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對海內外存世版本進行了系統調查，梳理版本源流，版本校勘細致充分。例如《舊五代史》利用了日本靜嘉堂文庫藏邵晉涵舊藏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孔葒谷舊藏鈔本這些流散在海外的善本，《新五代史》則抽換了所有的通校本，利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多個宋元本，這些都是上壹次點校中囿於條件，未能使用的。
二是對新舊《五代史》的源出文獻及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排比互校，以揭示史文淵源，訂正流傳中的訛誤。特別是《舊五代史》，據《通歷》、《冊府元龜》、《太平禦覽》、《五代會要》等同源文獻做了大量的他校工作。
三是廣泛利用出土文獻，尤其是新出碑誌，進行細致的比勘校證。近三十年來，新發表墓誌數量眾多，成為學術界關註的熱點，也是修訂中用力較多的部分，對墓誌等石刻資料的運用是修訂本的壹大亮點。
四是對於學術界有關兩《五代史》的研究考訂成果，特別是點校本出版以來的各類補正考訂文章，作全面調查和搜集，予以適當吸取。
據中華書局編輯部的統計，《舊五代史》修訂本出校勘記3901條，比原點校本增加2195條，雖然篇幅僅及《史記》的五分之三，校記數多出443條；《新五代史》出校勘記1261條，較原點校本增加1103條。
這裏面的每壹條校勘都是嚴格、嚴謹按照古籍整理的標準。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每壹則校勘記都曾經過初點、復核、責編、外審專家的反復推證，務求必是。”
今人喜歡講學術創新，但陳尚君團隊在長期的點校工作中，時時警惕創新意識的誘惑，“仔細拿捏校史與考史的分際，任何細節的改動都從各種角度和立場反覆推敲論證，博取約出，多疑慎斷。”以歐陽修的名（繁體字）為例，到底是修、還是脩，陳尚君等人不僅利用歐陽修存世手跡和《新五代史》古本所署，在字義上辨析，再經北京大學鄧小南教授的審定，最終定為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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