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鑩循”[19]但墨子的尚節思想以其“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19]的現實功用，滲透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深層。雖墨學中絕，崇儉戒奢、艱苦樸素的尚節思想卻從沒有遊離於主流文化之外。 在先秦的百家爭鳴中，儒、墨俱為顯學，且彼此攻訐最烈。儒、墨的思想分歧很多，這裏僅以他們在“節”問題上的不同取向進行壹下比較。
儒、墨的尚節思想都與《周易》有淵源關系，但二者的取向不同。就儒家來說，主要繼承了節卦的節度思想。儒家的節有中節、時中、適宜、無過無不及等中庸的思想內涵。以孔子為例，孔子對節的認識和從中生發的義理主要體現在彖、象等“十翼”上。①節卦卦辭的《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認為節卦的根本在於得中，“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只有居當其位，以節來規制，才能
①本人認同《周易》“十翼”為孔子或孔門弟子所作的觀點。
中正以通
中正亨通，節卦的亨就在於中正以通。“甘節之吉”也就在於“居位中也。”而“失時極”的“不出門庭”和“其道窮”的“苦節”都違反了中庸“時中”的原則，是孔子所堅決反對的。在孔子看來，天地是四時和萬物產生的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27]道出了孔子的天道觀。根據《周易》，天與地就是乾與坤，就是陰和陽，是所謂的易之門，易之蘊。這對對立統壹的矛盾體是世界產生的基礎，“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28]在節卦裏，孔子在天地與萬物之間加進了四時，認為天地之節是產生四時的前提，所謂“天地節而四時成。”[29]“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10]“時”是孔子對《周易》的義理的壹大闡發。《坤·文言》“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大有·彖》“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豫·彖》“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在孔子看來，具有時、中特質的“節”是符合天道運行規律的。因此，孔子進壹步通過對自然規律的闡發，把突出時中內涵的尚節思想最終落在人事上，講求與天地同步，上順乎天，下應乎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並將自然界的“天地節”引申到社會秩序上，強調“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10]而秩序在孔子那裏是以禮樂制度的形式，表現著名分、地位的差異。“當位以節”更說明了節的重點是位，“列尊卑者存乎位。”[10]“其出入以度。”[29]這個位是不能亂的，位亂了必不節。所以節卦在為政治國上的功用就是“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由此不難看出，儒家從節卦中主要汲取了節度的思想，並進而發展了節的內涵和外延，使節、度與時、中等概念壹樣成為中庸思想的核心概念。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孔子在汲取節卦中所蘊涵的節度思想精髓的同時，對節卦所包含的節約、節儉思想也有所吸納，提倡“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30]對“壹簞食，壹瓢飲，在陋巷”[31]且不改其樂的顏回也是勖勉有加。但孔子更註重中庸，他既反對過奢，也反對過儉；既不主張太無節制，也不贊同自苦太甚。認為“奢則不孫，儉則固。”[32]如果非要在奢與儉之間選擇的話，孔子也還是“與其不孫也，寧固。”說穿了，孔子主張的是奢儉適度，適中有節，節儉與否要服從於節度，具體講就是節儉要符合禮樂制度的要求。如，在飲食上，孔子雖然“食無求飽”，但也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33]不過壹旦“聞韶”，亦可以“三月不知肉味。”[32]在祭祀問題上也深受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檎祭，實受其福。”[34]的影響，主張祭祀不在祭而在禮，祭品不在豐而在誠。孔子不贊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的做法，道出了“爾愛其羊，我愛其禮！”[35]的內心貞愨。
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
和孔子壹樣，墨子也對《周易》節卦的節度和節儉兩個主旨都有所繼承，所謂“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36]但墨子主要汲取的是節卦的節儉思想。關於墨子節儉主張前面兩個部分多有述及，此不贅述。墨子雖然更重視節用、節葬等日常生活、財貨日用的節，但他對《周易》節卦的節度之節也有較深的體悟。墨子的節度思想說穿了就是順應天誌，尊天事鬼。曰：“我有天誌，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37]“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38]而天何所欲？則“天欲義而惡不義。……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37]“順天義者，義政也。”[37]以此為政，“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39]墨子深刻地認識到在“上下交征利”的社會現實面前，不能單純靠“義”，還要靠“利”來引導。認為“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主要是“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16]並進而主張“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40]墨家這種利刑相參，誘之以利、齊之以刑的為政主張與儒家“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主刑輔治國方略是大相徑庭的。
三年之喪
儒、墨的分歧在尚節問題上表現得很突出。墨家原出於儒，“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41]墨子攻擊最多的也是儒家的厚葬久喪，認為“三年之喪”的厚葬久喪習俗使人長期悲哀，身心憔悴，“冬不仞寒，夏不仞暑”，“扶而能起，杖而能行。”[17]發出“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之法，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17]的詰問，指出“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42]的危害性。在反對厚葬久喪的同時，墨子也反對儒家過度的繁文縟禮和禮樂制度，並借晏子之口攻擊儒家“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42]墨子非儒，儒亦距墨。孟子主要針對墨子的兼愛論，指斥“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是禽獸也。”[43]而援儒入法的荀子則觸及到墨子的尚節思想，在認同“節用裕民”乃“足國之道”[44]的同時，指出墨子“上功用，大儉約”[45]的弊端在於“蔽於用而不知文。”[46]同時荀子也對墨子的非樂思想發表了不同意見，指出“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47]並把“樂”作為和“禮”壹樣的“治人”工具，推崇為“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47] 針對墨子的思想，荀子得出的結論是：“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44]
儒、墨殊途同歸
盡管儒、墨有這麽多的不同，在節的問題上，儒、墨仍不乏***同點。受《周易》影響，墨子也認識到“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48]的自然天道運行的內在規律性，並基於“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雌雄也”[6]的認識，將天道運用到人道中，主張“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谷孰，衣服節而肌膚和。”[6]這些都與孔子在《彖傳》中所說的“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的思想有著相同或十分相近的意思表示。至於墨子所說的“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裏，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39]的觀點則更象是孔子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29]的翻版。儒、墨思想中這些極其少見的***同點，正象墨子本人所說的，孔子思想“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36]在天地之節的問題上，儒、墨做到了殊途同歸。
在春秋戰國之際，面對同樣殘酷的社會現實，墨子主張以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來重建社會秩序，儒家則以宣揚仁、禮、孝的禮樂制度來重建宗法社會秩序。現實壹也，取法不同。儒、墨學說雖主旨各異、觀點相悖，但就象兩個相交的“圓”，在節的問題上，儒、墨既有交叉，又各有側重。盡管側重點不同，但其尚節思想皆受到《周易》節卦的較大影響當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